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元残余势力经常伺机南侵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之间的广大地区，设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镇命大将统兵守御，合称九边。中宁恰在宁夏与固原二镇之间，地当要冲，但民不安生，所以从洪武三年至五年（1370~1372年），陆续将灵州、鸣沙州的百姓迁往陕西一带，以为防御之策。后来，明朝的军力强大，足以抵御鞑靼的侵扰，才有移民来屯垦。
明代以来的数百年间，有一首民谣在中宁广泛流传，妇孺皆知：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说明，中宁的子民多是从山西迁徙而来。明朝为什么把山西作为迁民之出发地呢？因为，元末中原地区兵乱荒役之时，“表里山河”的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疫较少波及山西，战乱亦少，显得相对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邻省，山西就有点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样子；再者，相邻诸省亦有大量难民逃亡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多人。因此，山西就成了向外移民的重点地区。明初规模较大的移民有十四五次，每次移民动辄数千户，甚者户数逾万。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自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即以今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中心，而以临汾附近的洪洞为最，这与洪洞县人口稠密又地处交通要道不无关系。在洪洞县城北1公里处，有座广济寺。广济寺为唐贞观年间的建筑物，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唐宋以后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大，常驻驿官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万民萦怀的大槐树就在广济寺旁，驿道从树荫下通过。因临近汾河滩，河滩上的老鸹便在古槐树枝杈间构巢垒窝。明初移民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会集之所。移民活动大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槐叶已经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不忍离去，频频回首，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从山西迁徙四方的人们，寄居他乡，把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故事流传给后人，聊解思念故土之情。
中宁县宁安乡殷庄村农民郭风召说：“我们郭家原有家谱，有祠堂。家谱在清同治年间因兵祸遗失。听祖辈代代相传，家谱载明祖籍山西省汾阳府洪洞县北社里村，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由官府强制迁移至此。同时从社里村迁来的郭姓有18户（每户先来1人，编者注），每户发耕牛1头、犁1张，因此人称郭姓住地为‘十八犁’。当时迁来户与原洪洞县未迁的郭姓各执铜牌半个，以备日后探亲寻祖时为证。有牌证者，老家的人可招待食宿并借给路费。后来回乡探亲者往往长居不走甚至多要路费，惹气了祖籍的人们，便把铜牌收回，从此与祖籍洪洞断绝来往。”现在郭姓在中宁县是大户，人丁兴旺，住地分散，宁安乡的郭庄村、殷庄村，康滩乡的大滩村，余丁乡的黄羊村、余丁村，石空镇的关帝村，这些村的郭姓人家都是明代从洪洞县迁移过来的。舟塔乡潘营村农民光银盘说：“我们光家原有家谱，同治年间因战乱丢失。我们光家原籍是山西省绛州府城内光家巷，明洪武年间由大槐树下迁徙于此地。同时迁来的还有潘、严、李、赵、叶五家，现在舟塔乡的光、潘、严、李四姓户族较多，人丁繁盛，赵、叶两姓于同治年间因避兵祸逃亡他乡。”
