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也没有办法，那时过于年轻的他甚至并不觉得一定要卖掉养了这么久的咩咩。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大姑从里屋走出来了。她默默地向墙根儿走去，一步一个脚印，穿过低矮的菜架，绕开没有长开的小苗，干净利落地站在了墙根儿下。这是她修建的院子，没有大理石和好看的瓦片，破败得更像是一个家庭，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里。
大姑站在墙根儿底下，头发一丝不乱，好像刚刚梳理过。她微微举起双手，朝着咩咩的方向喊：“听话，下来。”
咩咩就这样叫喊着从刚才上去的地方又下来了。它焦急地扑在大姑脚边紧紧地贴着，一直不停地叫，好像在说：“你放心，他们抓不住我，谁也抓不住我。”
大姑也是一样，沿着刚才走进院子的轨迹，又一路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沾带着最少的泥土和最重的脚步。她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咩咩——无比信任着大姑的咩咩，无论大姑走到哪儿，它都会在后面一直跟着。直到咩咩跟着大姑走到院门外，它也丝毫没有任何察觉。
大姑把咩咩哄上了货车，在车上找了根绳子拴好咩咩，然后下了车，扳上挡板，就一个人走回到院子里去，留下身后惊恐着喊叫的咩咩。这一次的大姑像是迷路了一样，她跌跌撞撞地进了院子，撞响了好多物件，直到回到屋里，声音也没有停下来。
胖子把钱交给我爸爸以后，三个人上了车心满意足地走了。汽车的发动声过于张扬，好像宣告着最后还是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爸爸回到屋里，发现大姑把晚饭后的盘子洗得叮当响。他不敢过去看姐姐，只是留在原地猜，到底是车的发动机声音大，还是这碗碟的声音大。
小姑和小叔拿到了自己的书本费，但是他们一样非常伤心，各自在院子的角落里哭了起来。洗好碗的大姑从屋里走出来想把他们哄回去睡觉。
小姑突然就反悔了，她抱着大姑的腿说：“姐，我不去上学了，不去了，我想要咩咩。”
大姑好不容易忍住了刚才与咩咩的分别，却在小姑这儿收不住了。她抱着小姑低着声说：“姐现在知道卖毛衣的时候你有多难受了。姐错了，姐的心头肉也没了。”
这是大姑修建的院子，没有大理石和好看的瓦片，没了跳跃的白色和动听的叫声，它仍然破败得像是一个家庭。
弟弟、妹妹上学以后，大姑就松了一口气。但她还是怕弟弟、妹妹在学校被欺负或者吃不好，有时候她闲着就中午跑回家做点吃的送到学校去，自己的午饭就在路上边走边吃解决掉。
那时的小叔比小姑早懂事，如果大姑今天不送饭，他就跑到学校旁边的小树林里找一些野果吃，省下午饭的那几毛钱。20世纪70年代，结核病曾一度闹得人心惶惶，学校里组织大家接种卡介苗。小叔和小姑以为疫苗要很多钱，说什么也不打。某一天赶上大姑给他们送午饭，小叔忽然闹胃疼，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不规律的饮食所导致的胃病，疼得让他难以忍受。
偏偏又在这时候，老师和大姑说了小叔拒打疫苗的事情。对弟弟、妹妹近乎病态的关心让大姑瞬间就崩溃了，她背起弟弟一路跑到医院就诊、输液，又重新接种了疫苗，这颗心总算放下了。虽说没事了，但大姑还是不肯让小叔沾地。她用自己瘦弱的后背背起同样瘦弱的小叔，两个人并在一起像一个人，默默向家里走去。
在医院不远处，有一个西瓜摊，来往探病、陪护的人们围在那里挑西瓜。摊主掰开一个瓜，声音清脆得让人一听就觉得是沙瓤的，颗粒般的晶莹，让人远看都觉得肯定汁甜可口。大姑路过时，小叔扭着头看了一会儿瓜摊，吞咽了许多口水。他的前胸紧紧地贴在大姑的背上，信号传达到大姑那里后，大姑停下来顿了一下。她转身看了看瓜摊，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慢慢往前挪动。
走着走着，大姑就开始哆哆嗦嗦地喘气，心里非常不舒服。后来大姑说，她口袋里是有一些钱的，只是当时她舍不得，实在是舍不得。
背上的小叔似乎察觉到了大姑的委屈，他在背后摇晃着大姑的肩膀说：“姐，我不馋，我不要，你别难受。”说完，小叔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零散散的钱，一毛、两毛，花花绿绿。大姑用一只手托住小叔的屁股，用另外一只手接住小叔放过来的零钱，那些团着的、带有汗液和褶皱的钞票在大姑的掌中慢慢张开、长大，开成一朵朵漂亮的花。
