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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黄梦莹被软禁在父亲的别墅里已经几天了,过着充满思忆和疑虑的郁郁寡欢的日子。每当晨光初现她便起床,独自来到后花园,在那曲曲弯弯的小径上徜徉、吟诗,偶有佳句,便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晚间当四周一切都安静下来时,她再次来到花园,或坐在冰凉的大理石靠椅上,仰望星空,发思古之幽情;或徘徊于树影扶疏的草地间,生怀人的惆怅。她不愿见到父亲,不愿和任何人说话,除了一日两次到花园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独自关在房间里,甚至一日三顿饭也是让女仆给送来的。她伏在书案前或画或写,把心中的思念、忧伤和孤寂,全都倾诉于毫端。

最初,黄天来还担心女儿会私自出走,后来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自己连欺诳带威吓的一套已经奏了效,也就放下心来。不过他还是叮嘱管家和指定专门照料小姐的仆妇、丫鬟们多加防范,尤其不允许袁氏母子接近她。

这城郊的别墅是他最近买下来作为藏娇的金屋的,如今把黄梦莹安置在这里,也颇费了一番考虑。他主要的目的是不让袁氏母子得知她的下落。这三年他在女儿身上不惜花费一大笔钱,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她与袁晨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如今学成归来,岂有再让她和那奶妈的儿子厮混之理呢?在他得知女儿乘坐的“雅典娜”号邮轮抵埠的确切时间后,不待她登岸便派人用汽艇直接从轮船上把她接走了。这几天,每当女儿向他问起袁母时,他用预先编好的谎言对付她,说袁晨因思想“左”倾,遭受当局惩处,前不久已举家迁离上海,至今去向不明,正在托人查访。然后又开导女儿说,目前市内局势吃紧异常,驻沪日海军陆战队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对上海的进攻。街上谣传纷纷,人心惶惶,一个女孩子处在这种时候,不宜随便外出。这也就意味着黄梦莹不能独自再回到慈寿里袁家去。

黄梦莹对父亲这些话将信将疑。她去国三年,如今虽回到了家,但对国内的一切的确有一种陌生感。关于日本的侵华野心,这几年她在巴黎报刊上读过很多揭露性的文章,上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是对的。就这一点来说,确实不宜随便外出。另外袁晨的思想倾向,她当然也十分了解。她经常从《热血》中读到他抨击时政的文章,被迫害完全有可能。至于举家离开上海,却令人感到太突然。因为她一个多月前在巴黎即将动身返国时,还接到过袁晨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丝毫没有要迁徙以避难的意思。昨天,她还是忍不住提出要到慈寿里姆妈家去看看,遭到父亲拒绝,说袁家的房屋已换了主人,拆除重建了。即使去看也只能见到一堆砖瓦,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她决定写一封信给楚湘漓,打听袁晨的下落。这几天早晨她都听到一个小男孩在街上叫卖《热血》,推断那位作为社长的杜夫人仍在上海。信写好之后,已交由女仆拿去投寄。现在她心里稍安,她相信这位对袁晨十分器重的前辈在接到信后一定会给她一个答复。

黄梦莹哪里知道她这封信如今已装在她父亲书房的字纸篓里。原来当她把信交到女仆手里时,女仆转身出去便把信交给了管家,管家马上送到黄天来手中。黄天来拆开看过,便随手扔掉了。黄天来认为女儿此举是意料之中的,他自己也并不指望用编出的谎话能长期把她瞒住,也绝不可能使她永远足不出户。只要她一回到慈寿里,一切便会明白的。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袁晨肯定也在想方设法找她。他记得在“雅典娜”号抵港的那天中午,他特意乘坐新买的法国雪铁龙牌小汽车从公和祥码头上驶过,看到袁晨母子守候在那里迎接黄梦莹。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虽经过三年的分离,却并未被时光的流水所冲淡。当时他就深感自己所采取的先把人从船上悄悄接走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至于以后的事嘛,他打算亲自挑选一个合适的女婿。

早在黄梦莹由法国回到上海之前,黄天来就已经适当地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出了招选女婿的风声。尽管许多人根本没见到过他的这位独生女儿,但凭他的家财和社会地位,凭着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和留法三年的学历,就已吸引了很多体面人家的子弟。他们之中不乏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子,但这些人却都不为黄天来所看重。黄天来的心中自有一条不便言明的择婿标准。他大半辈子的经历使他深深感到,要在上海滩称雄,官方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他出身寒微,半辈子吃了没有交上官场朋友的亏,因此亟须通过女儿找上一个能在官场走动的帮手。到目前为止,他看中的是《中央日报》驻上海记者张繁。

