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大肆扩招，不光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全部保留了下来，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又增设了一些新的权力机构，从此宋代官吏的快乐生活就开始了。
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专权，在宰相之下设立了参政知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在中书、枢密两院之外又有台谏，进行更详细的分工。在地方官中，除州、郡长官以外，也设了通判一职，其他还有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使等所谓的“官”，这些官并不负实际责任，只表明他们的行政级别。所以，宋的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只有得到“差遣”了才能掌握实权，如果没有“差遣”，您就一闲职，没事也就巡视巡视、调研调研。正如南宋史尧弼所描绘的那样：“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啥意思？就是没啥事偏要设个官职，什么事不干，拿的奖金还挺高，要不怎么说宋代的官吏很幸福呢！
宋代的官员中还有一种叫“职”的官称。其实“职”仅表示某个人的学识水平，相当于眼下的技术职称。如翰林学士，类似于现在的中科院、社科院院士或是首长秘书，平常搞点学术研究，起草个文件啥的，没啥权力可也不大好惹。再比如医官，宋神宗时朝廷中仅有四名，到北宋末年不过四五十年就发展到了近千人。换句话说，宋代把文化、科研人员也划入官的序列，按级别享受待遇，分房派车发工资当然也有了根据。所以《宋史·职官志》里说：“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那意思就是说，占着官位，成天不知自己干什么的，十人里面就有八九个。过去不是有“混事由”的说法吗，大概就是打这儿来的。
上回咱们不是说过，宋太祖赵匡胤对赵普的学历不满意，提出宰相还是要由读书人来做吗？其实后来的大宋代不光是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各级政府的长官，都是由读书人来担任的。一般百姓中的知识分子，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
宋初初年朝廷中的官员队伍，还是比较精干的，仅为二百多人；二十年后就翻了一番，达到四百多人；再过二十年就超过了一千人；又过了二十年，官员队伍已突破了万人大关。
说起来这一现象都是北宋推行佑文制度刺激出来的，所以大宋王朝为“二十四孝图”奉献的生动故事就是“冯母夜烧香”。冯母在夜烧香的祷告词是：不求富贵荣华，但求子孙贤能。它说的是陈省华的夫人冯氏，辛勤培养下一代的故事。
陈省华是北宋初年的进士，曾授官陇城主簿，又迁栎阳令，最后官至尚书。在他和冯氏的棍棒教育下，经历寒窗苦读，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中了文状元，一个中了武状元，历史上称之为“陈氏三状元”。在四川省南部县陈省华的家乡大桥镇留下了金鱼溪、金玉桥、状元桥、三元街等文化遗迹。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著名散文《卖油翁》中说的“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说的就是陈省华的三儿子陈尧咨的事迹。
当然老陈家的这三个状元完全是凭真本事挣来的，不过大宋代的官吏可不都是这样，其中高喊着“我爸是李刚”口号升迁的也不少。宋代立国不过六十多年，官员的人数就增长了五十倍；到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代开国一百一十年后，朝廷供养的官吏更是超过了五十万，官员数量竟然增加了二千五百倍。官俸，也就是官员的工资性支出，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宋史·职官制》记载的俸禄之制，表明宋代官员待遇之优厚为历代所少有：官吏的工资计有正俸、职钱、职田和杂役等费用。正俸分钱、绫、绢、棉、禄米，此外还有茶、酒、厨料，乃至马料费等。马料费就相当于现在的车补，因为大官养的都是“宝马”，所以补贴就比普通官员的高不少。同时还规定：如果无大错，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升。好家伙，您听听，待遇多好啊，发钱发东西发马料，一句话，除了媳妇儿不发啥都发。
就这人家大宋的公务员还不满意呢，面对社会上有毒食品，他们说有毒食品根本不是管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于是就率先垂范，自个儿先整块地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流风所及，衙门种菜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发展成了绿色产品供应基地。宋英宗看了内参后大发雷霆。本来么，衙门是什么地方？是国家权威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轻自贱地混同于一般的农民群众呢？
