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麻醉了中国人民二百多年，害得民穷体弱，外侮频仍。清代两广总督林则徐在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鸦片不禁绝，既无可筹之饷，又无可练之兵。”可见当时鸦片对全国人民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
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后，鸦片在宁夏禁了种，种了禁。经过一百余年，始终没有杜绝。民国期间，军阀割据，他们为了筹款养兵，大开禁令。烟花遍地，贻害深远。从道光二十五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宁夏经历了四次禁烟，终未禁绝。
道光二十五年被贬到新疆的原两广总督林则徐，于西行途中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林到甘后，即严令禁烟。但下级官吏层层瞒上勒索，民间藏烟，依然保存无恙。林公去任，吸食如常，无人过问。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到甘，又下令禁烟。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将禁烟不力者给予撤换惩处，对禁烟得力者，从优升叙。但他的禁令只能在他的任内有效，任卸人去，禁令化归乌有。到光绪末年，县衙下设土药局（后又改为禁烟税局），公开征收烟亩税，种烟也就合法化了。
宣统元年（1909年），宁夏满营督统志锐又在宁夏禁烟，但禁种不禁吸，使存烟者发了财。这时清朝已进入尾声，禁令不久又废弛了。
民国4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又雷厉风行地在全甘禁烟，宁夏道所属各县为重点禁烟区，中卫倪县长亲率衙役到各堡打烟苗。五月中旬到宁安堡，责令地方土绅、堡长等率人用镰刀、铁锹砍掉了刚开花的烟苗，下令不准再种，但仍未禁吸。民国11年（1922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借口筹集军饷，公开征收“烟花税”，美其名曰“烟亩罚款”“寓禁于征”。从此，宁夏各地又烟花遍地。
塞上江南的五月，宁安一带，麦秀杞香，罂粟花开，当地人称为“烟果月”。邻近省县的小工，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赶烟场、麦月；津、广、川、陕的大贾、小商，来批发零销杂货，收枸杞、买大烟；还有外地的一些杂耍、戏班也来赶烟果月。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宁安，打破了小城的安谧，使小小的堡城显得异常拥挤。
芒种后，枸杞成熟，大烟开始收获。天刚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下了洼子，东一团、西一片，小心地刮烟。卖油饼的背着篓子边走边吆喝：“油饼枣糕！”到了烟地，不管主人要不要，放下一叠油饼就走，把篓中的东西散完了，再来收烟。耍猴的、玩蛇的、吹唢呐的、唱小曲的、拉二胡的、弹弦子的，此去彼来。尤其是唱“莲花落”的，给的少了不走，还敲着竹板唱骂：“掌柜的，大发财，你不发财我不来，你不给，我不走，好像老鹰守死狗！”多给些才能打发他走。不论大小种烟户，每天都得三五两烟打发。
民国11年陆洪涛开放了烟禁，连年种植，中宁一带几乎家家都有吸烟的。新烟下来，都想好好过过瘾。晚上收了工，有的人顾不上吃饭，就把烟灯摆开，三人一团，五人一圈，你一盏，他一盏，烧烟的、拉家常的、讲故事的、栽盹的、打鼾的、斜躺的、横睡的，千姿百态、奇形怪状，烟灯通宵不灭，真是“葫芦挖的声细细，闲传谝的夜沉沉”。
旧社会粮食不值钱，苛捐杂税多，家家又有抽大烟的，年年入不敷出，全靠拉债度春荒。农民借的外债都指望枸杞、大烟偿还。收成好了能清偿外债，如果遇到欠收，旧债不完，还得借新债。烟场罢了，收的烟也卖完了；果月毕了，果子也光了。农民千辛万苦地忙了一夏，结果一场空。
宁夏这块地方，马家父子统治三十多年。马鸿逵入宁后，于民国24年（1935年）成立了禁烟委员会，马鸿逵自任委员长。各县也成立了禁烟分会，县长兼任分会主任。统计种烟亩数，规定分两期禁绝，但不过是一纸空文。