三十年以前,他在四川老家把祖上留下的十几亩薄田卖掉,决心到上海来闯码头的时候,上海滩上可以经营的行业成百上千种,而哪一行也都有人破产,有人发财。当时,对于他这个人地两生的土少爷来说,手上的资本有限,究竟从事什么营生才能发起来呢?碰巧,有一间马戏院因经营不善而濒于破产,登报变卖全部产业。黄天来以他独到的生意人的眼光看中了它,把它盘过来,然后改成一间戏院,取名“普天乐”。他从老家把一个常年走村串乡的草头班子接到上海来,给他们购买了一整套崭新的行头,让他们在普天乐大戏院登台演出。

黄天来的父亲早年就是一个川剧草头班的班主。他从小跟着父亲在那天府之国的小县份、小乡镇演出,以此维持全家,乃至全戏班的生活。草头班没有可供固定演出的剧场,东游西窜,形同艺丐,在同行中很受歧视,票也卖不出价钱。幼年时的黄天来就对那些能在戏院演出的班子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那点所谓名气,都是捧出来的。草头班里并不乏色声艺俱佳的男女,只要给他们打扮得光光鲜鲜,让他们在城里的戏院子里演上几本连台大戏,加上报纸的吹捧,包管走红。现在他就是按照当年形成的这套观点来行事的。他在这个草头班身上下了一笔本钱,把服装、道具、背景按照当时上海观众的需要重新换了一套,而表演中的土味儿却大胆保留了下来。然后把班子里几个扮相和身段、嗓子都不错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认真调教一番,让她们唱主角。演了一年下来,果然大见成效。普天乐大戏院声名鹊起,草头班在服装、道具、背景上的一些新花样被报纸吹为“革新”和“先进”,那有意保留的土味却成了最能招徕观众的所谓“特色”。

黄天来在草头班身上狠赚了几年的钱。后来电影渐渐风靡了上海,他又当机立断地把草头班解散,将“普天乐大戏院”修整一新,改成了“佳丽影剧院”,挣的钱比原来的更多。就这样他逐步发了起来。如今他手里有三间电影院、两间大戏院和一个游乐场,最近还买下了“天籁”影业公司。他也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戏院老板,成了上海文化娱乐界的知名大亨。如今他年纪刚过半百,雄心勃勃,精力旺盛,下半辈子还准备再发一笔大财。

唯一使黄天来感到遗憾的是他在上海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根底还太浅,尤其是缺少来自官场的庇护和依托,所以时时受到敲诈和勒索。最近,天籁公司拍一部言情故事片《一见钟情》,就因为官场中没有人帮说话,而被审查机关以“有伤风化”为由扣留了下来。黄天来为这事十分着急。这不仅因为它是公司成立后拍的第一部故事片,而且还因为在它身上花了数十万元资金。如果真的不准放映,公司非破产不可。他也知道这种官样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要钱。但对方的要价太高,如果如数拿出来,这部片子的赚头就微乎其微,等于白拍了,所以至今双方仍僵持不下。这件事使黄天来深感到身边要是有一个像张繁这样的可以在衙门走动的女婿,那就太好了。故而他在那许多佳婿应招者中,比较倾向于这位名记者。但还得看一看他的实际能力究竟如何。因为张繁已经揣摩到黄天来的意思,提出由自己出面向有关方面为公司疏通。要是疏通成功,这门亲事便可以定下来。这便是何以这几天唯一被允许单独拜访黄梦莹,使她那实际上被软禁的闺中生活不致太寂寞的,就只有这位娇客的缘故。

张繁第一次到黄家别墅来见到黄梦莹,不禁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如果说在这之前他竭力想谈成这门婚事是看在黄家的钱的分上的话,那么现在使他动心的却是黄梦莹本人了。

她那天穿一身法国时装淡茄色连衣裙,发型入时,像一圈海浪起伏,梳理得整整齐齐,全身散发出一阵阵巴黎高级香水的芬芳。她脸上没有作任何修饰,但那肤色却如凝脂般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洁白和润泽,透出健康的红晕;神情于端庄、沉静之中,略带几分抑郁之色,像一朵被冷风吹过的花,使人看上去反而更觉值得怜爱和同情。

张繁一边打量着这位曾一度遭冷落的黄家小姐,一边想:“若是带着她到上海的社交界,哪怕只露一露面,也要令人羡煞呢!”他天天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中,名媛淑女见过很多。一般来说,他是容易赢得她们欢心的。如今见到黄梦莹,不免觉得那些浓妆艳抹、搔首弄姿的太太、小姐们美中带俗,缺少黄梦莹的文雅与单纯。他产生了要把她永远占为己有的强烈的欲望。于是,他琢磨如何在这第一次见面时就把她征服。

他抖擞精神,把那套交际场中练就的取悦女性的本领用到黄梦莹身上。

张繁侃侃而谈:“我喜欢巴黎,令人陶醉!去年秋天我赴法国采访,有幸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真是大饱眼福。遗憾的是当时未能结识小姐,否则在小姐指点下游览观赏这个艺术之都,当更能领略其间的丰富情趣呢。”