为此，英宗皇帝明确要求：“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蔬菜出卖。”随后，英宗又搞了个政策缓冲，在严令之后又加了一个“原则上”，即在禁止种植、出卖之后，又补了一句“只许供家食用”。也就是说，不让卖，只让吃。据说这样做是考虑到有毒蔬菜确实会对干部及其家属的身体造成危害，这是事关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大事儿，可不是逗着玩的。
不过，从皇上的这道禁令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两点信息，第一，衙门种菜在全国已经遍地开花，形成了风气；第二，衙门种菜的主要目的是公开出售，增加机关收入，保障公务员队伍生活水平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不下降。我这样说，可不是空穴来风，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证明：
大致在1096年前后，一斗米的价格在六十钱左右浮动，一般来说，丰年五十多钱，灾年则会涨到九十多钱。然而到了二十年后的1116年，在河北沧州，米价每斗达到了一百二十文。粮食之外，再看绢的价格，二十年前每匹一千三百文，此后达到了二千二百文左右，价格翻了将近一倍。傻子都能看明白，让老百姓收入缩水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了。
老百姓收入缩水官员管不了，他们能不能吃上绿色食品官员也管不了，衙门里的同仁们齐心协力将周边的空闲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还是可以做到的。要说这种菜成绩，比较突出的就得数深州通判胡汲了。
话说公元1097年，胡大人来到深州任上，办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衙门全体同仁一下子就开垦出了一千六百多畦的菜园子，史载“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通判衙门每年卖菜就可以实现营业收入二百余万钱，如果折合成大米，足有一万六千余斗；折合成市价一千四百钱一头的活猪，胡大人开垦的这块菜园子，一年就能长出一千四百头来。要是图吉利，让它们一块儿去拱门，俄国的冬宫甭用炮轰，靠肥猪就给你拱塌了。
食品安全和经济实惠带来了公务员们空前的劳动积极性，滚一身泥巴、种一块儿绿色基地，成了各机关衙门的一致爱好，“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的大好局面迅速形成。公务员们一边断案子、批公文，一边浇浇地、松松土，既锻炼了身体，又充实了腰包。真宗皇帝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绿色蔬菜贵似金”才是真的。
说到底，衙门里种菜，不过是解决个副食补贴问题，实际上宋代的行政费用支出可谓耗资巨大。据《宋史·职官制》记载：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大约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且不说官员的职务性消费，单是定期向官员支付的俸禄，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不光如此，文官在离职时，还能以“领宫官使”的名义领取半俸，也就是一半的工资，而武官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当然应该承认，文官地位的提高，对于抑制武官的跋扈乱国、促进宋代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在文人与武官之间制造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大概都还记得小说第三十二回，写的是宋江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流放的故事。宋江流放途中，被矮脚虎王英劫上了山并劝他入伙。宋江虽没入伙，却发现清风寨知寨的老婆被矮脚虎抢上了山，想让她给自己当压寨夫人，谁让人家矮脚虎一辈子就这么点儿爱好呢？宋江初见这个女人，还以为是他结拜兄弟花荣的家眷呢，没想到清风寨还有个文官知寨叫刘高，他才是寨里的一把手。这个女人正是刘高的老婆。宋江了解真情后索性将错就错，卖个顺水人情，让王英把这个女人给放了，并且答应将来一定给他介绍一个超级美眉作为补偿。
