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站在二十七岁的时间窗口，眺望十七岁那年那辆锈迹斑斑的单车，无端地生出些感慨来：十年的时间，就像隔桌而坐一样。
我搜索着所有和那辆单车有关的细枝末节，但其中的因果关系，经过了时间的发酵和抚摸，依然使我无法梳理。
那辆饱经沧桑的单车，驮着十七岁的我，满怀激动地行进在和我一样单薄瘦弱的公路上。道路两旁的水稻们低头倾听着单车发出的“叽嘎”声，一脸的阳光灿烂。我十七岁的下巴，高傲地翘起。右手大拇指按出去的车铃声，给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
是镇上那间写着“中国邮政”的绿房子，拉住了我的车轮。我连蹦带跳地从车上下来，将它支好，然后胡乱地上了锁。
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橱窗后的三个营业员正围在一起说着些什么。见了我，她们的谈话就像被刀齐腰切断了，然后，她们一起扭头看着我。我的脸腾地一下冒出一堆火来，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我……我……取钱。我哆嗦着从裤兜里挖出了那张被我的眼睛抚摸了大半个上午的汇款单，递进了窗口。
其中一个营业员扫了一眼，说，证件和印章呢？
我一脸的茫然，显得手足无措。
等到我明白过来，才知道想把这张写着金额的纸，换成相同数额的活生生的人民币，是需要履行一定手续的，就像我写稿、誊抄、邮寄、变铅字上报一样复杂。
我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般，从她的手中接过了原样退回的汇款单，仓皇地逃离了营业大厅。
去开车锁的时候，我遇到了那个我暗恋了很久的女同学。我一下子恢复了“作家”的自信，朝她笑了笑，说，我是来取稿费的。
还好她没问是多少，只是朝我笑了笑，就进去了。
现在想来，后来，我骑车到只有百来米远的地方刻印章时，心还一直咚咚地乱跳，以至“给我刻颗印章”这几个简单的字，都被我切割成了好几片，大概和那一朵微笑有关吧！
那刻章老头儿的目光，越过那副老花镜框的上沿，打量着车座上气喘吁吁的我，还以为我骑了老长一段路，有急事要办。
我从车子上爬了下来，支好了。按老头儿的要求，转身就在纸上写上“胡古越”三个大字。我想，这三个字，会在不久的将来，照耀中国渐渐暗淡的文学。
篆刻的活计就这样开始了。老头儿手中的刀，恍惚之间就变成了我手中的笔。他每一刀下去，就像我的文字，一个一个，跳进方格纸里。我看见了满天飞舞的汇款单，被那三个鲜红的“胡古越”，一张一张地敲过去。
我的美梦是被一个人拍醒的。
我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厌恶地扭过头去。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正凶神恶煞地瞪着我！
我慌慌张张地转过身子，整个身子靠在了刻章台边，感觉说话也有了点依靠。
你，你谁啊？
小赤佬，偷我的车，还敢问我是谁？
谁偷车了？
那男的拍了拍身边的自行车。
我突然发觉我的那辆车不见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辆崭新的“凤凰”车！
那车，像块巨大的铁片，把我压懵了。
等回过神来，我连忙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向刻章的老头儿求助。
大爷，你看到我刚才的车了，我没偷，我的车是旧的。
那老头儿大概也被弄糊涂了——一转眼工夫，车咋就变新了呢？然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还是去派出所说吧！那个男的边说边来拉我。
我甩了甩手臂，说，我自己会走的。
走了两三步，我回头叫上了老头儿，让他帮我去作一下证明。
当我们三个刚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我看见我的那辆破车，正有气无力地靠在墙壁上。真他妈的见鬼啊，难道它自己长脚走进来的。
有关我偷不偷车的事情，在经过了一番陈述后，那民警显得有些厌倦了，最后他的一句“看你还是个学生，我们也不追究了”，算是不了了之了。
那个男的愤愤不平地回头看了看我，推着他的自行车走了。那个刻章的老头儿，推了推眼镜，也走了。
于是，只剩下十七岁的我，和两三个穿着威严制服的民警在一起了。那种无法言传的孤独和无助，像潮水一样向我袭来。
我好说歹说，想要回我的那辆自行车。
你偷不偷车，我们已经不追究了。你说这车是你的，你拿行驶证来吧！那民警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的眼泪忍不住要下来了。我说这车已经破成这样了，还怎么拿得出行驶证呢？
我把好话又说了一箩筐，那几个民警却只顾自己聊天了。
等我小跑着回到学校的时候，下午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班主任已经在询问我的去向了。
我终于忍不住，开始了像我不争气的眼泪那样断断续续的叙述。自行车的真正主人——我的同学于飞说，不要急，我晚上回去找找。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事实也证明了我的猜想。
不久，母亲知道以后，拿出些钱来，让我给于飞，算是赔偿。
算了，一辆破车，值不了几个钱，于飞说，我路也不远，没关系的，同学一场嘛！
从那以后，家境贫寒的于飞，开始了步行上下学的高中岁月。
那辆车就这样丢失了。
当我写完上面这些纪念那辆早已尸骨未存的单车的文字时，电话响了。
胡作家，好久没见了，来喝我的喜酒吧！
我说，一定，一定，我还欠你一辆自行车呢！
于飞和我的笑声，在电话线两端，开成了两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