黄梦莹谈兴不佳,但出于礼貌也不得不应酬几句。她说:“我不好旅游,不过由于学的是美术,每逢星期日或寒暑假也常到巴黎的博物馆或里昂、马赛等名胜之地做一番观览,或写生或临摹一些艺术作品。张先生要是和我在一起,怕不感到十分寂寞和枯燥才怪呢!”说罢微微一笑。

张繁是个聪明人,从黄梦莹这一答一笑中,已经初步窥见了她的性格。他的经验告诉他,一般社交场中的女子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喜欢男人的奉承,内容则多半在穿着打扮上。刚才当他第一眼见到黄梦莹的时候,就感觉出了她固然在虚荣心方面难以脱俗,但却自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清高之处,因而决定不在穿着打扮上奉承,而在事业学问上恭维。现在果然奏效。他连忙摆摆手,说:

“不然,不然!我尽管手笨眼拙,不会画画,但很喜欢欣赏。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和十八世纪古典主义的作品。不怕小姐见笑,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间,我曾三次参观卢佛尔宫(罗浮宫),在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面前流连忘返。我感到蒙娜丽莎那深沉的微笑着实太迷人了,无怪乎几个世纪以来,美术评论家还在为隐藏在这微笑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而争论不休呢!黄小姐是此道中人,将来我要找个机会来专门请教这方面的学问,相信小姐是不吝为我一开茅塞的吧?”

黄梦莹见这位记者先生对美术竟然如此津津乐道,心中果然高兴,话也多了起来。她问:“先生刚才说到也喜欢古典主义的画家,但不知是哪几位的什么作品?”

张繁略一沉吟,答道:“比如说雅克·路易·大卫的几幅名作。在卢佛尔宫我看了他早期的《荷拉斯兄弟之誓》一画。这幅以历史上英雄人物为题材的油画,不仅技法精工,画风严谨,而且还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动情力。甚至现在当我一闭起眼睛时,这幅画便呈现在眼前,浮现出荷拉斯兄弟与乃父诀别去誓死杀敌的悲壮场面来。那位父亲手持三支刀箭,神情是何等的悲壮、庄严!而画中那些作为陪衬坐在一旁的家中其他成员也画得很好。他们似乎已意识到这三兄弟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神情。我曾在这幅名画前多次伫立观赏,每一次观赏都令我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激情不能自已!”

黄梦莹默默地点头,她为张繁的话所打动。她自己就曾经临摹过这幅画,而当时的感受与张繁所叙述的是一样的。看来艺术的魅力无穷无尽,它可以征服许许多多的人,甚至还可以跨越时间的壁障,持久而不衰。当然,大卫除了《荷拉斯兄弟之誓》外,还有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完成的名作《马拉之死》,以及后期歌颂拿破仑一世的《加冕式》《授旗式》等等。不过比较起来,他后期成了宫廷画家,作品感情减弱了,不如早期作品那么震撼人心。当黄梦莹把自己的这些见解说出来后,博得了张繁的啧啧称赞。于是他们从大卫谈到了大卫的学生、名画家格罗,又从格罗谈到法国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安格尔,然后从古典主义谈到法国的浪漫主义画派,时间便在这种畅谈中不知不觉地过去。

今天,张繁又来到别墅拜访黄梦莹。有了上次交谈的基础,这次见面后彼此都不再有陌生感。黄梦莹这几天尽管情绪不佳,宁愿独处以保持平静的心境,尽可能避开任何外界的干扰,但却不知为什么对张繁的来访并不反感。

“密斯黄,”张繁使用了一个略显得随便一些的称呼,“你能猜出这两天我在干些什么吗?”

黄梦莹笑着摇摇头。张繁有意把话说得让对方高兴:

“我在倾听你心灵的歌唱呢!”

黄梦莹一听就懂了,但故意问:“我的心灵一直是静默的。”

张繁哈哈笑了,说:“你正是在静默中唱着一首首无声的歌!两天前,我为能成为女画家黄梦莹的朋友而感到荣幸,今天我又认识了诗人黄梦莹!”

黄梦莹略带嘲讽地说:“那么你该是受宠若惊了!”

“是的!这两天我拜读了你发表的许多首诗。我敢说它们是我所读过的我国当代女诗人中最出色的抒情诗!人们用嗓子歌唱,而你用心灵歌唱。你的歌声更动人、隽永!”

“你过奖了。它们不是歌,不过是孤寂中的呢喃细语或是几声嘶哑的呼喊,是无声的哭泣罢了!”

“精彩,精彩啦!也许只有诗人才最有资格评价自己的作品!不过我还是要说无论它们是细语也罢,呼喊也罢,哭泣也罢,都是从那优美而高洁的心灵里生发出来,充满了深挚的情意。没有诗的心,就没有诗的情;没有情的诗,便不能打动读者。密斯黄,你说对吗?”

黄梦莹点点头,高兴地想:“这个记者真还懂点诗。”她问:“看来张先生也喜欢写诗吧?”