没想到这位知寨夫人回去后，怕别人知道自己被抓上山，差点儿成为土匪家属的事曝光，等到宋江下山来到清风寨，反把他送进了监狱。小李广花荣对这事儿非常气愤，一语道破了文官武官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又是文官，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怄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原来在基层司法部门工作的宋江，因为对军队中的官制不太了解，才犯下了如此低级错误，险些把自己的小命搭上。作为武官的花荣自然也利用这件事儿，杀了文官刘高。岳飞的被杀，其实也有文官武官矛盾冲突的原因，只不过这回跟宋江的事件恰好相反，是文官杀了武官。因为下面还有专章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话说回来，宋代官员队伍的畸形膨胀，除了增加国家的财政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宋代官场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官多了相互掣肘，效率非常低下！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了打瞎乱。不光这，闲着没事干的人还爱搞窝里斗，专搞人盯人防守，实在不行就用“飞铲”，往要命的地方踢，那战术意识比中国足球队强多了。再说，足球本来就是人家宋代人发明的嘛，当时的世界足球先生，正是高俅高太尉，元帅级中锋，那叫一个牛！
更重要的，宋代官员不但物质生活优裕，精神生活也很丰富。宋代有一种营妓，也叫官妓。根据宋代的法律规定，营妓可以合法地坐台，并能对朝廷官员搞三陪，陪吃陪喝陪唱，只要不卖身就行。当然这样的禁令根本没法把握，不光官员们自己把持不住，争相冲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有关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就造成了宋代官员的狎妓成风。您瞧没多少人在乎这条禁令不是？可是当有人想利用生活作风问题来整倒谁时，它同样可以当做大事来抓一抓，管一管。
宋代官制不但个人待遇很高，而且具体规定：一旦某人为官，不但自己享尽荣华，还可福及子孙，这一切都是通过恩荫制度来实现的。所谓恩荫就是国家的高官，凭父辈的余荫经皇帝恩准，可以让儿子不经科举就可获取相当级别的官阶。恩荫的名目非常繁多，什么致仕恩荫，奖功恩荫，盛典恩荫等等。比如北宋的奸相蔡京就有六个儿子、四个孙子通过徽宗的恩荫获得了官职，至于皇亲国戚就更甭说了。仁宗时的庆历七年，一年之内宗室授官者就达一千多人。可谓“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啥意思？就是说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卖力气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可是都不种田了，皇粮也没法保证呀！
说起来，恩荫制度起源于汉代，到了唐代逐渐完备，而到了宋代完全走向了制度化：对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恩荫，子孙又可以恩荫到什么级别，规定得都非常详细。一般来说，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而且只要国家有喜庆事、父辈立功或是退休，子弟都可以让皇上恩荫恩荫。比如致仕恩荫吧，就是官员趁自己退休之机，让皇上给孩子安排个好差使。因为宋代的官员待遇不错，所以他们大多不愿意退休，于是恩荫就成了老爸退休的条件。这就好比前些年，某些单位的子女顶替制度，老爸老妈退休了，由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顶替自己到企业或机关去工作。更为荒谬的是，恩荫制度，还使大批缺乏起码工作技能和身体条件的官宦子弟涌进了公务员队伍。因为宋代基本不对恩荫入仕的高官子女作年龄限制，不少学龄前儿童都因此谋取了高位。宋徽宗时一位大臣曾经讽刺这些幼儿官员“尚从竹马之行，以造荷囊之列”。啥意思？就是说，宋代高官的孩子，还在玩竹马游戏、撒尿和泥的小胡臭时代，就已经当上官了。瞧人家孩子的童年多美好！
最可气的是有些人还借此发财生钱。有些高官没有子孙，或者虽有子孙，但却已通过别的渠道获得了官位，不再麻烦皇上他老人家恩荫了，于是就高价出卖皇家的恩荫指标来换钱。俗话说河里没鱼市上看，社会上大批的富商巨贾子弟，为了攀结权贵，就花钱冒充高干子弟谋取空缺。还有的官员肉烂在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把自家的门客、童仆、郎中大夫也都拉进了官员队伍。在这方面业绩最突出的是童贯童先生，因为童先生是个宦官，没有生育能力，自然也没有子嗣后代，于是他就把自家的门客、童仆拉进来一百多人。这类人当了官，“率多骄骜，不通古今”，不光白拿钱不干事，还不断地生事儿搞摩擦。你那儿干事儿，我这儿生事儿，这叫能量守恒相对论。你生气？人家没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抱老大委屈呢！
难怪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会气愤地说：“国家爵禄，本待那些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无故受官，诚为太滥。”当然看不惯这种丑恶现象的正义之士，也不止司马光一个，比如宋神宗时，一位大臣就曾直接上书揭露某些高官“高资为市”、买官卖官的丑行，要求皇上下诏制止。但这些义愤之词，根本无法改变高官子女得利的恩荫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拖累下，大宋王朝以一天一个跌停板的速度走向了灭亡。
