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终于安静了下来，她喘匀了气，拉着全力继续往前走。天已经大黑，路灯早亮了，只是路灯有些年数了，昏昏黄黄的照不了几步路。其实不用路灯，她摸着黑也知道，再走三五步，往右一拐，就是那座带围墙的灰砖院子了。她已经蹚过好多回路，她晓得进院左手的第一间屋，就是那个人的住处。昨天夜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把今天见面该说的话，想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早上一起来，她又有些糊涂了。她只记得开头和结尾：开头的那句话是我知道你们的事，结尾的那一句话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过了。而开头和结尾的中间，还是一片宽阔的空白。中间的话并不重要，她对自己说，有就有了，没有也无妨，她只是想过来给那人看她的肚子的，肚皮里的孩子胜过一千一万句话。
静芬抻了抻全力的手，说一会儿进去，见着她，你就说把我爸爸还给我。全力问谁是她？静芬说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反正一会儿我扯一下你的手，你就说这句话。记住了？
全力茫然地点了点头。静芬就叹气，说我要有个小子多好，能替我出头呢。
两人往前又走了几步，就进了那个院子。天入秋了，街上瑟瑟地刮着风，落叶在台阶上打着旋，院子里已经没有了乘凉的人。静芬站在那扇门前，心咚地跳了起来，跳得一条街都听得清。她抬了抬手，正想敲门，却发现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屋里坐着一个女人，正在灯下看书。
“关门坐下吧，外头凉。”
女人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纹，仿佛一个晚上她都在等着她的来临。
静芬在女人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全力就站在她的两腿中间。话已经爬到喉咙口了，只等着女人给她最后一扯。可是女人没说话，甚至也没看她，女人只是打开抽屉，从里头拿出一个苹果和一把小刀。女人的抽屉底下蒙着一张塑料布，布上印着一团一团说不清颜色的绣球。女人像是有些近视，把眼睛低低地凑在苹果上削皮。女人的动作很慢，仿佛在雕花，果皮簌簌地颤抖着，却一直没断。女人穿着一件洗成了白色的双排扣列宁装，里头翻出一条姜黄色的衬衫领子。头发是烫过的，用一块花手帕在脑后扎成一根蓬蓬松松的辫子，女人露出来的颈子像是一段在米醋里泡过的藕。
女人的房间很小，只容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女人甚至没有厨房，只在墙角摆了一个铅皮的小煤油炉子。小归小，女人却在每一个角落都下了功夫。女人的房间一尘不染，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枕头边上放了一个敞着口的小布兜，里边装的是夏天里攒下来的干茉莉花。女人的墙上挂了一幅画，不是天安门工农兵，也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一群裸着上身的男人在海边拉纤。男人腰背上的肌肉高高隆起，黝黑闪亮，仿佛吸满了四季的太阳和海风。女人的桌子上摆了几本书，书上边压着一个红木小镜框，里头是一个男人的照片。男人颧骨很高，眼睛很深，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瘦得仿佛经不起一阵轻风。
女人终于削完了皮，那苹果赤身裸体地躺在她的手心，白净得犹如一枚剥了壳的鸡蛋，果皮在桌子上蜷成一条青绿色的蛇。
糟蹋了，那么好的皮。静芬暗想。
女人把苹果送到了全力嘴边。全力没有看妈妈，因为她知道此刻妈妈和苹果之间，她只能选一样。妈妈总是在的，而苹果不是天天都有。其实她也不是没见过苹果，她只是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完整的一只苹果。家里偶尔买了苹果，妈妈总是先切成两半，一半给爸爸，另外那一半再切成两半，她和妈妈一人一份。
诱惑太大，力气不够，她扛不动，她低着头从女人手里接过了那只苹果。
“这是朝鲜运来的国光苹果，温州城里很少看到的。好吃吗，全力？”
女人和善地说。
全力吃了一惊，“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女人说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妈妈上白班的时候，你就在邱阿婆家里吃饭。还有，你最怕疼，上医院打针，两个大人都按不住你。
全力终于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了，她从两口苹果的间隙里抬起头来，口齿不清地说我不怕疼，一点也不。