“嗯,怎么说好呢?有时也胡诌几句。不过我的烟士披里纯太不济了,所以至今还没能写出像诗的东西来。诗歌之门是如此难以开启,所以我对那些能写出佳作来的诗人,总是十分敬佩的!‘哦,埃拉托,你唤醒了我的忧思、我的企求、我的灵魂的饥渴!’”

张繁那略带夸张的朗诵动作,引得黄梦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朗诵的是她在《致埃拉托》一诗中的开首两句。她曾以希腊神话中九位司文艺和科学的女神为题材,写了一组抒情诗叫《缪斯之歌》。这九首诗在国内著名诗刊《现代》上发表后,很快被译成法文在巴黎的《圣坛》文学月刊上转载,并得到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兼文艺理论家瓦莱利的好评。

“黄小姐,”张繁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今天我到这儿来,不仅是向你表达我对诗人的敬意,还为了向你索取佳作呢!”张繁解释说他每周都为《中央日报》的文学副刊组稿。她这几年由于人在国外,还来不及把她向国内读者作介绍。如今回来了,作为一个记者,他有义务将这颗诗坛的新星介绍给公众。“我估计你在归程中以及这几天家居生活中都写下不少新篇吧?”

黄梦莹感到为难地说:“这……当然啦!不过,这些只是随兴涂鸦之作,以排遣旅途和居家的寂寞罢了,根本没想到要拿出来发表。”其实,黄梦莹这话也只是说出了她意思的一半,还有那另一半是她嫌《中央日报》官味太浓,担心在那上边发表东西会影响她作为一个献身于艺术的诗人的名声;但碍于张繁的面子,不便明说。

张繁不容她推辞,说:“真正的好诗还是那些不为发表、不为名利写成的诗!”

黄梦莹推托不过,只好从书房里拿出一摞写好的诗笺来,让张繁从中挑选了几首,并商定发表时用“海韵”做笔名。

“张先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张繁心中一动,已经猜到她要问的是谁了,回答说:“好的,只要我认识。”

“你会认识的,《热血》周刊的主编袁晨,他现在还在上海吗?”

“啊,啸埃兄。”张繁说,“我们岂止认识呢,可以说是老熟人了。不过这段时间都没有见到他。怎么你们也——”

黄梦莹听到“老熟人”三字,不觉心头一热,眼里含着泪花。她对袁晨的思念太深太切,如今见不着袁晨,能见到一个他熟悉的朋友,便感到几分安慰。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回国后一直没能见到他。据说他已离开了上海,不过我想似乎不可能。……但愿不可能!”她不会说谎,而且,此刻她相信张繁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这种处境。

张繁暗暗好笑,心想:“几小时后袁晨就成了特务的猎获物了!”但嘴里却说:“小姐放心好了,我一定设法打听清楚告诉你。”鉴于诗稿已索到手,便借口急于给南京发稿,告辞走了。

张繁从别墅出来,坐进停候在门外的一辆银灰色美国福特牌小汽车,朝着青年会馆的方向驶去。张繁坐在车厢里,把头舒适地枕在柔软的椅背上,心里为终于把黄梦莹的诗稿索到手而感到高兴。这几首诗中,他特意挑选了一首题为《给X.A.》的,因为“X.A.”这两个字母,就是“啸埃”的缩写。

现在,他把这首诗从皮包里拿出来再看一遍,感到确是一首好诗。作者善于运用自由体的形式和富于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写得深沉、含蓄。诗行中融进了许多关于人生的感受,真挚而动人。张繁掩稿沉思,心中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他想在自己目前正进行的这场交易中,正需要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之情,以便在袁晨身上取得更佳的心理效果。其实就他本人来说,是从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什么真正的执着的情感的。与他要好的女性朋友不算少,但真正相爱的没有一个。无论是喁喁情话或是海誓山盟,归根到底无一不是出自利害得失的考量。生活中还没有一块能不为切身利害之戈矛戳穿的感情的盾牌,因此他相信黄梦莹和袁晨之间的感情的归宿也必然如此。这几天,出于需要,他翻看了情报界的朋友给他提供的有关袁、黄二人的秘密档案材料。材料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他们两人青梅竹马式的感情的建立和发展的记叙。还有黄梦莹在留法期间两人互致的信函,都有摘要抄存其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纯洁的。但是,这种爱情也往往如一个通体透明的玻璃球那样,是经不起严酷现实的一击的。现在,当他读着手中这些充满至真至诚情愫的诗稿时,就像握着一个爱情玻璃球,而他将要亲手把它击碎。他不无嘲讽地想:“这些诗句的真正价值也许只在于欺骗吧!”