事实确实如此，宋代的恩荫不但拖累了国家的财政，而且也堵塞了社会精英的升迁之路，让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自恩荫制度实行以来的正史“列传”中，凡以恩荫入仕的，史官都堂而皇之地把它一一载入史册，并不隐讳，可见在当时并不以此事为耻。那时候，在北宋官场那些靠恩荫入仕的高官子女，往往比通过科举，也就是公务员考试进入官场的还要多。不光这儿，恩荫入仕的官员虽然是近亲繁殖，可升迁的速度却特别快，当科举中第的新进官员还在试用期的时候，这些恩荫的官员早就通过父辈的关系在朝廷中建立了完备的关系网，只要有更高的职位，马上就归人家高官子女了，汤汤水水的都很难给您剩下。
北宋的名相寇准是个例外。他30多岁时便被宋太宗拜为宰相，这在宋代朝廷重臣当中是极为少见的。据说当年他当宰相时也很费了一番周折。据《国老谈苑》中说：“寇准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准知之，遽服地黄蒹饵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另一部史学笔记《闻见近录》中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是宋太宗看到寇准是个治国之才，可就因为他的须发黑、太年轻，所以在使用上有点犹豫。寇准为了自己能当上国家级CEO， 回家后一发狠，就用中草药把自己头发和胡子都染白了。头发和胡子一白，自然就显得成熟了，升迁路上的年龄障碍也排除了，寇准后来真的如意当上了宰相。
您看寇准把头发染白了有点儿搞笑不是？不过却比眼下某些人把头发染黄了实惠得多！您想啊，把头发染黄了，顶大把自己说成是有欧洲血统或是混血儿，可人家寇准把头发染白了，却立马给自己弄了个国家首席执行官，那叫一个爽！上面的那个说法，虽然未见于正史，但史学笔记《闻见近录》的记载也并非于史无据。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只适合有背景、有资历的官员，顺着台阶往上爬，年轻有为的官员越级升迁真的很困难。
您说，寇准因为头发胡子闹了个国家级首席执行官不是，可他倒霉也倒霉在这胡子上了。原来，寇准有一门生叫丁谓。有一回，几个国家级CEO一起在朝房用饭，寇准不小心将几粒米粘在了胡须上。丁谓立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替老师把胡须认真梳理了一番，还不失时机地赞美寇老的胡须：“好好漂亮呀！”寇准见丁谓这样巴结自己，虽然心中不快，但毕竟人家小丁是在为自己做零距离服务，所以不便发火，于是笑着说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翻译过来就是说：“难道天下还有堂堂大臣为长官溜须的吗？”
这大概就是“溜须”一词的来历。不过《宋史》中还有另外说法，说是：丁谓在宋真宗时善于迎合帝意，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当时的宰相是寇准，丁谓对他毕恭毕敬，如事父母。一天，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工作餐，汤水污染了寇准的胡须，丁谓同志奋起为老首长溜须。寇准笑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又气又恼，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不管怎么说，寇准被“溜须”溜舒服了，怎么看丁谓都是个能人。于是，就不止一次地向另一名宰相李沆推荐丁谓。李沆素以“先识之远”而被人颂为“真圣人”、“圣相”，所以对于寇准的举荐就是不答应。寇准纳闷，请李丞相指点。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反问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这些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李沆认为丁某为人不正，对于这种小人，绝对不能提拔重用；寇准则认为像丁谓这样有才能的人，不能压制，是金子总会发光！显然聪明的寇准对丁谓落井下石的丑恶嘴脸并没看透，以至做出了错误判断。最后李沆笑着对寇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后来丁谓小人得势，屡屡高升，寇准遭到排挤，直至被流放。直到这时，寇大人才“始伏沆言”。《宋史》中说丁谓“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真是准确到位，可惜寇大人只看到了丁谓的“机敏有智谋”，而忘记了后面的“险狡过人”，最终栽在了小人手里，真是太可悲了！
要说人家丁谓也确实“机敏有智谋”，脑子那叫一个活。他曾为修复毁于大火的皇宫献出一条绝妙的“连环计”：就是把宫门前的一条马路挖成运河，引汴河水入内，这样做首先可以利用水运解决运送建筑材料的困难，挖河的土呢还可以用来就地烧砖，然后再用修皇宫的建筑垃圾填河复路。此计可谓一举三得，就是现代建筑专家也难想出这样的高招儿，所以丁谓的建筑策划当时受到了广泛赞扬。