县城西门外1公里处的王家桥，也就是现在的宁安乡郭庄村二队，过去有一棵大榆树，是县内有名的“树王”。这棵大榆树是在明洪武初年长出来的，后来长成参天大树，树身高十余丈，主干七个人伸开膀子才能合抱过来，树冠伞状，占1亩地大。这棵榆树历经5个世纪，虽遭遇过不少天灾人祸，但依然活到1958年，后来因“大炼钢铁”被砍伐。据树主人张发达老先生生前讲，他们的祖先原是山西汾阳府洪洞县人，明朝洪武初年迁徙至此。迁来后定居王家桥，分到了土地。不久在分到的一块地里长出了一棵小榆树苗，后来长成了大树。祖先们为了怀念山西祖籍的大槐树，便把坟地选在大树下。因为迷信，坟地里的树木人们不敢随便砍伐，更不敢用这种树木做器具，所以这棵树才能长成这么大。县城西门外朱家庄（今宁安乡郭庄七队）农民朱廷玺的上耳房内也长着一棵大槐树。树为什么长在屋内？据朱家人讲：“我们祖先由山西大槐树下迁移至此。祖先们为了不忘祖籍的大槐树，定居后，就在屋前种上一棵槐树以示纪念。后来树长大了，人口也增加了，居室需要扩充，为了留下对祖籍大槐树的怀念，宁肯把树留在屋内也不愿把它砍掉。这棵树直到1976年园田规划时才砍伐掉。”虽然两棵象征祖籍古槐的大树被砍掉了，但移民后裔们的那种古槐情结还世代相传。
大量移民迁来，需要修筑堡寨安置他们。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宁境内除鸣沙有古城外，其他堡寨都是明代修建的，修建最早的是宁安堡，建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其次是枣园堡，建于弘治元年（1488年）。嘉靖九年（1530年），又建了新宁安堡，简称新堡。还有张恩堡，建于隆庆元年（1567年）；石空堡，建于万历三年（1575年）；永兴堡和张义堡，二堡均建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渠口堡，建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铁通堡，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此外，恩和堡建于万历年间，具体某年失考，当时名威武堡。
宁安堡的建堡年代，除了史籍上的文字记载外，还可从一口大钟的铭文上得到佐证。
1959年秋天，在中宁县铁厂收集回炉的铁质器物中，发现一件文物，是县政府院内一口用来鸣报开饭时间的大钟。后来，大钟上的铭文被人抄录下来，大钟却消失在县铁厂的高炉内。
经过证实，知道这口大钟是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中卫参将蔡英主持修建宁安堡时，给城堡寺庙铸造的观音堂大钟，是中宁县城始建时的一件珍贵文物。
宁安堡观音堂大钟高4尺（钟把未计入），内径2.7尺，钟口厚1寸，呈波状牙口。钟体外表的上部刻4层铭文。第一层分为四句八方，每方两个字。这四句是：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生辉，法轮常转。第二层下面竖写标题一方，文曰：大明国陕西宁夏中卫河南宁安堡观音堂发心铸造鸣钟一口。标题的左下侧署名：管屯千户曹纪同主持僧真源众信人等。标题的右侧线外，自左而右排列着几个小方块。第一方是钦差左参将蔡英与其妻、妾、弟、子共9人的题名。第二方是本卫指挥杨忠等18人的题名。第三方是千户曹纪与其母、妻、子、媳、孙7人的题名。第四方是千户李能与其妻、妾、子、弟、弟妻等11人的题名。第三层只有横线，没有划方，有千户、千百户、百户等34人的题名，其中个别兼题亲属姓名。在第三层末尾还题舍人张昙等19人的姓名。第四层题主持僧真源和徒弟如共，其余15位僧人、信士只列了人数，题名总人数达七十多人。
这口大钟铭文告诉后人，蔡英是主持开创宁安堡屯区的中卫参将。据清朝《乾隆中卫县志》记载，宁安堡始建于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蔡英是京师人，成化二十年（1484年）调任宁夏中卫左参将，弘治元年（1488年）调离中卫，在任4年时间。开创规模宏大的宁安堡屯区是他任内的重大任务。当时，新建屯堡、修筑堡城是要由巡抚奏报，朝廷批准，国家出钱，调用军工的。新建宁安堡屯区不同于一般建堡工程，互相联结的重点工程有六大项：一是在当时的清水河口以西（今肖闸以西）修一道拦河大坝，使宁安滩归靠黄河南岸；二是舟塔以西黄河南岸开口，兴修宁安滩引黄灌溉的柳青渠；三是上延七星渠口到柳青渠口的西面；四是在七星渠新渠口南侧加修一道贴渠，利用该渠较高水位灌溉七星渠以南的烟筒山北麓坡地；五是处理清水河对屯区的干扰问题，开辟龙坑沟；六是建宁安堡城。据民国年间勘测，城堡周长约1500米，坐向南偏东2度，东西宽264米，南北长443米，呈长方形。这就是现在中宁县城所在地宁安镇的中心地带。宁夏当局设置宁安堡屯区的意图主要是增产国朝岁贡枸杞，让宁安滩归靠南岸的目的在于开辟大规模的清水河洪泛区。对于当地屯军来说，柳青渠和贴渠新垦的引黄灌区提供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总体上来看是利大于弊。蔡英一家人名列宁安堡观音堂大钟铭文之冠，可见他在任内主持开创宁安堡屯区是得民心的工程。
