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的一天早晨，宁安完小的学生刚到校，老师便宣布四年级以上的各年级学生，1小时后整队向新堡南营房出发。到达目的地时10时左右，操场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持矛的壮丁，操场周围布满了岗哨，所有的部队、壮丁、学生环操场列队成阅兵式队形。
约11时，天空响起了轰鸣，霎时上空出现了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人群开始沸腾。10余名士兵在操场中忙着铺红、白两色的布板。飞机在操场上空盘旋了两圈，稳稳地降落在操场上。驻中宁的国民党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中宁县县长李中等急忙跑到飞机旁肃立。飞机舱门打开，走出几个人，为首的是头戴灰色礼帽、身着长袍的张学良将军。下机后他与欢迎者一一握手，操场上“欢迎张副总司令”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张副总司令由马师长、李县长陪同检阅了欢迎部队，然后进入南营房三十五师师部。欢迎人群到讲话台前集合，站成了讲话队形，学生在前，部队、壮丁在后。
约半小时后，张学良将军由马鸿宾师长陪同走上讲台。马致欢迎词后，张将军讲话，大意是：兄弟此次来中宁，主要是视察防务，看到部队的士兵、地方上的壮丁个个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我很高兴。当前我们的国家已处于内忧外患的紧急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我国民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讲话毕，张将军和随行人员步下讲台，径直走到座机旁，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后登机，并站在舷梯上，右手举帽，频频挥手示意，然后进舱，飞机在一声吼叫声中起飞了，绕场一周后向东飞去。
张学良这次来中宁的真实目的，至今未见文字记载。但他从中宁回去仅一个多月，就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结果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合作抗日。所以人们猜测，张将军此来，可能与“西安事变”有关。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也恨透了汉奸。
卫宁旧俗，每逢春节必在大街通衢以泥塑一判官，旁塑秦桧夫妇跪像，均空其胸腹，通其七窍，置炉炭于腹中而焚烧之，则火焰从七窍喷出。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拆除。据云：“火烧判官，为扬其威严；火烧秦桧夫妇，则为彰其奸恶。”
判官，指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罗织罪名，错判岳飞死刑的张俊和万俟卨。火烧判官，表明人民群众对这件古代天下第一冤案的不满和对奸臣的痛恨。他们是岳飞冤案的判决者和执行者，而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则是岳飞冤案的策划者、主谋者，所以也要和判官一起火烧。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幼，不分东南西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可是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却于1939年12月逃出重庆，投降日本，竟在已经沦陷了的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成为全国第一号汉奸。人民痛恨汪精卫卖国求荣，乃改火烧判官为火烧汉奸。所烧之汉奸二人，一男一女，男为汪精卫，跪于左边，额上刻汪精卫三字，面敷白色，以表其奸；女为汪妻陈璧君，跪于右边，面上刻陈璧君三字，面敷脂粉，以状其贱。燃火腹中，通夜烧之，如秦桧夫妇。来往观者众多，有的伸掌批其颊，有的张口唾其面，以泄胸中痛恨之气。
中宁火烧之地点，因城内街道狭窄，恐观者太多，影响交通，乃选在人流量大，比较宽敞的西门外面，年年火烧，迄不间断，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才停止火烧。
听说杭州岳庙有一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见真伪。在群众看来，秦桧夫妇只是陷害忠良，而汪精卫夫妇却是背叛民族，出卖祖国。汪精卫的罪比秦桧的罪更大，所以更应该火烧。
七七事变后，国共秘史张子华曾奉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银川与马鸿逵谈判联合抗日事宜，马鸿逵没有诚意，张子华无功而返，当他回中宁探亲时，得知当年念书时的小学校长、表哥张自箴时任国民党马鸿宾部三十五师二○八团三营少校营长并在海原县干沟驻防时，便雇了一辆马车星夜启程赶到干沟。
表兄弟相见，格外高兴。张自箴立即停止一切公务，和张子华促膝相谈。他俩讨论抗战的形势，分析抗战的前途。张自箴听到日寇的侵略行径，越听越气愤，抗日的决心也越来越足。这一夜，营部的灯火亮到天明。
第二天，张自箴带副官步行一里多路为张子华送行，又派三人护送其离开宁夏“二马”的势力范围。回来以后，张自箴即命副官在宁平公路边竖起一块高大木牌，上书“宁做战场鬼，不当亡国奴”十个大字，以激励过往军民。
1938年5月，马鸿宾部开赴绥西抗日前线，张自箴率领全营官兵在内蒙古五原县乌布浪口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月。