女人歪头看着她，说怕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比你更怕。我就佩服那些革命烈士，我要是让敌人给抓住了，还没上刑，可能就成了叛徒。
“你跟崇武，也说这样的话么？”静芬结结巴巴地问。
问完了她就意识到，这不是那句一路上都堵在喉咙口的话。昨天想了一夜的开场白，不知怎的，竟让这句全然无关的话半路杀出来抢了先。
“我从来，不对他说假话。”女人说。
女人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只苹果，慢慢地削起了皮。
“其实，你用不着等老全出差了，才来找我的。”女人低着头，缓缓地说。
天爷，她叫他“老全”！静芬只听见崇武的同事叫他“全书记”，领导叫他“小全”，邻居叫他“全力爸爸”。她是第一回听见有人喊他“老全”。他才二十九岁，这个女人却叫他“老全”。这个“老”字就像根裤腰带，女人用它轻轻一下就把他拴进了她一个人的地盘。
“我知道，你一直在跟踪我。”女人说。
静芬像挨了人一巴掌，哗的一下，一身的血涌上了脸，脸顿时涨成了两叶猪肝。她是来抓贼的，可是她现在反成了贼，她觉得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她往椅子里缩了缩身子，她突然不想让这个女人看见她的肚子了——她知道她这会儿的样子难看。
惶乱之中，她扯了全力一下。全力的苹果突然噎在了喉咙口，她抬头看了妈妈一眼，茫然不知所措。
静芬又扯了她一下，这回全力就想起了妈妈要她说的那句话。她不知道那话是什么意思，但她依稀知道那不是一句好话。她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话的，可是这只脆甜无比的朝鲜苹果改变了一切，她在咬第一口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脊背上的那根骨头。
“把你的爸爸还给我。”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嗫嚅地说。
女人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咯咯地笑了。女人的笑像清水从嘴边那两个浅坑里渗出来，一路漾到面颊，漾到额头，满脸便都是流动的光亮。看着看着，静芬就走了神。女人像镜子，一下照出了高下贵贱。崇武跟这个女人站在一起，才真是般配。
崇武和自己，就好比是一个饿极了的人，着急忙慌地去市场买米，见着第一箩立时就买了。再往里走几步，方知道那第二箩才是真正的没有虫子的新米。这事怨不得那买米的人，也怨不得那第二箩米，要怨，也只能怨老天爷把箩筐摆错了位置。
“你爸爸本来就是你的，谁也拿不走。”女人终于止住了笑，用手揉了揉全力的头发。
静芬扯起全力，拔腿就走。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她就要恨自己了。她只想地上有一个坑，她能钻进去，永远不要见人。她才是贼，从那个女人手里偷走了本该是她的东西。
一直走到拐弯处的那根电线杆底下，静芬才站住了，捂着胸口喘气。
“妈妈，你在发抖。”全力轻轻地碰了碰静芬的手。
静芬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她知道是那个女人追出来了。
“这是我织的，手艺不好，可毛线是全羊毛的，暖和。”
女人递给她一个布包。打开来，是一件天蓝色的婴儿斗篷，帽子和领子的衔接之处，穿着一条白色的缎带。
“我会叫他，每天回家吃饭的。”女人说。
回家的路静芬走得很快，全力一路小跑着也追不上。天黑得厉害，不知是谁家的狗蹲在路口一声一声地动山摇似的狂吼。妈妈没有回头等她，妈妈明知道她害怕狗。
全力咧了咧嘴，突然有点想哭。她觉得这个晚上糟糕透了，都因为她从那个女人手里，接过了那只不该接的苹果。
过了些日子，除四害的风声平息了些，世上又出了几桩别的热闹，剿灭雀子就不再是头等大事了。
“你该走了。再说，我哪有这么多米虫喂你？”
有一天，我的贵人拿了一把剪子，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她是来剪我脚上的绳子的。
我的贵人肚腹已经很鼓胀了，外套底下的两颗纽子扣不上了，便随意敞开着，露出里头一件挂了丝的毛衣。我的贵人实在是个不懂得打扮的女人，身上穿的永远是说不上颜色的衣服——那是深浅不一的衣服混在一个水桶里洗出来的结果。
“妈，我不想叫雀子走。”她的女儿扯住她的衣襟说。
她女儿穿的那件毛衣也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了，袖口耷拉着长长的一根线。
“雀儿有翅膀，就得飞，跟人一样，有脚就得走路。我拿根绳子把你拴上了，叫你走不得路，你难受不？”妈妈说。
女儿想了想，就没了话。
绳子剪断了，贵人把我放到了她的掌心。她的手掌有很多裂纹，在一只雀子的眼中那就是深沟。贴着那些纵横交错的沟壑我感觉温暖而安全，我一点儿也不想离开。
我的贵人打开窗子，把我往天上一抛，说你飞吧，越远越好，远了才有食。
