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同样的原因，“硅谷”已不再是一个意义上的地理名称，部分是因为它所意味着的设计活动，现在已从南部的圣克鲁兹市扩展到往北驶过金门大桥的天行者牧场。此外，很多我所访谈的对话者都提醒我，硅谷的历史并非始于或是局限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海湾地区：如果没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博尔特科技（Bolt）、贝拉内克公司和纽曼公司，就没有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没有位于华盛顿州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PRA）的J.C.R.利克利德（J·C·R·Licklider）的慷慨援助，就没有增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没有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就没有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没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架构机器团队（MIT's 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就没有雅达利公司研究实验室（Atari Research Labs）；如果没有一百年前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西渐至美国，我们现在也就不会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教授研究生交互设计。在历史范畴的另一端，我希望这是显而易见的，即我决定写关于硅谷的特殊故事，并不意味着在世界各国的其他地区没有创新的设计师、没有有影响力的设计顾问公司、没有成功的基于网络的创业公司、没有重要的技术孵化器和杰出的设计院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都是在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里存在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这个故事里产品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读者不应该期望一本讲述“设计”的书会以专业拍摄的角度或为博物馆准备的产品那样有特色。至少我关心的是人和时间、理念和体系。我努力地追踪产品，从上游的研究实验室（这可能是它们的起源）至下游的客户，这些人会出售产品而顾客会使用这些产品。这一路上我尽力避免一些时髦术语，譬如“上游”和“下游”。
关于历史的每一项事件，排除了什么和包含了什么，程度是一样的，《创新》这本书也不例外。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也无法讲述每一场战役、每一个战略、每一件武器和每一位士兵的故事；史学家的艺术和工艺是由这样的意愿来衡量的：做出明智的选择、允许一件事物代表其他更多的事物、通过丰富细节捕捉到广泛的主题来充实文章内容，以及相反的一面，即给予独特的事件以充分的语境使它们富有意义。[4]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更加意识到，这里所有的人才、创意公司和创新产品都没有得到集中的关注。我所探讨的每一家企业背后都代表了其他类似的几十家企业；每一件产品背后都代表了几百件类似的产品。因为我的焦点已经转向使硅谷地区具备独特的特性上，整个学科——其体系结构，对于个人而言——必须等待更多个性化的处理。[5]我只希望能退一步，那么大多数读者将会发现整个画面是公平和准确的。
我做出的诸多决定源自我的努力，即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原创的、此前未发表过的第一手文献：包括大学档案、公司记录、商业和个人通信、图纸、原型、计算机文件，以及来自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时代的设计领导人的访谈。在这里，我从不同寻常的设计视角探讨了一些熟悉的情节，例如，斯坦福研究所和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桌面电脑模式的发展。相反，像常年盛开在苹果公司的魔法花园中的“酷毙了”的信息之花，在这本书中获得较少的关注，因为这些产品以及产品的创造者已经完全被商业、技术和大众媒体关注到了。我有幸能够接触到一大批不易获取的资料，在这本书中，我将这些资料留给那些对更容易理解的资料感兴趣的读者，他们可按意愿在网上搜寻。
我希望这本书能填补那些一直被忽视了的空白，并作为一根导火线，能同时激起硅谷历史学家（通过证明设计像任何其他因素一样地重要，能界定这一片地区）和设计史家（通过证明今日之设计已经远不止赋予形式和实物创造）的关注。我更多的是希望它能被证实是有教益的，甚至其中的故事可能会激励设计界的专业人士，这正是此书所致敬的人。
注释：
[1]安娜丽·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公路的文化与竞争》（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4—88页；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主编，《了解硅谷：对创业区的剖析》（Understanding Silicon Valley：The Anatomy of an Entrepreneurial Region），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克里斯托夫·勒屈耶（Christophe Lécuyer），《制造硅谷：创新与高科技的发展（1930—1970）》（Making Silicon Valley：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High Tech， 1930—1970），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
[2]玛丽亚·朱迪切和克里斯托弗·爱尔兰，《设计执行官的崛起》（Rise of the DEO），培生出版集团，2014年。设计执行官是一间公司的其中一位领导者，它与首席设计官不同，后者是一名雇员。蒂姆·布朗、多琳·洛伦佐、伊夫·贝阿尔和瓦莱丽·凯茜这些设计执行官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过言；比尔·莫格里奇和加迪·阿密特都在白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获得了国家设计奖（National Design Award）。设计领导人会定期出席年度科技娱乐设计大会。
[3]德尔·科茨与拉尔夫·舒伯特、查斯·格罗斯曼、约翰·加德以及笔者的一次生动谈话（2013年8月28日于圣何塞市）。
[4]有些读者可能会察觉到这里隐隐呼应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名著《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
[5]架构体系的起步较晚，这可能与硅谷本身的性质有关。而过去那些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往往趋向于对发生在内部的构筑活动进行结构上的表达——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Athens）有清晰可辨的构造；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在佛罗伦萨教堂建造的天堂般的大穹顶；由勤勉的阿尔贝特·卡恩（Albert Kahn）设计的胭脂河装配工厂（River Rouge assembly plants）——关于建筑师如何“表达”书写代码的活动，在这里并不太明显。默认的解决方案是整体的立墙平浇建筑法——在厂区外制造，然后用卡车运送到高速公路沿线的（后）工业园区，衬托出企业首席执行官们位于山顶的价值三千万美元的新帕拉迪奥式别墅。但正是微型芯片的尺寸要求帮助工业设计师从功能主义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因此，信息经济所展示的需求——及其惊人的财富——激起了以下这些机构颠覆性的新设计，如脸书公司［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苹果公司［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以及谷歌公司（NBBJ建筑设计事务所），还有三星公司、英伟达公司（Nvidia）和斯坦福大学。“信息架构”可能会激发出一个真正的“关于信息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