话说，过了几年，寇准第一次被罢相，继任宰相王旦评价丁谓说：“丁谓是有些才能，但他根本不是治国的良才，只会耍小聪明。以后如果他独自掌权，必将祸国殃民还会搭上自己。”有人将王旦的这番话转告给了寇准，但他就是不以为然。十几年后，寇准最后一次任宰相不久，就把丁谓提拔成了自己的副手。从此，丁谓在仕途上开始飞黄腾达。可没过多久，他就把老师给卖了，最后寇准死于被贬逐的路上。
丁谓升任宰相后，果然如王旦所料，他的才能立刻就转化成了攀龙附凤和疯狂敛财的敲门砖。皇帝提议大兴土木营造“玉清昭应宫”，大臣中有不少人考虑到国家财力表示反对，可丁谓却编造了许多堂皇的理由，使得群臣“不复敢言”。玉清宫整整建造了七年，使得国力民力都消耗很大。后来丁谓因为作恶多端被抄家，发现他“得四方赂遗，不可胜数”。
寇准重用丁谓，看重的是他的才能，而对他的德行品格，却不加考察。用错一个人，害国害民又害己，就这一点来说，绝顶聪明的寇准可谓是自食其果了。也许，寇准对丁谓的德行还是有所觉察的，可却认为“小节无害”，于是就被丁谓的“小聪明”蒙住了，但这也开脱不了寇准失察的责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评价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可以说是对丁谓这类小人研究到家了。
眼下也有一些丁谓这样的人，被领导认为“有能力”“会办事”。其实，他们也是像寇准一样被“溜须”溜舒服了，更何况这些领导正需要丁谓这样的人来为自己办一些家务事儿，像如何替首长安排好“小三”的房子、怎样替首长筹划好孩子出国的费用，德行好的人还真办不好。这么一来，像丁谓这样的人也就有了展示才能的平台，至于国家利益受损失、纳税人的钱流失，这些领导倒是不像寇准那样往心里去。
说到《宋史·职官志》，里面有这样的具体规定：“文人致仕，以七十为断。”但宋代也有少数政治家非常的高风亮节，愿意提前致仕退休，主动为年轻有为的官员让路。比如欧阳修，官至参政知事——《宋史·职官志》说明：“参政知事掌副宰相。”尽管已官至副宰相，欧阳修还是多次要求退休，最早的一次只有58岁。后来经过多次争取，到他退休时也才只有64岁，离宋代法定的官吏退休年龄还差六岁，但他仍然感到很惭愧。
门生们认为欧阳修的德才为朝廷所倚重，劝他用不着马上退，可欧阳修却不为所动，并说了一段颇为清醒、也颇为感人的话。他说：“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被驱逐乎！”这段话意思是说呀，我的一生名节声誉在年轻人中传播很广，只有适时地退休，才能避免年老了干糊涂事，要是因为失职被赶下台太寒碜人了。退休后，他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埋头写作，既没有因自己恋栈贻误国事，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欧阳修是想以自己的行动带出一个能上能下的官风来，可像欧阳修这样深明大义的官吏在宋代实在太少了。
但也有史书记载，欧阳修之所以不到年龄多次要求退休是因为两次轰动一时的绯闻所致。一件事儿，是欧阳修与他的外甥女的是是非非；一件事儿，是有人诬告欧阳修跟自己的儿媳有染。
欧阳修的那个外甥女其实并不是他的亲外甥女，而是他妹妹的继女。他妹夫死了以后，他妹妹曾带着这个女孩来投奔欧阳修，并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这女孩长大了嫁给了他的堂侄，堂侄死了后，这个女孩跟仆人私通；奸情败露后，她反诬和欧阳修有私情。这种离奇的故事虽然没有多少人信，但却被他的政敌吕夷简所利用，他趁机将欧阳修贬到了滁州，当上了“醉翁”。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设想如果没有这起绯闻，也就没有著名的散文《醉翁亭记》了。
至于说到欧阳修与自己儿媳有染的事，也是受到了自家亲戚的陷害。当时他没有替犯事的妻弟薛宗儒在皇上面前说情办事，惹恼了他，于是就诬告欧阳修与自己的儿媳吴春燕有染。御史蒋之奇更是利用这件事推波助澜，想趁机扳倒欧阳修，好在因为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还算明白，才没有因此处罚欧阳修。不过经过这两次折腾，欧阳修充分感到了官场的险恶，于是产生了赶快退出仕途的念头。
欧阳修想退，别人并不想退。那么，宋代官员严重超标，业务素质下降，政治素质又如何呢，或者说他们的人格魅力怎么样呢？这一点也不敢让人恭维。比如说进士吧，他们该是宋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代表了吧？他们中固然有诗书画全才且颇有见识的苏轼，有著作颇丰且有政治远见的欧阳修，也有主编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且人品不错的司马光，还有抗金名将李纲等许多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但只要你细读一下正史，就会发现，当年金人兵临城下时，北宋一些进士出身的官员们，所作所为实际上是猪狗不如。别人不说，就说跪在岳飞坟前的四个人吧，秦桧的老婆不算，另外三个，秦桧和万俟■都是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一个张俊是武将。