他认为它首先欺骗了作者自己,然后欺骗对方和千万读者,如今又在帮助他去进行另一场欺骗。在他已然开始的这场骗局中,尽管作为另一个被欺骗的对象袁晨十分老练,但他相信凭借这些诗稿的帮助,一定会成功。

这次对付袁晨是他和情报界朋友的又一次合作。吴人哲把任务交代得很明确:

“只要让他坐上你的汽车,然后把车从我们指定的地点驶过,下一步的事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张繁不是吴人哲手下的人,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们之间的合作,不会自这件事开始,也不会就在这件事上结束。他像戏园子里的票友那样,碰上高兴便“下海”玩玩,客串一两出戏,对戏班主和戏院老板都能保持一种独立的身份。他这次“下海”的交换条件是由吴人哲发还天籁影业公司被扣下的那部影片。这是昨晚才谈妥的。当然,作为公司方面也不能白得这份人情,片子发还后得由公司奉送有关人等一笔谢仪,不过那数目比当初的要价少得多。

此刻,张繁的猎物——袁晨正到达青年会馆。

上海“青年文化日”的活动在青年会馆内进行。这次活动是由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救亡团体和大、中学校的学生爱国组织联合主办的,主要内容为演讲,目的是进行广泛的抗日发动和宣传。

这一天,青年会馆里里外外张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宣传抗日、勿忘国耻的标语。会馆大门首悬着一块横幅,上写“文艺救国”四个大字。另外在会馆礼堂的讲台前,也悬有一幅横额,上写“上海青年抗日救国大奋起!”

中午过后,参加大会的人陆续来到了这里。他们之中有来自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和来自各文艺救亡团体的青年文艺家,有千余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艺家的头衔不像今天那样能轻易地唤起人们一种崇拜的盲目性和给人一种特殊的优越感。当时的现实并没有提供给文艺家们较一般人更为特殊、更令人羡慕的种种物质条件,没有谁会因为你有了这么一个空头衔而给你发薪水。当了文艺家也仍然得以自己的创作来维持本人和妻子儿女的生活,而且这种劳动还往往是相当艰苦的。因此,当这些青年文艺家和学生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崇拜者过分热心的包围,只是不时有人递过一本纪念册之类的东西请求题词以留念。这在当时上海的知识青年之中,是一种时髦的风尚。青年文艺家中也有人出示自己的纪念册,请新结识的男女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题词、签名以资留念的。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双方都感到更为融洽和愉快。

袁晨走进会馆,这里已经很热闹了。人们三五成群,或坐或站,有的在激昂慷慨地讲述着在华北战场或东北敌占区的见闻,有的在争辩日本发动侵略的进军路线,有的则热烈讨论中国抗战的前途。袁晨看到这些聚在一处慷慨激昂地讨论的青年,互相间大多并不相识。可是他们见面之后没有客套和寒暄,一开口就谈论这艰危的时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是那样认真和执着,这使他内心既受感动也很沉重。

不一会活动正式开始了。礼堂外的人都往里面拥去,尽可能找一个位子坐下来。那些实在找不到座位的,只好站在两侧的过道里,有的则爬上窗台去坐。

袁晨进礼堂晚了一步,没找到座位,只好在过道站着,和一群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学生杂在一起。会场一时安静不下来。这时,一个负责招待的女青年分开人群走到袁晨跟前,递给他一张字条。他展开来看,原来是会议主持人请他到台上就座。

他抬头向台上望去,那位主持人站在台前,向他招手。他忙把手中的字条举过头顶,左右摆动了几下,表示已经领情,不必上去了。这时,无意中见到名记者张繁已坐在台上,也在向他招手。他又把另一只手举起,两手抱拳,摇了几下,表示感谢。

这时,身后有人叫他:“袁先生,请这里来坐!”他回过头去,看见离他不远处有两个相熟的文艺界的青年朋友,一个是音乐家舒律扬,一个是画家李犁。他们两人坐在一处,现在正给他腾出了一个座位。袁晨难却盛情,而且挤在过道里的确不便,就从人群中走过去,在他们身边坐下了。

演说开始。第一个登台的是个少女,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她今年春天从日本关东军设在满洲里的一座化学武器试验营地里逃跑出来,九死一生才来到后方。现在她用亲身的悲惨遭遇和亲眼见到的乡亲们的苦难向人们控诉鬼子在东北的暴行。人们被这些血与泪的事实激起心头一阵阵的悲愤,场上不时响起“打倒日本***”的口号声。

“鬼子挑选几百名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姑娘集中到试验营,用我们的身体做一种化学武器的试验,在我们身上注射一种药剂,这种药能使人身体肌肉萎缩。经过几周的注射后,一个光光鲜鲜的姑娘就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太婆,慢慢地衰竭死去。我侥幸逃了出来,不至于死在那里,但健康已受摧残,请看我的头发!”

人们都注视着她的头部。她头上长着又密又黑的头发,扎成两条小辫垂在脑后,衬着她那张圆脸盘,朴实而自然,看不出受过什么损害。这位姑娘突然用哭诉的声音说:“这些全是假的!”她把手一举一掀,假发拿下来抓在手里,露出一颗光秃早衰的头颅!人群中发出一阵痛苦的惊呼,接着响起隐忍的啜泣声。

“再也长不出来了!长不出来了!”受害者那悲凉的声音里透出痛苦与绝望。

袁晨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舒律扬发出一声悲痛的呻吟,连忙用手遮在他那近视眼镜的镜片上,不忍久看。李犁一跺脚站了起来,悲愤地说:“亡国奴的悲哀!亡国奴的悲哀!”

