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阿列克赛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伏在有雕花纹饰的铁床上静静地写着，纸板被钢笔磨得沙沙直响。天已经完全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让护士开灯。他也没有想开灯。他进入了一种痴迷境界。他觉得他的心头升腾着一股明澹澹的气浪。那气浪搅得他不得不向前追赶。他清癯简净，心性高远。他的追赶让他很幸福……
其实写作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十分消瘦了。他不能不消瘦，因为他已经下肢瘫痪并双目失明。这就是1930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六岁，他还那么年轻。可是，他奇迹般地选择了写书。他器宇轩昂又文质彬彬。他最终成为了无数革命者敬仰的英雄。
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目视远方的墓碑雕像前，我凝神了很久。我恍惚看到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奥斯特洛夫斯基侧身雕像显得很清瘦，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脸颊也充满了向往和期待，那微微上扬额头，一缕头发被风撩起，洒脱，傲岸，刚毅，并且超然淡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右手就压着那部刚刚完稿的、后来声名响亮的书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墓碑上，还雕有他使用过的马刀和尖顶缀有五星的军帽。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曾经指引和激励过许多革命者。他的意义不仅仅是灯塔，也不仅仅是楷模，他活脱脱地影响了几代纯真又亢奋的中国青年。他们向往那个横刀立马的火红年代，也追随那个铸就钢铁的热血年代。他们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保尔·柯察金，保尔·柯察金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就是一个被奥斯特洛夫斯基感动过的“钢铁”追随者。
前不久，在我整理旧物时，竟然翻出了自己中学时期的一个塑料笔记本。那是一个珍藏了三十八的旧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有一段稚嫩的笔迹——“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1972年12月11日。”这个记录是以题记形式由十四岁的我写在笔记本上的座右铭。它涵盖着一个未成年孩子对未来的热血渴望与憧憬，也潜藏着一个懵懂少年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那时，我稚嫩的心纯洁而通透。
静静地，我弯腰向奥斯特洛夫斯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看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下摆放着一束鲜花，我知道，那大约也是一位与我一样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深切记忆的人敬献的，他（她）或许还是中国人。
新圣女公墓就是这样一块让我有怀旧感悟的思想殿堂。它静谧地掩映在莫斯科市郊一片绿荫之中。每一个安眠在这里的人，都有一个或风光旖旎或跌宕起伏的故事。它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或艺术或经济领域有影响的俄罗斯名人墓园。起初，我错误地判断，墓园无非就是由一堆堆隆起的比那些常见的土堆精美一些的坟茔组成。真正走进它，我惊诧地几乎叫出声来。如若不是墓地和穆幽静的氛围挤压了我，我恐怕会失控。准确说，它更像一个名人博物馆里的艺术雕像园。
这也许就是俄罗斯民族殡葬风俗与中华民族殡葬风俗的不同之处。它的每一块墓碑雕像都是一件艺术品，它精辟而凝练地概括了逝者的一生。看这个墓地你会感觉神清气爽，没有阴森森地狱的逼仄，更没有冷寂萧瑟的死亡之气。因为每一件墓雕上，都会有跨越生死界限的超然，会有与逝者灵魂沟通的顿悟，还可以与你讨厌的人进行自言自语的争执和对骂。这个墓园以其智慧又极富个性化的终结评价，艺术地再现了每一位逝者的人生履历。他们是一群活着的石头，活着的灵魂。
卓娅，一位中国中老年人大多知晓的卫国战争英雄。那是七十年前一场与纳粹德国进行的特殊战斗，苏联人以保卫祖国而赢得那场正义战争的胜利。卫国战争苏联死亡两千七百万人。后来整个欧洲都卷入了战争。少女英雄卓娅，就是在二战中被德军绞死的，牺牲时年仅十七岁。那个波澜起伏的故事来自一本叫《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卓娅是我从小就仰慕的女英雄之一。那本书的作者就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书中不仅写了卓娅，还写了卓娅的弟弟舒拉。舒拉在姐姐牺牲后，进入了坦克学校，毕业后以指挥员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然而，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也不幸牺牲了。在那场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经受着灵魂与躯体的双重考验。卓娅与舒拉如涅一般获得了重生。
眼前，卓娅是一尊凄美、精致的艺术雕像。卓娅被德军反剪了双手，衣衫褴褛，袒露着美丽的前胸，高昂着骄傲的头颅，面带微笑……那雕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卓娅宁死不屈的形象和完美的青春躯体，令人心动和敬慕。那是一种略带有凄美意味的敬慕。
肖斯塔科维奇是前苏联著名作曲家。他的墓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没有人像雕塑，只有简洁的音符……那几个简洁的音符不仅涵盖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辉煌，也阐释了肖斯塔科维奇用音乐传播信念、传播爱、传播和平的生命意义。二战时期，他激越的音乐支撑着人们为保卫和平而战斗。那首著名的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曲》，也叫《第七交响曲》，就一直回荡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硝烟里、战壕中、掩体上，是令世界为之倾倒的反法西斯经典音乐。