这一年，各县种的烟苗长得很高了，马鸿逵到各县巡视了一周说：“禁烟委员会都成立了，老乡还敢种烟！传我的命令，每亩烟田多收三倍罚款！”禁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民国26年（1937年），马鸿逵又下了一道命令：一亩烟地交软膏六十两，任何人不准存烟，也不准卖烟。同时，他把全省划为三个产区：贺兰、永宁、宁朔、平罗是一等产区；金积、灵武、中卫、中宁、惠农是二等产区；盐池、同心、磴口、陶乐是三等产区。按货论价，头等一两五角，二等一两四角，三等一两二角五分。这样各县禁烟委员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收烟委员会。
当时，中宁县禁烟委员会下设县城、鸣沙、石空、枣园四个收烟所，每所配专职人员四五人，分别催收各地烟膏，禁委副主任王觉民主其事。到秋末，全县共收上等软膏约计六十万两，全部运往省城。
当年，马鸿逵在宁夏共收烟土四十多汽车约计六百万两。在银川西塔，由军队加工，制成硬质膏块，印“宁夏红字票板”字样，装箱储藏。
1938年，部分烟土被运到中宁，分别储藏于县城南关魏雨三寨内和鸣沙谢伟秋寨内。魏寨由军需处冯科长负责守护，谢寨由军需处金股长负责看管。
当时，中宁县舟塔乡有个落魄书生，名叫张宜之，虽非饱学之士，却在富有之家。其人嗜好有二：一是嗜烟，瘾大超人；二是嗜文，爱文成癖。虽然没有大作传世，但也有些短诗小联，流传乡里。一天，他过足烟瘾，顺手拿起一本《刘宾客文集》，翻开《陋室铭》，连看数遍，触文生情，于是提笔改曰：“灯不在高，有油则明；枪不在长，有烟则灵。斯是宁土，惟味芳馨。垢痕上襟黑，烟色入脸青。谈笑有瘦鬼，往来无壮丁。可以舒筋骨，过大瘾。无庶务之乱耳，无桑麻之劳形。云南龙志舟，宁夏马少云，百姓云：何禁之有！”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醉生梦死。官场贪污腐败，老百姓无法生活，有的舍命告状。
1938年秋，时任国民党中宁县县长的李忠，将农田赋税超额征收，从中贪污。当时农村抓兵派差频繁，加之土地贫瘠，缺少劳力牲畜，耕作粗放，产量本来就很低，大多数农户缺衣少食，正常的公粮税收都难以交清，何况再加收征税，更是无法交纳。乡长、保长、甲长到农户家翻箱倒柜，搜刮钱粮。没有钱粮的就抓人，鞭打绳拴，十分可恶。潘营农民潘乃盈，忍无可忍，便与本村的文人李光临、中医李金平商议，由李光临写好状纸，毅然上宁夏省政府，具状上告。
三人步行两天到达吴忠，第三天早晨被李忠派来的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叫他们不要去告，回去县政府给他们安排官职，如不回去就抓家属。当时李金平回去了，潘乃盈和李光临不为所动，机智地摆脱了来人的纠缠，又在吴忠躲藏了一天，第三天五更出发，走小路步行到银川，住在纪家小店。随后，两人到省政府，但门卫不让进，他们说明了来意，门卫就领他俩到省政府办公室把状纸呈上。但过了20多天也不见音信，他俩一连呈了三次状纸都石沉大海。试想，民国时期的县长，自然有他的后台，他们上下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任你呈上多少状子，作恶多端的县长李忠，仍然稳如泰山，毫发无损。
寒冬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他俩也不敢回家。店主老纪劝他俩说：“你们告县长是不要脑袋了？还是趁早回去，给县长陪个不是，认个错，兴许相安无事。”当时他俩处境相当危险，听说还有人查找他俩。此后又有高人出主意，叫他俩“拦轿告状”，如若不准，就到三边去找红军，决不能回家。他俩提心吊胆地藏起来。过完了年，他们查明省主席马鸿逵乘车走省政府的时间和路线。他们每天早上到钟鼓楼前等候，一连好几天都没见马鸿逵的车过来。终于有一天早晨，看到一辆四轮马车，由几十名军人前簇后拥地从钟鼓楼经过，当时他们也不知车内坐的是谁，当然不敢贸然行事。过后，他俩向知情者打听，才知就是马鸿逵的车。两人商议，让李光临在暗中观察，由潘乃盈一人出面，万一告不成，把他一人抓起来，好有人在外面周旋。一连又守候了几天，有一天早晨，他们看到和上次一模一样的马车和卫兵从此经过，又听街上人说：“马主席的车过来了，快避开！”于是潘乃盈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跪在大街上，头顶状纸喊冤告状。车停了下来，马鸿逵掀开车帘，令卫兵把状纸接过去呈上，他将状子略观大意地看了看说：“尕娃是中宁人？你敢告县长？”潘乃盈抬起头来回答：“李县长是贪官，他的所作所为全写在状纸上，望主席为民做主！”马鸿逵说：“尕娃你回去，等候处理。”潘乃盈赶快起来让开路。
