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文章题名为《鲁迅三十年战斗的起点》，一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在他三十年的伟大战斗中间，他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最可贵的品格，不同于那些翻筋斗的作家，而显出了光辉的存在。”甚至关于个性解放问题，这位主编也义正词严地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不能忘记，‘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是和反帝反封建的，争取进步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个时代的精神，已不是向上发展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了。正因为这个时代的个性解放，必须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争取进步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内容，所以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必然会产生对于已经垂死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所采取的否定态度。”这两篇文章都收辑在这位主编的题名为《向着真实》的集子里，我作这些摘引，不过是想提醒作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是不是仍能“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
《新启蒙》的理论家们，不只是这位主编，这样歪曲和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歪曲和否定鲁迅在30年代反击反革命文化“围剿”中的辉煌战斗，无非要证明他们的一个论点，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取得的胜利，是“中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根本原因（刘再复称之为“启蒙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失落”）。因此，“新启蒙”者们认为，要继承“五四”，接续起“五四”的启蒙，就得抛开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称之为“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另搞所谓“现代化的新启蒙”，即“首先必须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树立一个人道主义的，以实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的创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作为改革精神的动力”。他们还厚脸皮地声称，这种价值体系才是“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
然而，这种抽象的主体、自我、民主、权利、人道主义、价值、尊严、自由等等，究竟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在当今的世界上，的确是有这样一股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思潮的鼓吹者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宣扬的却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套。至于他们最终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现在已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了；如果今天的中国也用这些货色“作为改革的精神动力”，它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向何方？1989年的动乱和暴乱，不就是这种“启蒙”的恶果么！这些开“启蒙”药方的“知识者”们，不少人都在天安门前或各地的舆论阵地上有着自己的亮相。
所谓“新启蒙”，他们要接续起“中断”了的“五四”“启蒙”，实际上不过是在召唤资产阶级思想的亡灵，要我们“补”资产阶级的课，用资产阶级的文化观、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航向。他们最不满意艾奇逊在1949年提出的中美关系“白皮书”里所讲到的那个“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概念了，认为正是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倒霉”！其实，这并不怪艾奇逊，而是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坚持走民主个人主义的路，而他们的鼓吹民主个人主义的主张，就是在呼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以达到所谓“变革”中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两种文化性质的论争，实质上仍然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条发展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的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政治概念，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回避，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文化也是脱离不开政治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曾几何时，不正是这类“新启蒙”思潮的泛滥，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么？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要“回归”那“失落”了的“启蒙精神”吗？当《新启蒙》出台的时候，香港一家报刊不就有过这样的欢呼雀跃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界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夕，喜见《新启蒙》论坛的出现，显示在大陆上几起几伏的民主思潮，将有新的发展。许多人都已看出，1989年在中国大陆上最走俏的热门话题将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还说：“只有走顺应世界潮流，切合国情的，真实而非装腔作势的民主之路，蛇年是否有较大的转机，且看中共党政者的举措。”
这可真是一语破的！什么“新启蒙”，什么接续那中断了的“五四”“启蒙”，这才是装腔作势！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是借“回归”“五四”“启蒙精神”之名，否定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启蒙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道路；他们把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等都诬蔑为极左思潮，以便于铲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赖以生存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按照他们的分析和描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五四”就开始错起，从“五四”就不该唤起人民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也就是不该“启蒙”人民去救亡，甚至不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应该牺牲农民，或者“启蒙”改造他们的“国民性”，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之路，那岂止没有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没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史！
自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江泽民）。但是，在今天来说，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的确还具有现实的威胁性。它们向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渗透，并寻找它们的各种代理人，是决不会停止的。更何况我国也还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存在。这些代理人的要求是一定要在意识形态有所表现，也一定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有，“新启蒙”倡导者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后来还大多留在党内，也并没有听说他们的思想有什么改变，或许他们还认为，他们那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才是“真马克思主义”！果真如此，还应当给他们以充分说明的权利。毛泽东同志讲得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20]
问题只在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思想文化机关，要清醒地正视现实，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我以为，占领就是斗争，世界上决没有空白的阵地，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强力的支持，就是在违背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表现的时候，能够同他们进行辩论，以明辨思想理论是非。否则，马克思主义阵地还是不能巩固的。
1991年8月7日于北京
注释：
[1]《浮士德与城·后记》。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3]《胡适文存·自序》。
[4]鲁迅：《热风·〈五十九·圣武〉》。
[5]鲁迅：《自选集·自序》。
[6]鲁迅：《自选集·自序》。
[7]鲁迅：《二心集·序言》。
[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9]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13]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14]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4月23日。
[15]鲁迅：《致胡今虚信》，1933年8月1日。
[1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17]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8]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
[19]鲁迅：《半夏小集（七）》。
[2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