1941年7月至1944年8月，德国人把列宁格勒围困了整整三年零一个月。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军民共牺牲了九十多万人。德国人曾经宣布，1942年8月9日所有军官将集中在列宁格勒阿斯托里亚大酒店进行庆功宴，并且提前发出了请柬。然而，那一天到来时，酒店并没有举行纳粹的庆功宴，取而代之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音乐会。
我了解肖斯塔科维奇，起始于观赏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出。我的朋友、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先生在演出前正式介绍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艺术成就，并且指挥演奏了《第五交响曲》的章节。我听得十分投入，被一种难以叙说的情绪缠绕着，几天内似乎都不能自拔。我把感受告诉了张国勇，他说，这是你对音乐太敏感了，过两天就会好的。2009年6月，我在电视上看到张国勇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指挥俄罗斯国立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波罗乃兹舞曲》。胡锦涛主席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包厢中认真地谛听着。
张国勇曾多次在莫斯科执棒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鼻子》、《列宁格勒交响曲》等著名作品。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任教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1943年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除了《列宁格勒交响曲》，还有由果戈理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鼻子》，清唱剧《森林之歌》以及第十、十二、十三交响曲和大量钢琴、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他是前苏联成就卓著的作曲家。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墓前，我觉得我与这位作曲家有一种心灵的预约，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可以进行倾心交谈。我知道，这是我狂妄的遐想。回味那些起伏的旋律、悠扬的乐曲和跳动的音符，我感受到了那力挽狂澜的在血管里哧哧流动的力量。
说到果戈理，这位写过《死魂灵》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曾经给我这个文学爱好者留下过刻骨的铭记。他被誉为俄罗斯语言大师，著有《狂人日记》、《钦差大臣》等。他笔下的那些势利官员、狡诈商人、闲逸无聊之人、悲悯的下层劳工，无不浸透着现实生活的印迹，给人启迪与思考。鲁迅就非常欢喜果戈理，他的文章中会经常提到他。然而，果戈理仅仅活到了四十三岁。
果戈理生前曾要求人们，不要为他建墓碑，然而，事与愿违。早先他的墓冢并不在新圣女公墓，他的墓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迁移到此的。不过迁移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一位崇拜果戈理的戏剧家说服了看守墓地的修士，将果戈理的头骨挖走藏在了家中，待后来交出后，头骨又被果戈理家人运到意大利后失踪了。因此，果戈理的墓冢，实际上是一个空冢，并没有果戈理的头骨。当然，果戈理的墓冢修造得也是十分豪华，英姿勃发的果戈理半身雕像与黑色坚实的基座搭配得完美协调，显得庄重和雅致。我想，果戈理生前不要墓碑的意愿，可能就是对自己躯体的存放有预感，他不想让自己的“死魂灵”感到不安，然而恰恰相反，他最终没有得到“灵魂”的安宁。他变成了一个游荡的孤魂。
新圣女公墓还沉睡着我熟知的作家普希金、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舞蹈家乌兰诺娃，画家列维坦，电影演员舒克申，歌唱家夏里亚当、索此诺夫，科学家图波列夫、瓦维诺夫以及米格战斗机的设计者米高扬，在一个有些破败的角落里，还有一位中国人不陌生的人物——王明。这让我十分惊讶，王明竟然身着中山装，两眼没有表情地目视着前方。他曾经是中国革命史中无法躲过的高级领导人，在他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去苏联工作直至去世。我没有看到参观者与王明雕像“合影”。
赫鲁晓夫墓碑很有意蕴，它是让所有人都唏嘘不止的奇异墓碑。这位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没有按照惯例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之下，却令人蹊跷地安葬在了莫斯科西南角的新圣女公墓。这恐怕也是一个只有少数前苏联高官知晓的秘密。
赫鲁晓夫墓碑是两块由黑白两色花岗石交叉叠加而成的，其特点为，一边是黑色，另一边是白色，而在双方相互叠加的空隙中，隐露着一个黑灰色的大光头——赫鲁晓夫。领队说，这是后人对赫鲁晓夫功过各半的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经历的盖棺定论。据说，当年创作赫鲁晓夫墓碑的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曾经与赫鲁晓夫有过水火不容的矛盾。赫鲁晓夫曾当众批判过这位雕塑家。然而在赫鲁晓夫家人的请求下，涅伊兹维斯内完成了他富有挑战意味的雕塑。赫鲁晓夫的家人对此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安葬在这里，有为俄罗斯贡献的特殊意义。因为赫鲁晓夫在退休前已经沦为一名普通职工了。他作为特殊的普通人应该有特殊的石头雕像。
我为赫鲁晓夫家人妥帖的设想而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