台上的女学生被人扶了下来,假发仍抓在她手中。她神情恍惚,不停地发出“还我青春”的呼唤。

袁晨用颤抖的手抽出上衣袋里的自来水笔,然后摸出一张纸头。一股难以抑制的悲愤攫住了他的心,他让这股情绪从笔尖流泻出来。他手中的笔在纸头上飞快地划动,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你知道什么叫亡国吗?

住宅被炮火烧成灰烬,

禾苗被战马恣意践踏,

家园只留下焦黑的伤疤!

你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吗?

男子背脊落满鞭痕,

女子头上掉光黑发,

辗转在征服者的皮鞭下!

啊,少女没有了头发,

就像花瓣离开了蕊,

就像绿叶离开了树,

只剩下屈辱的青春和暗淡的年华。

啊,男子被皮鞭抽打,

就像一头套轭的牛,

就像一匹负重的马,

承受着奴役的磨难与重压……

袁晨沉浸在创作的冲动中,对台上台下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胸臆间的激情一下子全都涌流出来,但是那情愫又为一时找不着适合于它的形式——最恰切的词语而不得不停滞着,像流水被堵塞,聚积在堤坝里那样。于是去寻觅,去思考,去搜索枯肠。终于那一行行诗句写了出来,感情的流水顺着这一条条沟渠流淌出去,心情也就轻快了,舒畅了,趋于平静了。

袁晨最后把这首诗从头到尾默诵了一遍,虽不十分满意,但已感到力量用尽,暂时无法把它琢磨得更好了,只得作罢。

时间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一个多钟头。在这一个多钟头里,台上讲演的人换了好几个,但是他们分别讲了些什么,在台下的听众间引起了怎样强烈的反应等等,袁晨没有听进去。

在这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一直坐在袁晨身旁的舒律扬,盯着他手里那支笔。这笔在纸上写下又涂改掉,涂改又再写下。诗行逐渐增加,渐渐地他已领略到了袁晨这首诗的情味和主旨。它们与他那音乐家的感受是那么一致,于是他的创作欲望被唤了起来。他悄悄地为袁晨的这首诗谱起曲子来。

它是一首独唱,用女声,就用刚才那位女学生控诉时的音调,那饱含着屈辱、辛酸、悲愤和抗争的音调。他仿佛听到了那激动人心的音符。它们是那么柔弱,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但它们又是那么柔韧,不会折断,不会飘散,鼓舞着人们的意志。他感觉到这声音似乎反复在他耳际回荡着,他要捕捉它,牢牢地把它抓住。

袁晨的诗与舒律扬心里的音乐形象的孕育几乎是同步的。等到诗句的最后一个词斟定写好,舒律扬便把它拿了过来,就在同一张稿纸上对应着那一行行有明确思想和感情的语言符号,写下了体现他的思想和感情内容的音乐符号。

歌曲完成后,两人都感到很高兴。他们虽然早已相识,但过去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合作过。袁晨要舒律扬把歌哼一遍给他听,听罢甚觉满意,说:“有好几处地方你把我原有的情绪或加强了,或变得更明朗了,真了不起!”

两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去找刚才那位流亡的女学生,让她亲自演唱,一定会很动人,并且拉上画家李犁一块儿去找她。他们这时还以为李犁仍在他们身旁坐着呢,等到回身找李犁时,才发觉他早已离去,不知钻到哪儿去了。

他俩不约而同地昂起头在会场张望。会场比起活动刚开始时起了很大变化:人声嘈杂,秩序混乱,但台上的演讲并未结束。不但未结束,反而比先前更加热烈,而热烈中又使人感到有几分紧张。每当一个演讲者登上台去,台下就有一部分人给他鼓掌,同时有另一部分人向他起哄,发出嘘声,甚至难听的咒骂。袁晨和舒律扬都不知情况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不禁相对愕然。这样一来,那位流亡女学生也无从找起了,只好又在原位坐下来。

这时有一个人跳上台去,在一片掌声和嘘声中开始演讲:

“诸位!我以为今天要谈抗日,必须先了解国情;要了解国情,必须先明乎世界之大势。我国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更为严重的是近一年来赤祸蔓延。如任其坐大,加上苏俄对我中华民族心存觊觎,将来内应外合,必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抗日而是防共抗俄!‘赤祸’一天不平,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

这人说完纵身从台上跳下,混进人群中。会场里有一部分人为他鼓掌,但更多的人却骂他:“汉奸!”“卖国贼!”有人高喊把他抓出来与他辩论。于是,果然有几个青年学生开始在人群中寻找起来,但那人早已不见踪影。

接着另一个人慢条斯理地登上台去。袁晨一看原来是《大公报》的记者邝世达。邝世达说:

“刚才听了这位先生的演讲,我怀疑他是不是山头满、土肥原派来的奸细!否则他的话怎么与这些日酋的侵华言论不谋而合呢?”台下响起一片嘲讽的笑声。

“国共打了十年仗,这事实为人所共知。但这是内战,与抗击日寇入侵的战争截然不同!再说苏联乃当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岂能与日本***相提并论?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防共反苏而是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否则萁豆相煎,倒让东洋鬼子坐收渔人之利了。”

这时听众席上有人站了起来,对着台上的邝世达大声说:“邝先生,你的道理讲得对极,我深表佩服!不过我请问你,中日两国国力悬殊,这个仗该怎么打?我们枪炮不如人,装备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机器不如人,要认真打起来的话,我看不出三个月就会亡国!”