我已经很久没使过翅膀了，翅膀像是用糨糊贴在我身上的异物。我跌跌撞撞，摇摇欲坠，是风勉强托住了我。我挣扎了几下，我的脑子开始和翅膀对骂。脑子是个泼皮，又凶又倔，翅膀不是对手，最终在脑子跟前服了软。我再往下一看，突然看见了屋顶两垄瓦片中间长出来的一棵小树，才明白我已经飞高了。
虽然我每天都能从窗口看到天和云，但是玻璃窗里的天和云与玻璃窗外的天和云却是如此不同。外头的蓝和白都带着刀子，稍不留神就割你的眼睛。树已经不是先前的树了，它们已经换过了一层皮。从前的那层皮是清一色的绿，而现在的这层皮说不清颜色，有点黄，有点红，又有点灰，像我的贵人没洗明白的衣服。我看见街边的那棵槐树下有一群男孩在抢一只皮球，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撞倒在地上，倒下的那个没哭，哭的却是撞人的那个。我看见一个男人的肩膀上驮着一个小女孩，大概是他的女儿，也许三岁，也许四岁，看上去依稀像全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全力，其实全力从来没骑过她爸的肩膀。全力不仅没骑过她爸的肩膀，她甚至没有拉过她爸的手——那是题外话。我还看见一个驼背的老头扛着一只圆肚子的小铁炉子在喊“爆米花啰”，那个“啰”字拖得很长，拖到最后没了力气，就拖成了结巴。有一个女人从家里舀出一杯米交给老头，老头把米倒进铁炉的肚子里，黑压压地立刻围上了一群看热闹的孩子，都捂着耳朵，期待着也害怕着米炸成花的那声巨响。冥冥之中孩子们仿佛已经知道了，这一杯闲米，这一声巨响，将很快从现实中淡出，变成模糊的记忆，因为一场饥荒已经隐隐地匍匐在街口等待着他们了。到那时缸里再也不会有可供爆花的闲米，驼背老头的铁炉子，也将躺在一个墙角里慢慢生锈。
街上的热闹实在太多，我看着看着，就忘了时辰。我毕竟不过是一只几个月大的贪玩的雀子。
后来，天渐渐晚了，街市的景致一样一样地暗了下来。我突然有些害怕，我想家了。世上纵有万般的新奇，可是在那一刻里，我还是想念那只沟壑纵横的手掌。
我费了一些力气找到了回家的路。我在那个熟悉的窗口停下，隔着玻璃，看见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男人的两只眼睛分作两个用途，一只盯着碗里的饭食，另一只爬在碗沿上，看着摊在桌子上的一份报纸。
“不就是说错了几句话吗？已经处理了，还要加刑。有这么严重吗？”男人自言自语道。
“谁啊？”
女人凑过头去，也想看一眼男人的报纸。男人抖了抖手指，把报纸抖到了离自己更近的地方。
“说了你也不懂。”男人说。
男人又接着看报纸，这回看的是中缝。
女人突然听见了窗户上的响动，她转过身来，发现了我，脸瞬间被惊喜洗成一片绯红。
“皇天，是雀儿。这雀儿走了一天，又回来了。”女人兴奋地扯了扯男人的袖子。
女人和女孩扔下饭碗，踢踏踢踏地跑过来开窗子。我哗啦一声飞进来，停在了女人的掌心。女人的手上永远沾着水，每一条沟壑都还是原先的样子，我安了心。
“这小东西，还真找回来了。”男人扫了我一眼，脸上裂开了一条缝。
我回家三个星期之后，我的贵人，那个叫朱静芬的女人，生了。她是在走路时绊在一块水泥板上摔了一跤而早产的，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才回家。当她坐着三轮车进门的时候，我的心抽了一抽。
那天让我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贵人。半个月没见，她一下子瘦了一圈也白了一圈——是那种血被抽干了的惨白。第二件事是那个裹在棉被里的婴孩。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那张布满皱纹的小红脸上，长着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正正地生在眉心，只有我能看得出来，那是一只天眼。
这个孩子从钻出娘胎的那一刻起，就得为那只眼睛遭罪，因为她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婴儿裹在一件天蓝色的绒线斗篷里，靠在椅子上晒太阳。靠在这里是一种委婉说法，更准确残酷一点的说法是绑。婴儿还不懂什么是坐，大人用一根布带把她绑在椅背上，勉强固定成一个和坐相近的姿势。
孩子哭倦了，脸上挂着泪，正闭着眼睛养神。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大人们会渐渐发现她经常嗜睡，没事就爱闭上眼睛。当然没有人知道，她其实就是看得太多，她的眼睛累了。
“让我抱一抱她吧。”鸭蛋央求说。
鸭蛋是邱阿婆的远房亲戚，初中毕业两年了，不安心在乡下种田，就跑到城里来想随便找份事做。正赶上静芬生产，邱阿婆就把她送过来照料静芬坐月子。
“得狠一狠心。我坐完月子回去上班，托儿所的阿姨哪有时间抱她？整天这样哭，叫人背后说全书记家里娇惯孩子。”静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