建了宁安堡，为什么还要建一个新堡呢？
说来话长，古时候的黄河比现在的黄河水量大，水势猛，而人们征服黄河的能力却远远不及现在。那汹涌澎湃的黄河，过了泉眼山，横冲直撞，谁也管不住它，所以有谚语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宁，因为黄河是东西流向，就成了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明朝嘉靖年间，黄河到了三十年河南的极限，那滔滔的河水，一过泉眼山，就发疯似的向东南猛冲过来，南岸已经到了靳崖、房营、宁安、莫嘴一带。
黄河已经到了宁安堡城的北墙根下。老堡城的北墙根，在现在县城北街公安局大院的北墙一带，在此以北，都是黄河。如果再向南冲，宁安堡就保不住了。宁安堡的居民人人发愁，有一位叫刘仲逵的老先生，热心公益，古道热肠，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就代表大家写了一篇呈文，请求官府保堡救民（事见《嘉靖宁夏新志》）。呈文送到县衙，县太爷抓耳挠腮，无计可施，只好层层上报，这才惊动了巡抚翟鹏。
在明朝，巡抚相当于省长的大官，可是翟鹏官再大，也奈何黄河不得。他接到呈文后，只好亲临现场勘查。看过来看过去，觉得这黄河实在惹不起。惹不起，只好躲了。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将宁安堡南迁。嘉靖皇帝曾被海瑞解释成“家家皆尽”，不是个好皇帝，但事关一堡人民的安居乐业，他还是下诏拨来了搬迁所需帑银。有了御旨和经费，翟鹏就在嘉靖九年（1530年）下令在宁安堡东南三里处再筑一个宁安堡。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数，当人们正在昼夜奋战筑堡的时候，黄河水却开始回头了，今年向北退一点，明年向北退一点。结果是，原来的宁安堡保住了，新建的宁安堡筑成了。两个宁安堡，怎么叫？只好把新建的这个叫新宁安堡，简称新堡。
除了建堡，还筑了长城。中宁县境内的长城，是明代成化年间，由巡抚都御史贾俊奏请修筑的。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自双龙山南起至广武界止，长一百余里……”它自胜金关向东延伸，经过黄羊湾、双龙山口，越老牛湾、边墙湾、棺材山、而后向东北方向折转，再经小石墩、羊头山、芦沟湖、四眼井进入青铜峡市境内，全长48公里。城墙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依山势起伏而建，所用材料就地取材，遇石垒砌，逢土夯筑，有些地段则利用天然沟堑切削而成，遇到无石无土的沙丘地带，则用树枝、芦苇与沙砾、石子层层铺垫、浇水，夯筑后相当坚固。
1644年，明王朝覆灭，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入主中原，一统天下，长城才失去了防御作用。中宁明长城五百多年来经风吹雨淋，日晒风化，山洪冲刷，人为毁坏，渐成断壁残垣，只有黄羊湾一段保存较好。
长城中还建有烽火台，也称烽火墩、烟火墩、烽燧，是明长城的主要组成部分。烽火台根据形制和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建在城墙上，外侧凸出于墙体，墙上建有雕楼，楼内住人、存放武器箭矢和生活用具，楼顶瞭望放烟，凸出部分既可加固城墙，又能从两侧射敌，起到敌楼的作用。另一种建在长城外，在修筑长城的同时，便在长城外侧距长城数里远的较高山头上修筑烽火台。烽火台的间隔距离根据视野及山形而定，有的三四里，有的七八里不等。烽火台是用来侦察瞭望敌情的前哨阵地，遇有外敌来犯，立即燃放烟火通知守军。白天点烟，称为“燧”，夜间放火，称为“烽”，描写战争场面的“烽烟滚滚”“烽火连天”等词语即由此而来。长城绵延万里，战线太长，驻守长城的官兵由于兵力有限，平时只派少数士兵巡逻瞭望，接到烽火报警通知后，指挥机关便会调集大部队迅速赶赴来敌军侵犯的地段登城拒守，敌多守军兵力不足时，还要调集屯垦戍边的“民兵预备役”部队配合增援，形成了全民皆兵的防御体系。在主烽火台脚下旁边还建有十个左右东西排列的小型烽火墩，高度为主烽火台的五分之一，这是用来通报来犯之敌兵力多少的。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规定：“今边墩举放烽炮，若见敌二十人至百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两烽两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依次类推。这样，长城内侧的指挥机关，便可根据烽炮多少知道来犯敌人的兵力情况，适当调集军队迎战，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先进的军事通讯手段。