台下响起疏落的掌声。会场里又“嗡嗡”地议论起来。邝世达沉着地站在那里,伸出双手往下按,要求听众安静。这时李犁从人丛中走出来,一纵身便到了台上。袁晨和舒律扬这才见到他,心想不知他要讲些什么。李犁把一块赛璐珞制成的大画板拿在手里,向人们往复挥动,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也许是出于他那块颜色鲜艳的画板之功吧,人们果然渐渐静下来了。

李犁说:“刚才这位仁兄的三个月亡国论鄙人实在不敢苟同。以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众,每人吐口唾沫,就能把日寇淹没!蒋委员长说了,只要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如今卢沟桥炮声已打响,东亚睡狮已醒来,只要万众一心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说着他打开画板的夹层,从中抽出一摞画稿。“我这里画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政头目的肖像,诸位请看!”

这些肖像都画得很生动、逼真。大家一看都能说出那是谁来。李犁逐幅展示过之后,接着说:“我国有句俗谚,叫作‘玩火者必自焚’!现在就让这些敌酋来个集体大焚身吧!”

说罢,在会场主持人还弄不明白究竟他要搞些什么的时候,他便“砉”的一声划燃了火柴,把一叠人像烧着了。火舌差点蹿到站在一旁的邝世达的裤脚上。

邝世达没料到李犁会这么孟浪,忙不迭地向后退,嘴里连声说:“李犁兄,李犁兄!当心火烛啊!”

会场主持人忙过来制止,但火势已经燃烧起来了。好在这台子是用泥土夯实的,上面铺着方砖,不怕火烧。但在这样的大热天,礼堂里气温已经很高,再加上这么一烧火,离台近的那几排是很不好受的。

李犁根本不顾及这些,他举起手中的大画板,说:“这块画板是东洋货,烧掉它!”说毕即投入火中。赛璐珞见火就着,火势更旺,会场乱起来。

有些人担心会把礼堂引着,急忙逃了出去,更多的人却看出并无大碍,不仅没有走,反而觉得李犁此举够浪漫的,纷纷把身上的东洋货,如领带、衣服上的纽扣,还有衬衫、手提包之类抛到台上去,由李犁一件件拾起投入火中。同时,人们唱着“打东洋”的歌曲,喊着抵制日货的口号,情绪十分激昂。

邝世达拔出插在前胸上衣口袋的一支自来水笔,留恋地瞧了瞧,便毅然投入火堆中去。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火堆的火势很快就烧过了,那些被烧掉一角的衬衫、领带、提包等等,在灰烬中冒着烟,同时散发出一股股焦臭的味儿,在礼堂里弥漫开来。

人们这时才纷纷从礼堂里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会议主持人见状只得宣布休息十分钟。袁晨在往外走时和舒律扬分了手,当他来到礼堂外边空地上时,张繁从身后赶上,叫住了他。

“啸埃兄,刚才在台上见到你,就想跟你说件事,无奈人太挤,又乱!”张繁望望身前身后来来去去的人群,说,“我们去找点水喝吧。”

两人走出会馆,来到邻近的一间冰室,找了个安静的座位面对面坐下。

张繁说:“恕我冒昧,黄梦莹小姐给了我几首诗,并且嘱咐我在见到你的时候,给你看看。”说着他从提包里拿出诗稿,递给袁晨,并把他如何因拜访黄天来而在他家中见到黄梦莹,以及因慕黄梦莹的诗名而请她给报纸副刊赐稿的经过说了一遍。

当袁晨从张繁嘴里听到“黄梦莹”三字时,不由得心头一震,感到很不愉快。他与张繁虽然常在各种场合见面,有同行之谊,但对此人的政治面目还算了解,所以从未深谈,更不用说向他提及他与黄梦莹之间的关系了。及至张繁解释清楚之后,他心中的不快才释然。他看到诗稿的字确实是黄梦莹的手迹,“海韵”这个笔名也是她曾用过的。睹物思人,那翻阅诗稿的手指不由得微微颤抖起来。

自从那天上午在码头上没有接到黄梦莹,他的心情就一直是很沉重的。不知道黄梦莹究竟是回到了上海还是在旅途中出了事。要是已经回来而当时在码头上没有见着的话,那么经过这几天,也该找回家来了;要是旅途中出了事,在像目前这样正酝酿着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动乱岁月,加上从巴黎到上海的旅程如此漫长,简直无从打听她的下落!