大姑看着手里的花，蹲下来就哭了。
多年以后，大姑生病了，小叔背着大姑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巧合的是走出医院时，他们又遇见了一个西瓜摊，在小叔背上的大姑非要小叔把她放下来，然后自己歪歪扭扭地走过去，挑了一个西瓜。回到家后，大姑把西瓜切开，舀上一勺白糖，拍着桌子豪气地说：“弟，你吃，你吃啊。”
小叔坐在旁边，笑得泪也止不住地往外流。
姑妈（二）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父母上班很忙，没什么时间管教我。那时，他们也经常吵架，带着彼此给的情绪与疲惫，实在没精力再与我打个加时赛。有段时间，妈妈经常出差，爸爸做的饭像是饲料，我就每天都跑到住在同一个院里的大姑家蹭饭。
东北夏天的黄昏很软，我穿过街道和小巷，带着狂欢过后衰弱的快乐跳进院子。汗水和灰尘混在一起，薄薄的一层腻子贴在脸上，自己却浑然不知，还理直气壮地站在灰石板上喊：“大姑，我饿了！”
大姑在厨房里，透过窗户就开骂：“小兔崽子疯够了才回来，快去洗脸，准备吃饭。”
我三步并成两步跨到水缸前，先玩一会儿缸里的西瓜，直到大姑风风火火地从厨房里出来抓着我的手放在水里揉，然后再看着我洗脸。
年纪小不懂什么叫耐心，我三两下就把脸上的腻子刮了下去，瞪着湿蒙蒙的眼睛看大姑。大姑指着我的耳朵说：“哎，你是猴子啊？只顾脸中间那一块儿，把旁边也洗洗，耳朵也渴了，给它一点水啊。”
她也不是很有耐心，看我洗不好，就伸手过来揪着我的耳朵一遍遍过水，直到我疼得喊出声来。
我们这一辈的孩子相继出生后，大姑才稍微轻松了一点。兄弟姐妹们长大后工作的工作，成家的离开家。他们从一个炕上下来，走到院子里不同的房间去，后来又纷纷搬离院子，住到市区去，剩下大姑带着弯腰的奶奶守在老房子里。
忙活完了弟弟、妹妹，伺候了这么多年老娘，大姑发现自己一转眼已经是“老姑娘”了。逢年过节时，家里人催她赶快找个伴儿，再生个孩子，走上世俗中的人生轨道。大姑性子急，被催烦了就指着屋里我这一辈的几个孩子说：“我不需要伴儿，我有五个儿子呢。”我们冲出来围在她脚边喊：“姑妈，大姑妈。”她浮夸地一声声答应着。
已经不需要再为生计发愁的大姑，一点也不着急找伴儿，但还是放不下奔波操劳的习惯。她把空出的房子拆掉，重新拾掇了院子，拔掉了蔬菜、拆掉养鸡的栅栏，种下了樱桃树、苹果树，又盖了一个鸽子笼，养了一条狗，真正地过上了城市里的田园生活。
有时候，弟弟、妹妹们忙，就让大姑和奶奶帮忙看孩子。每天清扫过院子以后，大姑就追着几个娃娃来回跑。我们听她管教、骂街、唱调子，听她讲上学时候有多风光。
我在院子里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在父母吵架、奔波以及被“流放”的童年里，那些不安因素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的快乐。白天，我在院子里爬树摘果子、抱抱家里的大狗。傍晚时，鸽子群回来了，我在院子里喂食、过数，奶奶在屋子里准备晚饭。我们在安逸、沉静的黄昏中，等待着下班归来的大姑。
我小时候妈妈很抠门，给我买的玩具都是些塑胶的美国大兵，几块钱一袋，让我摆满一地，谁踩坏了，我要急很久。看了邻居孩子的玩具汽车，也吵着和妈妈要。妈妈没给买，还打了我一顿。大姑转身就去给我买了一个，那台车在我童年的廉价玩具记忆里，简直就是外交撑场面的。小学毕业时，大姑又给我买了一块皮带手表，套在我手上逗着我说：“哎哟，四侄儿是大人了，都戴手表了。”
有时候，奶奶不忌讳，当着我们的面就训斥大姑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攒一点钱为自己的以后想想，工资本来就不多，又都花在这几个孩子身上了。”大姑嘴上答应着，却还是忍不住给我们买东西，好像非要还上心里欠下的什么东西。
后来，伯伯、叔叔们为了孝顺，把奶奶接走了，得出空闲让大姑休息休息，谋划谋划自己。她倒也相处了几个男人。有的人不错，但是脾气不太好，和大姑对冲；有的脾气好，但是又讲究多，不喜欢鸽子、不喜欢狗的，也被大姑请出了院子。
最后，有钱难买自个儿清静的大姑仍然是一个人。她养鸟、遛狗，晚上无聊时坐在门口端着线盆儿，给几个淘气的侄儿补裤子。
我上高中后开始住校，课业繁重，很少回家。那时候给大姑打电话，她甜滋滋地问我：“学校吃得好不好？成绩不要在意，可以慢慢来。”我询问她最近的状况，她又埋怨又得意地说：“你奶奶离不开我，又回到我这儿住了。就得我伺候她，谁家都待不了，我上辈子欠她的啊。”
