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天下后，手下人将陈友谅的一张镂金床弄来送给他。朱元璋说：“这张床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命人当场把床毁掉。这时，站在旁边的侍臣说：“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朱元璋听了立即斥道：“就是富了又岂可骄？显贵了又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一定要抑奢侈，宏俭约，戒嗜欲。即便这样，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可况穷尽天下技巧，满足一人之享受乎？其致亡者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从一些平凡小事中皆可以体会到。还有一次，司天监的官员将元朝皇帝享用的水晶宫刻漏呈上。那时没有钟表，计时便用刻漏。元皇帝的这座水晶宫刻漏，备极精巧。中间设两个小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对进宝的官员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是在做无益之功而害有益之事。倘若元皇帝将宝玩之心用来治理天下，他怎么能亡国呢？”说完，又命令把这刻漏打碎。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始终存在戒奢之心。政权的衰败，往往从奢华开始。一个贪图享乐的君主，追求的是天下的美色好货。由奢而贪，政风必然大坏。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不但将官员呈献的宝物悉数毁掉，就是正常的衣食供张，他也尽量节省。浙江金华所产的香米，朱元璋很喜欢吃，他完全可以把这香米列为贡品，让金华年年上贡，但他担心地方官员趁机勒索小民，于是决定在御苑中辟出几十亩水田种香米，以资供食。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太原产优质葡萄酒，自元朝起就列为贡品，朱元璋念“民力维艰”，也将它取消了。
朱元璋出身穷苦，他的戒奢从俭之心，几乎是自始至终。他自律甚严，对待朝廷官员也十分苛刻。有一次，朱元璋在奉天门口看到一名散骑舍人穿的衣服非常鲜丽，便问他制作这套衣服的价钱，答曰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怒，叱责说：“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缫丝缉麻，缕积寸成，劳苦不堪，及登场下机，公私交相勒索，收入大半不能己有，长年含辛茹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你却对农桑辛苦一无所知，制一件衣服花五百贯钱。这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年的花费。你如此骄奢，岂不是暴殄天物？”
历史中没有记载，朱元璋如何处罚这位散骑舍人，但记录了朱元璋的话。
朱元璋治国，有许多令人不敢恭维处，亦有许多不可思议处。但他的戒奢之举，值得称道。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都懂得物力维艰，因此，大都能做到节俭。朝廷的清廉之风，使供役的百姓大得实惠。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皇帝不奢侈，朝廷的一切用度降到最低，则国可泰而民可安。但随着太平日子的长久，继任的皇帝们渐渐淡化了以民为本的忧患意识，“饱暖思淫欲”的享乐思想占据上风。明代永乐皇帝始，享乐的社会风气即开始出现苗头，自仁宗皇帝起，一百多年间，皇室与贵族集团的奢侈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奢侈的前提是手中要有钱，皇室为保持自己享乐的必需，只有加大赋税的征收，如此一来，百姓就不堪盘剥了。
到了嘉靖朝，明代已进入中叶，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腐朽的风气。为官者为满足一己之私，大都在“食”“色”上做尽文章。因此，贪墨贿赂之风在官场上大行其道。当时，担任山西按察使的陕西耀州人乔世宁，在其所著的《丘隅意见》中沉痛地写道：
今天下民贫极矣。窃观民所由贫者五：水旱一也；遇盗贼起者二也；赋役日繁重三也；吏贪墨四也；风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盗贼者，不可豫谋者也；赋役亦有必不可已者；救时急务，惟惩贪禁侈而已。俗侈起于京师，吏贪始于上官。今戚里仿大内，大家仿戚里，众庶仿大家，习以成风，传式海内。故京师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于藩臬，又至于卿寺，皆递相贿赂，以求迁补。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谚曰：“得诏书但挂壁。”其此之谓哉。
乔世宁的此一态度，是官场的不和谐音，但他无疑是文官集团中难得的清醒者。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天下的奢侈之俗与贪墨之风直接归咎于“大内”与“上官”，大内为皇帝居住之地，上官为皇帝亲近之臣。他们奢侈的生活与贪墨的品质，直接导致了“天下民贫极矣”。
当皇帝清明的时候，大臣们不必说这种讥刺的话；当皇帝昏庸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轻则辱身，重则杀头。乔世宁的名气没有海瑞大，但他的这番话，却比海瑞那篇著名的批判嘉靖皇帝的奏疏早了几年。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朱元璋执政时，对身边的大臣颇能约束，故奢侈之风不致产生。他不但不准大臣们锦衣玉食，就是对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无论穿戴还是婚嫁，都给予了严格的规定。百姓家的妇女，不准戴金首饰，不准穿绸缎，违令者严惩。当时南京有两个年轻人追求时髦，用红布在裤腿上镶了一道边。街坊到官府上告，消息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他竟然大怒，下旨砍断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双腿。不惜使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付老百姓，可见这位老皇帝禁奢的决心。
但奇怪的是，在他身后，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社会上的奢侈之风，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官场不说，单说民间的崇侈之风也演变得很快，顾起元曾在《客座赘语》中对此有记述：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营声利、畜伎乐、饰娼妓这些奢华的生活，从过去的“百不一二见之”到隆庆、万历年间的习以为常，可见社会风气已是江河日下。然而诚如乔世宁所说，单禁民间的奢华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一切淫靡的作风，却是从“大内”与“上官”那里开始。嘉靖早期，著名的理学家湛甘泉在南京为官时，曾下令禁止市民在酒楼中吃整条的大鱼，晚上嫖娼者，也被课以重罚。其结果是愈禁愈烈，湛先生只落得一声哀叹“世风不古”。
不过，关于奢侈的生活是否是社会的危害，当时亦有争论。有一个叫陆楫的上海人，写了一本《蒹葭堂杂著摘抄》，记述了嘉靖以前的史事、吏治、人物事迹、社会风俗等，其中有一篇反对禁奢的妙文，兹录如下：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华毕集，使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陆楫此论，虽然反对禁奢，但通篇读下来，也看不出是为“大内”与“上官”的奢侈争辩。他是从社会的供求关系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因此它不像是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所写的道德文章，而更接近于今天的经济学人的观点。他认为豪室巨族的奢侈，可以解决很多穷苦小民的就业。“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这是很有见地的论述，换成今天的话讲，叫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如果社会上的消费人口增加，则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多，就会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遗憾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不可能出现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前提的消费时代。豪室巨族的财富，也根本不可能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获取。不然，乔世宁就不会把“大内”与“上官”的奢侈与贪墨，看成“天下民贫极”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