起初，李德住进一家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由于李德既不经商，又没有其他足以证明身份的职业，而上海又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不引起怀疑，几星期后，李德又迁到公共租界一幢美国人的公寓里。
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以前与李德一起在德共内工作过的德国人阿瑟·尤尔特取得了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与其他苏区也有信使往来，消息比较灵通。尤尔特和李德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见面一次，他俩定期前往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看见窗台上放了一盏台灯或房间的窗帘打开半叶表示安全的信号后，才放心地推门进去。博古和张闻天（洛甫）都在苏联学习过，以前在莫斯科就与李德相识，懂俄语，张闻天曾留学美国，也会说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他们也能很随便地交谈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尤尔特还介绍李德与当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时报》驻华特派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素材。博古和张闻天安排史沫特莱与从中央苏区来的人秘密见面，使她了解红军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也有联系，宋庆龄向她提供了许多有关十九路军及两广军阀等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李德看了史沫特莱撰写的报道，从中又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
李德来华时间不长，对中国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自然，他获得的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于自相矛盾的情报。李德将搜集的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工农红军的军事情报，写成报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并附上草图，几次通过信使送往莫斯科。
1933年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张闻天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请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
经尤尔特批准，李德一路辗转，于该年秋天，来到了红都瑞金。
李德是红军的第一位外宾，又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在瑞金郊区的沙洲坝居住。早在临时中央刚迁入苏区时，博古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中间，修建了一栋约为100平方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三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令部约2华里，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仅二三百米，离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1933年9月25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被称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自己却又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感到束手无策，而李德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才生的到来，犹如下了一场及时雨。就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
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由于博古等人的信任，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指挥红军展开反“围剿”。
“图上指挥家”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
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
由于李德在“独立房子”里，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每当他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天黑夜，便立即到“独立房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党中央的博古、张闻天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因此，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就不断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他的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
（三）“送命的战术”
“短促突击”害死人
李德是一位“街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他针对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新战术。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即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当敌人离开白色堡垒推进200米至300米时，红军对敌人进行突击，消灭敌人。李德先后以华夫（意即“中国男人”）作为笔名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短促突击的战例》等8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4所军事大学宣传他的短促突击战术，还在红一军团的师、团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个通宵的短促突击课，并召开了部分指战员座谈会，进一步推销这种错误的战略战术。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且他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又所知甚少，他这一套战术理论不服中国的水土！
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指导下，反“围剿”开局即失黎川，红军伤亡千余人。李德震怒，下令撤了萧劲光的职。此次失利的责任并不在萧劲光，但他还是受到严厉的处分。
广昌战役损失大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在黄陂、东陂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十分恼火。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按照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五千多座水泥钢筋的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其实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1929年，鲁涤平向蒋介石转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岳撰文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德国人赛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
蒋介石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
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指挥30个师、3个旅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率9个师、3个旅由湖南向西推进。
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11个师、1个旅由广东朝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1934年4月，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瑞金的门户——广昌。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旴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会放弃广昌，甚至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1934年4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的《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战斗的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
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11个师，沿着旴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
红军方面组成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9个师，死守广昌。李德运用他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只是没有水泥钢筋，用的是木头架子，垒上泥土而已。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德国顾问赛克特也不顾高龄，亲临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
一场由两个德国人实际指挥的正规化大战，一触即发。
有着几次反“围剿”胜利经验的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这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万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战斗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出动7个师、1个炮兵旅，在三四十架飞机配合下展开大规模的进攻。炸弹、炮弹雨点般朝红军工事倾泻，红军的“土堡垒”不经炸，伤亡惨重。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国民党军队步兵徐徐推进，每次只推进一两公里，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站稳脚跟、配置好火力之后，再进第二步。红三军团组织了几次阵前出击，即“短促突击”，均未成功。一位排长对这种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很有意见：“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
经过5天激烈的争夺，广昌北大门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10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4月27日，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战斗十分惨烈，尽管红军战士拼死抵抗，广昌还是失守了。
广昌保卫战打了18天，红军伤亡5500人。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战斗以后，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脾气越来越坏，对李德的指挥十分不满，对拼光红军的打法憋着一肚子气。
5月2日晚，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约彭德怀和三军团代政委杨尚昆到头陂临时司令部谈话。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做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一见面李德就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促突击的？”这时，彭德怀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反问道：“我们没有重炮，没有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德怀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