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新民主主义论》兼评《新启蒙》的某些观点
一
从“五四”“启蒙”中继承什么，这是很大的题目，而且其中还间隔着一个整个的时代，即在这已逝的70多年中，我们的文化从“五四”“启蒙”中继承过什么、发展过什么？鲁迅说得好：“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做了极为精辟的概括和论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我以为，这不仅是对党和国家的当前文化建设政策与理论的阐释，而且是近年来文化战线上一场大论战的历史的总结。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代表我们党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这既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也决定着我们继承什么遗产，从什么样的文化基地出发。人所共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一直在指引着革命文化的方向，它的开端，就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是的，“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只“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其开始，还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他们所接受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如达尔文学说、尼采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学说，都曾吸引过热烈追求新思潮而尚无鉴别能力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如杜威和罗素的学说，还曾得到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如胡适的狂热鼓吹。但是，毕竟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屡遭失败的中国，人们更着重于探索反帝反封建的救国的真理。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所指导和主办的刊物，如《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都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星期评论》虽然也散布过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它却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为主要内容，客观上还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觉悟》则更为进步一些，公开打出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旗帜，表现了较为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同时也还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这个学会还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东京成立了分会，出版了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尽管这个学会的参加者成分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他们所宣传的思想也大不一致，但这个学会却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对传播新文化和新文学做了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和他们创办的刊物《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都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五四”后创办的《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思想，宣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南方的革命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最早适应“启蒙”运动而诞生的《新青年》（1915年创刊），这时也已发生了重大的思想变化。
总之，据不完全统计，“五四”后不到一年，出版新报刊竟达400余种，尽管它们的政治色彩不一，思想立场各异，但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革新文化的运动，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然而，如果从“启蒙”的意义来讲，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已不同于早期的《新青年》，那时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还是许多改革者论述青年、妇女和教育以及家庭、婚姻、社会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五四”以后，使“启蒙”有了新的内涵，并赋予它以革命实践意义的，却不能不说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这时还不够成熟，还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反映着先进阶级的历史动向，代表着势不可挡的新兴的潮流，而且“五四”文化革命的愈益深入，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精神，也日益显示出它的掌握群众、与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军阀政府是十分敏感的，他们多次称之为“过激主义”，并视之为洪水猛兽，明令加以禁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也随着形势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化。***与胡适的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五四”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分化的标志。的确，胡适曾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他的主张，在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方面，也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却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文学革命论》；而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则又是“在这里（指《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的鲁迅。[2]至于在文化思想上，胡适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到了“五四”爱国运动刚刚过后的1919年6月，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编了《每周评论》，立即取消了该刊富于战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并把它变成了杜威鼓吹实用主义的讲坛；紧接着在7月（《每周评论》31期）就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放弃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等文章，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续鼓吹他的“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直到他出版《胡适文存》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仇视。他说：“……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胡适不仅在“五四”当时，代表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右翼，首先站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新青年》，而且终其一生，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站在“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对立面。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为胡适之流的分裂活动所吓倒。***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并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的思想。紧接着，又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广泛地争取了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军。“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报刊阵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化了。特别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的主持下，刊登了大量评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更是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随后他又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直到1920年3月，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新青年》虽因那期马克思主义专号，胡适以为有了篡权的借口，要求由他一人独编，但由于鲁迅等的坚决反对，改由陈独秀一人独编，很快就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也促进了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中国“五四”前后的几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在当时就都已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被毛泽东同志尊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当时他虽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热情地欢迎和赞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了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4]而且作为“《新青年》团体”中的一员，他多次充满自豪感地声明：“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5]
因此，如果说，五四运动也蕴涵着思想启蒙的内容，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至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武库中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等，也曾为先进的中国人当作救国救民的药方加以输入，如孙中山先生就“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而从文化战线上讲，鲁迅也正是这“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也曾相信过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信条。但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以能始终站在“革命前驱者”一边，组成坚强的左翼，正是因为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6]这怀疑，不只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失败，而且也因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不适合中国现实。因此，在他“五四”以后的作品和杂文里，一方面不断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如《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以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一方面又以切身的经历与战友的遭际，形象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那些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虚幻的信条如何在知识分子奋斗中的失败，如《彷徨》中的《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而也正因如此，才使鲁迅能由“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最终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切的观察之中觉悟到：“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7]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照耀下，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发轫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但它的声势规模的日益扩大，却是经过“五四”运动，文化斗争与政治运动相结合之后。“问题与主义”之争，划出了分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倒戈，转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却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方向。上海共产主义者创办的《共产党》月刊问世了，有了旗帜鲜明的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阵地，《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先后出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活动，于是，一个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21年7月1日诞生了。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进一步推动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的生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