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写到的旧时行当大约有50余个，这些行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绝迹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偶然保留下来的，也已经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比如剃头挑子，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比如变戏法儿的，如今上了电视台，也不用蹲在地上，铺块布，在您的眼皮子底下耍手艺了；还有手摇堂鼓儿，招呼买卖的杂货挑儿，也进了街头大大小小的超市了。历史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生活被新的生活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事。但通过叙事重建历史的生活现场，却是人类固有的精神冲动之一。早在孔子的时代，就通过采集诗歌，来观察、了解以往的民风民俗。而邓向东与刘辉所做的努力，在我看来，恰恰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将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形象和情境，为我们保留了一些难得的历史记忆。
当然，他们的历史书写都不是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书写中，享受那一份难以言表的乐趣。不过，读者不难在这里发现可以构成已逝的生活形态的细节和材料。比如他们在多处写到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时期，人们如何领取保命的粮票和各种票证，如何买粮，如何使有限的粮票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他们写到人们为何对白薯刮目相看，就并非如今的将白薯视为保健的佳品，而是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八斤白薯，家里孩子多的甚至一定要买白瓤儿的，因为淀粉含量高，能当饭吃。他们还记下了那时的粮价：“标准粉一毛八分五；机米好几种，一毛五分七次点儿，一毛六分三好些；小站米有一毛九分三的，也有两毛一分五的；玉米面一毛一分五不变……想富强粉包饺子，两毛五一斤等着过节才有，平日甭惦记。百分比也是那时学的，粗粮百分之六十，其中米占百分之二十，细粮百分之四十。”这样的记述很有民间性，也很有生活的质感，它能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其中的广大民众的冷暖。
最后还想说一说王永潮为这两本书画的插图，以及刘辉为每幅插图所配的诗，给历史叙事增添了诗情画意，也增添了阅读时的趣味。这些画笔法细腻，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活场景和人物情态是写实的，细品却又别是一番滋味，俗中带雅，隽永绵长。而刘辉的诗亦在雅俗之间，清新可爱。
一个人的视野和见解——读韩云峰著《鸦片的肖像》
韩云峰所著《鸦片的肖像》一书，是作者对生活在“金三角”地区以种植鸦片为生的山民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的描述。这种描述体现了作者在关注被描述对象时非常个人化的视野和见解。恰如一位外国朋友所说：“韩记述了这片不为外部世界了解和认知的区域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这部作品十分生动，超越了世俗的偏见，描绘了一幅佤邦人民生活的真实画卷。这种生活可以追溯到早期殖民者千方百计掌控鸦片种植并获得非法财富的年代。山民们的生活悖于时代，既无辜又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
韩云峰是个画家，由于职业的原因，他从1985年起，常去云南西双版纳为油画创作搜集素材，穿梭在中老边境一带的热带雨林中写生、拍照。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后来使他改变了生命轨迹的“金三角”。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外界误解的名字，人们的想象总是将它和阴谋、罪恶、恐怖、杀戮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地区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处境却被这些想象人为地遮蔽了。韩云峰在最初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便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深切地触摸到了他们心底的朴实和坚忍。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契机，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看到这本浓缩了一个人全部心血和精力的图文并茂的书。书中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幅照片，都像树的年轮一样，记载着韩云峰这些年生命的痕迹。
韩云峰的目光始终追踪着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鸦片种植者的命运。在他视野中，“没有比金三角更有色彩的地方”。每年春节前后，他都在金三角度过，拍摄罂粟的花开花落，以及烟民的日常生活细节。1998年，他再次见到了1985年初次来这里写生时遇到的岩卖一家，他目睹了岩卖家的赤贫。岩卖告诉他：“不想种大烟了，想种甘蔗，甘蔗赚钱。”岩卖每年种罂粟的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只能购买5个月的大米、盐巴和辣子。韩云峰积极支持岩卖的替代计划，并向他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是，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项计划最终搁浅了。韩云峰用他的镜头拍下了这个鸦片种植者无知、无助、无辜的遭际。书中有一幅佤族老奶奶在罂粟地里哼唱古老民谣的照片，他说，在他整理这些照片准备出书的时候，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这使他真切体会到影像记录中真实和变化所带来的心灵震撼。