奶奶回来后，大姑又重新修缮了院子，坑坑绊绊的地方她全部填平，台阶障碍之间衔接顺畅，简直称得上通用设计的典范。奶奶虽然上了年纪行动不便，但是慢走在院子里却丝毫没有障碍。老院子总是被大姑收拾得干净又合理，她像治理一个小国家一样，把院子安排得井然有序。
后来，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老院子附近又没有医院。小叔想把奶奶接到自己市区的家里，这样有事照顾起来也方便一点。大姑有些不愿意，既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那就应该尽量活得舒服点。小叔住的是高层，楼上、楼下不方便，在屋里闷着更容易生病。他们在相持不下的争论中，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后来有一次，大姑出门，奶奶在家忽然就晕倒了。正好赶上我爸爸去看奶奶，他一进门就看见奶奶倒在院子里，爸爸背起奶奶拦了车就向医院奔去。因为抢救得及时，奶奶一点事儿也没有。大夫说住院观察一下就可以走了，但是大姑还是在医院门口哭得脸都紫了。
即使是这样，她也还是不肯把奶奶送到“高层监狱”里去，但是她总有自己的办法。隔了没多久，她淘了一辆二手三轮车，隔三岔五地骑着车，载着奶奶到医院检查一下。
那段时间，奶奶的身体状况确实有所好转。除了每天都能被大姑带着出去转转，胃口也比以前好了，以前一顿饭吃不了多少东西，后来竟然开始向大姑点菜了。大姑每天换着样地给奶奶做饭，两个人简简单单的伙食也吃得有滋有味。就这样，她们母女终于摆脱了现实紧逼的步伐，有过一段轻松相处的光景。
次年夏末的某个傍晚，奶奶突然让大姑帮她梳头。那满是虫洞的木梳老是挂在奶奶稀松的白发团上，扯不开这些年的纠葛过往。奶奶梳好头后特别年轻，她们并排坐在桌子前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大姑做了很多菜，她们却谁都不动筷子。大姑听奶奶唠叨完了儿女，又唠叨了一遍孙子，唠叨到最后没劲了，大姑轻轻地说：“妈，吃饭吧。”这声音一出口，轻得大姑自己也吓了一跳，好像她怕稍微用力一点，就把奶奶吹散了。
奶奶拿起筷子，刚往嘴里送了一口饭，就歪着头倒在椅子上走了。大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送奶奶入殓的时候，大姑坚持要自己给奶奶擦身，孝敬母亲最后一次。擦的时候，大姑发现奶奶大腿底下全是褥疮，她难受得哭昏了过去。她又把责任算在了自己头上，后来的很长时间，她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边。
奶奶走以后，院子好像迅速地就空了下来。有时候，我去看大姑，总是远远地望见她坐在院子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漫不经心地敲打着自己的腰。叔伯们也觉得大姑一个人住这儿太空了，都想接大姑到家里待些日子。她却哪儿都不去，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天天嚷着说：“退休金够我花了，院子也离不开人。你们谁也不用操心我，等我动不了，就去养老院。”
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很多年。后来，城市扩建，开发商到我们家院子转了一圈，邻居们就开始商量着回迁和搬家的事了。已经上了年纪的大姑却哪儿都不去，认认真真地当起了钉子户。开发商好说歹说就是不管用，后来还有相识的人找了我爸，让我爸去劝劝大姑。大姑狠狠地骂了我爸一顿。她恶狠狠地警告着所有让她离开院子的人说：“这儿就是我家，谁也别想让我走。”
那年暑假，我回去看她，正好撞见她坐在地上干活，腰疼得直不起身来。我扶着她坐在床上，然后帮她慢慢按压后背。渐渐缓和过来一些后，她拍着我的手说：“我没有你奶奶有福气啊，她还有我，可我还是只有我。”
我说：“你有我啊，这么多侄子，都是你的儿子。”
大姑说：“你们都得去外面，可别留在家里守着，会让人笑话。”
我说：“那我就买个三轮车，去哪儿都带着你。”
大姑捂着嘴笑，过了一会儿才停下来。一只麻雀正好落在窗边，看着屋里的姑侄儿俩，歪歪脑袋，又飞走了。
大姑突然开口说：“你说，我要是在家像你奶奶一样昏倒了，应该会有人发现的吧？”
我一时语塞，几近泪下，强忍着情绪慌慌张张地打马虎装没听清，大姑便不再问了。我翻出从学校拿回来的衣服，指着上面的洞说：“还得是你帮我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