另外，排挤宋代抗金名将李纲的黄潜善，也是进士出身。《宋史·奸臣传》中列举的蔡确、吴处厚、吕惠卿、蔡京和他弟弟蔡卞等都是进士。比如这个蔡确虽然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谋臣，但其人品极差，他不但出卖了沈括，最后还出卖了非常赏识他的王荆公。其他几个人，也各有各的劣迹，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至于《奸臣传》以外的一些进士也同样行为可憎。比如靖康之难的罪臣唐恪，金兵围城前他虽然官居宰相，却从没有提出过挽救危局的建议；金兵来犯时，他干脆主动割让了三处重镇。更可恨的是，各路援兵驰援京城勤王，他居然命令停止前进，部队因此就地解散。以至于他陪着皇帝巡城时，险些被愤怒的军民暴打一顿。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怨他，也是大宋的佑文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国家。你想，一个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又赶上同样是文化人、同样一见血就犯晕的皇帝，让他们指挥打仗，面对虎狼之师，不惊吓出个不孕症来就不错了，您还指望他们打胜仗啊，做梦去吧。
北宋的官府衙门，机构重叠，臃肿不堪，工作效率非常低下。那些进士出身的军事主官，一遇到重大军事问题就无休止地开会研究、争论不休，却总也制定不出有效的对策来。“宋人议论未定，敌兵已渡河矣！”是后人对宋代官僚机构的绝妙讽刺。官员奸诈自私，国事岂能不乱？高薪没有达到养廉的目的、高行政支出也没有保持政治上稳定和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宋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力图通过改革吏治、裁减冗滥的官员，来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一家哭和一路哭的故事。说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因长期担任地方官吏、镇守边关，对民间疾苦、国家的吏治状况和边关的敌我态势都有着很深的了解，所以积极主张改革。宋仁宗时，做了参政知事的范仲淹曾多次向皇帝提出健全吏治、选拔贤才、建立严格的用人制度的建议。有一次，他拿出各路监司的花名册，逐一审核，把不称职的官员一笔勾掉，准备撤换。这时在一旁的大臣富弼就劝阻他说：“您一笔勾掉了人家的一个名字，将使一家哭。”范仲淹回答说：“宁使一家哭，不让一路哭。”啥叫一路哭啊？路，是一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吧。前面咱们说过，为了防范藩镇割据，北宋规定各州的长官都由文人担当，另外再设通判，也就是副长官，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官，通称监司，等于是中央特派员，负责总管各路的财赋、司法等事项。范仲淹话的意思是，撤换一个不称职的监司，可能会让他一家人哭，但如果不撤换他们，就会让一路的老百姓哭。因为这些昏官、贪官无才无德，但却掌管着一路的财赋和司法大权，他们或者占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为官害民，草菅人命，不让他一家哭，就会让无数的老百姓哭，这叫做两害相较取其轻。范仲淹虽然只是个封建官吏，却站得很高，要求人们要忧天下、忧国事，真正为国家为百姓着想，别净想着自己的职务待遇。充满忧患意识的范仲淹，其实也无力挽救危局。庆历新政，这个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最后也不过以失败而告终。
宋代官吏选拔荐辟之广、恩荫之滥、祠禄之多前所未有，积贫积弱现象也是前所未有，难怪支持范仲淹改革的欧阳修要慨叹：“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天下物力，不能供俸禄。”啥意思？就是说，四海广不广，天下大不大，都生不出这么多钱来养这么多官了。而且那些因循守旧的滥官，平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天想着往上爬，国家遭遇危难了，该出手时不出手。好容易出回手了，还是打开城门投降。要说人家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拉开这么重的门栓也不容易。
滥官乱政致使大宋王朝成为中国统一王朝中最软弱的一个，从宋代初年的高梁河战役到北宋灭亡，宋与辽、西夏和金人所进行的战争，实在少有胜绩。至于南宋小朝廷的历代皇上，更是甘愿称臣做小当儿皇帝，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国家的大量财物和民脂民膏聚敛起来给人家上贡。你想，这样的王朝不走向衰落、走向灭亡才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