10年中，韩云峰近20次深入“金三角”，当他有一天检点自己的“存货”时，自己也觉得很吃惊。在这期间，他竟然拍摄了200多个小时的影像素材和数万余幅记录当地人民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感动着他，也感动着我们这些只能通过照片来了解另一种生活境遇的人。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孩子充满了惊恐和期待的眼神。它们深深地刺痛了我，在我合上书本以后很久，还能感觉到它们的穿透力。这成为“肖像”的突出特点之一，它所折射的正是作者博大的仁爱情怀。从情感的交融出发，韩云峰在金三角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认识和理解的桥梁。
据说，韩云峰最初的动机，是拍一部可以“拿国际纪录片大奖”的片子。但随着镜头的日益深入，他的这种个人动机却逐渐淡出，而代之以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认识和思考。他说：“深刻的图文是近距离的观察与表现，作家甚至不仅是个关注者，还应该是所关注人群中一个融入者。读这样的作品才会有一种置身现场的感受，才能让人感动。”而这正是作者让我感动和敬重的地方。在这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局外人、见证人，而是直接参与到金三角的变局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这里的人民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所能做的，就是用他拍摄的影像，去说服世界，实现金三角与世界的沟通，让世人了解真实的金三角，而不是一直被妖魔化的金三角。
所以，在这本《鸦片的肖像》中，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人的肖像。甚至不仅是肖像，而是活生生的、有体温的人。韩云峰的摄像机，就像是一台传感器，把人的温度传递给我们这些遥远的读者。
爱的鲁迅与恨的鲁迅——读《鲁迅家庭大相簿》
在《鲁迅家庭大相簿》的出版座谈会上，有专家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了，不再为21世纪所需要，应该被人们抛弃了。理由是，21世纪讲的是爱，是全人类普遍的爱，而鲁迅是一个只会讲恨的作家。
这是一种听起来有些怪怪的论调。爱和恨更像是一对恋人，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事实上，从来没有只讲爱或只讲恨的人。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懂，有学问的人却不懂，不知什么原因？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鲁迅是否过时可以暂且不论，21世纪是否还需要鲁迅也可以先搁置一旁，但如果说鲁迅是个只会讲恨的作家，我却不能相信。我读鲁迅，不敢说十分深入，仅就一些浅陋的经验而言，鲁迅的爱和鲁迅的恨总是相互纠缠，难论短长的。
以鲁迅的性格，眼里不揉沙子，有笔如刀，刀刀见血，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他的短短一生，结怨很多，骂过很多人，很多人也骂他，所以才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叹。后来的宣传，又故意地取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人们对他的误解，以为他就是什么人的“匕首和投枪”，是个只知有恨，不知有爱的怪物。这是对鲁迅的歪曲。鲁迅或是说过“一个也不宽恕”之类的狠话，但他也在很多场合表达了他的爱，对学生，对师长，对家人，对朋友，他不是一个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把爱藏在心底。
诗为心声。诗是最能表达一个人情感的。读鲁迅的诗，诗情爱意则扑面而来。“我以我血荐轩辕”就不必说了，而“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是先生爱之博大的表白吗？还有很多朋友之爱的例子：“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一首悼亡诗，是为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杏佛先生而作；而另一首：“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也是为纪念亡友而作，这回却是为着几个青年，“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悲愤中正蕴涵着他的大爱如渊。
诗中所记或许还只是一种情感，有些看得见，摸不着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看更实在的。鲁迅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他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他还进一步阐明了“爱”在这里的含义，就是“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就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应该就是一篇爱子宣言吧。当时的他，还不曾生子，后来做了父亲，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周海婴先生在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过一件事，说明鲁迅作为父亲的慈爱之心。那天，鲁迅一家是要去观赏马戏表演的，考虑到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四岁的孩子也许会受到惊恐，决定不带他去。他发现父母离去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睡去。他接着写道：“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上述考虑的意见，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这种父爱是令人感到温暖的，也是令人感动的。这里包含着一个“人”之父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鲁迅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说过：对于孩子，“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这种父子之爱，又何尝不是普遍的人类之爱？我在编辑《鲁迅家庭大相簿》的时候，也有许多很深切的体会，这里只说一点：书中所收周海婴幼年照片几十幅，每一幅都有鲁迅的亲笔题字，或多或少，记述了当时的情形。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也不是所有父亲都能做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