回到旅店后，两人商议让李光临秘密回家，等候消息，由潘乃盈一人在银川催办。谁知又过了一个月仍不见消息。不久，李光临又返回银川，经过商议，他俩决定第二次拦车告状。这次，马鸿逵接过状纸，问过前情，夸他是好样的，有胆识，说已派人去查了。他俩回到旅店，商议还是让李光临先回家，潘乃盈留在银川见机行事。一直等到1939年4月，李忠才被撤职查办，押解到银川，潘乃盈胜利返回家乡。回家后，他俩成了中宁县的新闻人物。新任县长张发祥召见他们，乡绅县僚拜访他们，亲友邻居祝贺他们。张县长要给他俩在县政府安排事干，他俩坚辞不受。李光临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潘乃盈当了一辈子农民。
除了贪污，官场上还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闹得你死我活。夏阑田之死，就是其中一例。
夏阑田（1905~1948年）是山东嘉祥县人，出身贫寒，粗通文字，秉性耿直。1928年，在马鸿逵部驻山东泰安时入伍。他训练肯吃苦，作战勇敢，从士兵升为中校营长。抗战胜利后复员，落籍中宁县东华乡南河子桥，陆续典当高松山家旧房5间居住，置河滩地20余亩耕种，兼作小生意。
1947年，马鸿逵为了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出兵进攻革命老区盐池和三边，在全省加强练兵，因缺少训练有素的骨干军官，在马英才的推荐下，马鸿逵便重新起用了夏阑田，并升任为（中）卫、（中）宁、同（心）训练国民兵副司令兼中宁训练国民兵总队长，授上校军衔。
当时中宁有16个乡，人口不足8万，按规定16岁以上60岁以下男性公民（不含学生及残疾人）均为国民兵训练对象，约有2万人。自1946年至1948年分三期训练完毕。第一期集中县城训练，第二、三期因食宿等问题难以解决改由以乡集中训练，训练期限均为一年，期间不放假。训练科目主要是操练、步枪射击等轻武器使用，以及如何识别和抓捕共产党人。一边训练，一边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构筑简易工事等。正当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不料在1948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夏阑田以所谓的贪污、通共等罪名，在未经审讯和认定事实的情况下，被马鸿逵于中宁枪毙。
马鸿逵枪决夏阑田的罪状，是由中宁县县长苏盛华电话向马鸿逵告发的。其罪证有三：一是贪污国民兵铺着睡觉的麦草，二是训练期间派国民兵给自己家里种田，三是贩大烟牟利，全是不实之词。
夏阑田在中宁训练国民兵，难免与中宁县县长苏盛华发生冲突。马鸿逵偏听偏信，立即传夏阑田至吴忠堡大寨子训斥了一番。夏阑田回来不久，苏盛华不服，又捏造通共罪名上告，这才激怒了马鸿逵，引起杀夏阑田的念头。消息传来，中宁县国大代表莫增隆，富绅魏余三、贾鹤亭，商会会长张广雨，巨商梁寿庭、李松山、李玉山等10多人，联袂去大寨子为夏阑田求情。马鸿逵未置可否，只是说希望大家回去后对训练国民兵要多加支持和赞助。他们走后，马鸿逵作出了枪决夏阑田的决定。决定是以电报方式下达的，夏阑田得到消息后，次日一早就派得力关系人去古城子驻军81军103团团长康占元处办路条。当路条办好后，他便带领一名贴身传令兵骑自行车前往兰州，欲找马英才进行通融。临行时，另一名传令兵唐维新还把他送至西门外连三寨，分别时他还叮嘱唐回去后把手枪交了，唐表示遵命。当晚，夏阑田住在距中宁县城21公里的中卫宣和堡杨家营子好友贺宗耀家中。
奉命执行夏阑田死刑的谢修臣得知夏阑田去向不明时，立即叫来夏的传令兵唐维新询问。起初唐谎称不知去向，待恫吓欲动刑时，唐才交代了相送至连三寨之事，谢修臣当即派副官高尚信等人乘汽车前去追捕，因汽车途中抛锚，于次日天亮后到达。当进入贺宗耀家大门后，见夏阑田和传令兵正在院中给自行车打气，准备上路，高尚信对夏阑田说：“司令，公务为重，友谊长存，对不起了，请受点委屈吧。”说着他们就把夏阑田和传令兵五花大绑起来，押上车直奔中宁警察局。夏阑田只押了两天，到第三天黎明时分就秘密拉出去在距警察局仅200米的小东门外壕沟处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