这事给袁母的打击很重。她从码头上回来后,精神上的刺激加上染了一点风寒,当晚就病倒了,直到现在仍卧床不起。袁晨常用好话宽慰她,但没有什么作用。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儿子的看法。她直觉到黄梦莹其实已经回到了上海,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至今一直未与她母子见面罢了。人心难测,三年的海外生活,足以使一个年轻的女子发生大变化。袁晨则认为母亲的过虑是她大半生际遇坎坷,遇事容易朝悲观处想的结果,她这种感觉谈不上有什么依据。黄梦莹的思想、性格他是最了解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致发生如袁母所担心的那种变化。三年来他们书信往还不断,相互间在感情上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了解和信任了。因此他认为,假如她真回到了上海而反复不能互通音讯,这里边就必定是有一种不由己的原因阻碍着。现在听张繁这么一说,他心里明白了大半,原来一切皆出于黄天来的干预。

这几年黄天来对这个庶出的女儿的态度的明显变化,其用意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对袁晨来说是明显不过的,他和黄梦莹也不止一次讨论、分析过乃父的商人盘算和他们应采取的对策。看来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并非偶然。他必须设法马上见到她,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

想到这里,袁晨内心已是十分焦急,恨不能马上就奔赴黄天来的别墅。不过,多年来他和黄家已断绝了来往,尤其在黄梦莹赴法国以后,对黄家的事更是不予闻问。他不知道张繁所说的这幢别墅究竟在哪儿。他想向张繁问个清楚,但欲言又止。为了克制自己的这种激动情绪,他翻阅起黄梦莹的诗稿来。那首题为《赠X.A.》的诗立即吸引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赠X.A.

——树和珊瑚

你是悬崖,我是树!

依傍在嵯峨的崖壁间

生长,把根须植入

皲裂的崖隙,牢牢抓住那

苦涩的泥土。

惊涛在崖下咆哮,撞碎头颅;

海风在树旁吟唱,如泣如诉。

世界仿佛退到了很远,

很远!眼前只有

力的运动,力的舞蹈,

生命的呐喊和神秘的

雾!还有波峰,还有浪谷,

啊!那里可也有悬崖

和崖畔的树——

根须植入那永恒的黑暗,牢牢抓住

海底的胸脯?!

那就是珊瑚!只有它才使我看到

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孤寂和自己的

归宿!

袁晨把诗稿捧在手里,反复读了几遍。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着,感到黄梦莹仿佛就站在面前,带着一身旅途的风尘和因抑郁、忧思而憔悴的面容。她在用诗的语句,倾诉她心中那绮丽的想象、缱绻的柔情和对人生的思索。袁晨心头的激动情绪不仅没有得以抑制住,那想马上见到未婚妻的心情反而比刚才更迫切了。

张繁把袁晨的种种情绪上的变化都看在眼里,他一直在冷静地捕捉时机。现在当他看到袁晨双眼流露出痛苦的神色,目光越过手中的诗稿,呆滞地停在冷饮杯花纹上的时候,他知道袁晨的内心此刻正受着强烈的思念的煎熬。这个时候邀请袁晨同车去会黄梦莹,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啸埃兄,刚才我在黄家别墅会见黄小姐时,她一再表示希望能尽快见到你。也许她有什么急事要找你商量,我不便问。你看是不是这样,难得我们碰在一起,这个会嘛不必再参加下去了,我这就用车子送你到黄家别墅去一趟。”

袁晨感激地望了张繁一眼,点点头说:“那就得麻烦你了!”说着他站起来,抢先到柜台上付了账,两人便走出了冰室。

张繁的小汽车就停放在离冰室不远的路口。他领着袁晨上了车,往与吴人哲约定的地点开去。

张繁的小汽车刚走,一辆装潢考究的人力车停在青年会馆门前。车上走下一位头戴爱尔兰软边便帽,鼻梁上架副褐色太阳镜的小姐,径直走进了青年会馆。

过了十来分钟,这位小姐从会馆里出来,邝世达走在她身边。

“他来过这里!没错,我见过他,和舒律扬坐在一起。”邝世达边送这位小姐,边对她殷勤地解释:“宋小姐不妨稍候一会,休息时间一过,大会的活动继续进行,那时候他也会回到礼堂来了。”

有意把自己打扮一番的宋绮玉没有听从邝世达的建议,她向他招了招手,坐上包车走了。邝世达不无遗憾地望着她的黄包车远去,最后消失在人与车的洪流之中。

车夫往前拉了一小段路之后才回过头来问她:“小姐,要往哪里拉呢?”

“虞洽卿路慈寿里。”

宋绮玉此举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她估计特务刚才扑了个空,短时间内不会得知她目下的行踪。不过,她更担心的是袁晨而不是自己。要是到了袁晨的家再见不着他,就不知该上哪里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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