中宁县境内的烽火台较多，从胜金关至渠口堡共有座，其中石砌的座，土石合筑的两座，黄土夯筑的21座。石砌的一般都很高大，为主墩，黄土夯筑的较小，为辅墩。“大墩”烽火台是中宁境内明长城上一个最大的烽火墩，高20米，底边见方米，因其墩体高大而得名，该墩建在一座极高的山峰之上，海拔高度1413米，山峰石质属玄武岩，非常坚硬。墩基用石块砌成正方形，然后用大块石料逐层垒砌外壁，每层石块的砌缝都相互压茬，增强了墩台的整体性。每砌两米高就用圆木在墩体的四个边角上拉茬，又在拉茬的圆木中间用碎石、黄土填充夯实，再在上面铺上柠条、红柳等灌木枝条，这样层层叠砌，使整个墩台成为一个整体，十分坚固耐久。
“尖墩子山”烽火台位于大墩西北侧，两墩相距三四公里，因其造型呈尖状而得名。尖墩子山烽火台属于瞭望墩，建在长城以外几公里远的一座最高山峰上，海拔高度1526米。此峰四面崖壁陡峭，一峰兀立，很难攀登。尖墩子山烽火台整体形制与大墩相同，墩高15米，底边见方16米，底大顶小，从下面远远望去，墩呈三角形，与山峰成为一个整体，不到跟前很难分出哪是山峰哪是烽火台。砌筑峰墩的石块一般都很大，最大的有上千斤重，最小的也有几百斤。几百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吊装设备的条件下，如何把那么多大石头搬运到山顶上去，令今人百思不得其解。
坐落于黄羊湾长城北侧约三里的直隶墩烽火台，是离平原最近的石砌烽火台，距离平原只有两里多，所处山头海拔1351.5米，墩高13米，每边长见方15米，旁边有小型烽墩9座。站在台上放眼望去，长城似游龙蜿蜒东来，逶迤西去，烽火台如卫士，交织错落，守卫着长城，甚为壮观。
今天，古长城与烽火台虽已失去了往昔的军事屏障作用，但却随着时代的进步，演变为点缀祖国壮丽河山的独特的人文景观。1986年，为了保护这一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宁县人民政府将其确定并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宣布，将全国明代以前的长城全部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宁县黄河南岸，还有一段长城，经常被专家忽视，所以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乾隆·中卫县志》称它为“徐冰水新边”。“新边”二字，说明它建筑在黄河北岸长城之后。它南北走向，北起中宁县鸣沙镇南面的山坡，南至同心县徐冰水，鸣沙是其起点，徐冰水是其终点，准确的说，应叫鸣徐新边。这段长城的工程设计者和施工主持人，史无记载，但一定是一位当时与宁夏防务有关的人。据史料记载，弘治年间以后，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嘉靖八年（1529年）以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在宁夏创深沟高垒修建北长城，即由横城至定边的河东墙的山西太原人王琼，另一位是嘉靖九年（1530年）以佥事督储任宁夏，筹划过河东沟垒及平虏（今平罗）新边，由是升副使的安徽安庆府桐城人齐之鸾。二人基本同时来宁夏，都与河东深沟高垒有关，也都可能与鸣徐新边有关。但是二人比起来，齐之鸾与鸣徐新边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这从他当时到鸣沙附近的威武堡（恩和）视察时写的题为《将之威武堡》的三首诗中可以看得出来。
一
物候催屯种，肩舆历塞尘。
水潆三岔晓，渠动七星春。
花气酣歌鸟，荆丛翳斗鹑。
麦畦青未了，路有告饥人。
二
卤泛春畦白，阳回腊麦青。
山形夷夏界，渠利汉唐经。
燕早花前乳，莺迟雨后听。
客心淹冉冉，江树望冥冥。
三
朔气凝长闭，春深始见花。
山青横鸟道，日白闹蜂衙。
土屋耕夫墅，云峰战士家。
褰帷把残籍，不记在天涯。
诗中，“山形夷夏界”，说的是当时鸣沙作为边防前哨的战略地位；“云峰战士家”，说的是当时守边战士在山头驻防的战斗生活。
鸣徐新边，全长62.5公里。走向大体上沿着红柳沟沿，在红柳沟西岸，沟沿陡峭处，以沟为墙；沟沿缓坡处，则削坡为崖，充分利用地形，省工省力；在红墩到大河子水的开阔处，打了土墙。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墙体多已坍塌，现在仅存的墙体只有2.5公里。鸣徐新边与河北长城不同之处是它只有墙，没有烽火台。鸣徐新边在明代归固原总制管辖，每年黄河封冻之前，开始驻军守备，称为防秋。届时三边总制亲自前来检查防务，到今下马关下马。下马关之名，即始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