1940年9月，张自箴病逝。临终前他要求戎装入殓，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张自箴逝世后，时任恩和高小校长王耀先决定全校师生给张自箴送葬，又亲自谱写一曲挽歌在全校教唱。送葬的那一天，恩和高小的号队奏哀乐做前导，师生们反复唱着挽歌，以悲痛的旋律感动在场的军民。这次葬礼及这首挽歌突出了抗日精神，体现了英灵的遗愿，一改当地传统的习俗，有进步意义。在宁夏各界，尤其是在处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八十一军将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词全文如下：
山川重孝，箴公生平赫耀。办教育，建学校，层楼高。诲人善诱，人才吾桑梓造就，社会赞许已久，功德不朽。平倭奴，抗日寇，精神昭。投笔起，从戎走，效班侯，杀敌后套。不幸间，逝名流，童叟哀悼。
抗日战争不但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上友好邻邦的大力赞助，苏联空军秘密来华助战，就是一个证明。
那时，集结在山西运城的侵华日军第一飞行团，经常出动对我后方狂轰乱炸，给我军造成极大损失。驻兰州的苏联援华航空队就派出飞机对日军航空基地进行报复性轰炸，以惩罚其野蛮兽行，削弱其战斗能量。
1939年秋末的一天傍晚，中宁县上空忽然响起雷鸣般的吼声。接着，两架飞机由东向西掠过，拐了一个大弯，又由西向东滑落在黄河南岸的黄辛滩上。
黄辛滩初叫黄新滩，本是黄河故道。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黄河河道北移，这里逐渐形成一片冲积平原。黄新滩，就是由黄河故道淤出的新滩。后来人们在这里辛勤垦殖，便名之为黄辛滩。当时，这里人烟稀少，树木寥落，所以被这两架飞机的驾驶员选做紧急降落的地点。降落时一架在北，紧靠黄河，毫无障碍，平安着陆；另外一架在南，着陆后右翼碰在一棵柳树上，机身向右急转，头朝南栽在坑里，机头和机翼碰坏，驾驶员幸而无恙。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忽然看见两架飞机从天而降，不知是友是敌，十分紧张。恰巧附近驻有马鸿宾部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一个牧马班，班长姓张，带着他的几个兵，端着步枪，老百姓举着锄头铁锹，一起围了上来。围到跟前，驾驶员急了，用手指着自己，高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张班长见此情状，明白了他的意思，转身向大家说：“这是帮助我国抗战的苏联飞机。”
大家一听是苏联帮助抗战的飞机，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上去围着飞机，摸摸这，瞅瞅那，有的围着驾驶员想问什么，可是驾驶员不会汉语，叽里咕噜，谁也听不懂说些什么。
夜幕降临，凉风习习，张班长带领驾驶员到了李茂堂家。李茂堂是当地富户，家道殷实，住房宽绰。李茂堂赶忙让老伴给驾驶员做饭吃。虽说是富户，毕竟是乡下人，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是烫面馍、白米饭、菠菜、豆腐、山芋、鸡蛋。但在当时当地，这就算上等的了。
第二天，此事由乡政府、县政府报到省政府。宁夏省政府派俄文秘书周云亭前来联系。人们这才知道，这两架苏联轰炸机和它们的同伴，前一日奉命由兰州基地出发，到山西运城去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军事目标。完成任务返航时飞临宁夏上空，气候突变，无法回兰州，与银川机场又联络不上，眼看油已耗尽，不得已采取紧急措施，有的降落在银川附近，这两架飞到了中宁。
后来，兰州空军基地派机械师乘小型轻便飞机来黄辛滩进行检修。修了一个多月，群众又帮助修了简易跑道，飞机才飞回兰州基地。
其实，为了给航空提供气象服务，1935年7月，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银川设立了宁夏历史上第一个测候所。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在西北地区日军已进入五原、临河和黄河以东的山西省。同时又在包头、运城集结了空军部队，对陕、甘、宁三省的一些大中城市和军事要地频繁进行空袭。宁夏被空袭的有银川、中卫、固原等市县。同盟国苏联援华空军部队（驻兰州）曾对空袭兰州的日机多次还击，并对日军驻运城的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进行反击性空袭。
1938年11月5日，银川首次遭日军空袭后，银川测候所迁至同心县城，因通讯条件差，气象报告的实效得不到保证。1940年12月，同心测候所又迁往中宁。测候所起初设在县城西街王化亭院内。因位置不适，影响观测质量，不久又迁至县城西郊叶家庄子叶吐秀院内。叶吐秀是一个贫苦农民，土地少，人口多，房屋并不宽裕，为了抗战，在县、乡政府的推荐下，他慷慨无偿地腾出4间房作为测候所办公之用。
中宁测候所开始只有所长冯天荣（四川籍）一个人，不久在康家滩雇了一名姓卫的勤务。设备有美式百叶箱一个，置于后院。箱内安装有温度表、毛发温度表和温湿计等仪表。在后院中央又竖起一根12米长的高杆，杆顶悬挂一面红白两色布旗，俗称风向旗。冯所长每日6时和12时各进行一次测量，接着上房观测云彩和风向旗，把所测得的各种气象数据记入“观测薄”，加以分析整理后写成气象报告，交由小卫到中宁电报局发至中央气象研究所，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测候所距电报局仅1公里，小卫去时手中还提着一个马蹄表，人们不解其意，后经询问才知是去电报局对表，可见当时设备之简陋。1942年1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把所属的17个测候所移交给中央气象局，中宁测候所也在其中。1943年9月，中宁测候所冯天荣调往重庆工作，新任所长姓李。1946年春黄河解冻时，李所长去银川出差，因任务紧急，冒险从冰上过黄河，不幸坠入水中溺死，尸体也未打捞上来。1949年秋，中宁解放前夕，测候所人员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纷纷自动离职返乡，工作中断。仅有见习生龚有为（靖远籍）一人坚守岗位，他在断绝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以小贩为生，保存了中宁测候所的全部仪器和资料，并在9月日中宁解放后移交给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