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
辩论开始前，季诺维也夫同志得到发言权进行订正：“昨天在讨论挪威问题的时候，我的讲话留有一个不太确切之处。我的话可能被解释成，似乎我们和我们兄弟般的挪威党处于一场真正的组织冲突之中。我说挪威党的代表大会拒绝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党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代表大会以两票的多数通过了实质上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几项提纲，但然后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声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挪威党必须执行的，并且直到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都将被执行。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安尼亚代表大会在形式上的确完全是忠诚的，所以我们没有面临必须在这里证实，挪威同志没有执行他们的决定。可以说，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情况与根据我昨天的阐述所能设想的稍有不同。原则性的分歧仍然存在，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方面正在于此。现在事关相互的意见交流，目的是确定这些分歧在多大程度上还继续存在。我认为我必须对我的讲话做出这些订正”。
朱利安（法国）：
我第一个得到围绕主席团的报告的发言权：自然，以前的向社会党领袖呼吁成立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必要的，是与对不太有经验、不太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成立的党所构成的危险相比更大的危险所引起的。例如，在法国，对改良主义的领袖说出了对其来说是带有侮辱性的东西。因为特兰的相关文章出现在正式的机关报上，党的整个政治局不得不对这些文章承担责任。接着，发言人批评政治局对于社会党拒绝接受统一战线的建议所作出的反应和对左派作出的那些让步。左派本身为数并不很多，但是可能比社会党的右派更加危险。
他认为，与单纯的工人政府的口号相比，工农政府的口号要更担危险。国际将工农政府理解为两重意思：革命行动的结果和议会势力与民主势力的角逐结果。必须强调，工农政府口号的实现应当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无论如何不可以认为这是议会的事情。在民族问题上暴露出巨大的停滞。许多现在加入了共产国际的从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一切民族运动都必然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样的论断是用形而上学方法想出来的，绝对不是用辩证法。
瓦尔加（苏联）：
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表述得更清楚些。必须区分劳动农民和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受税捐、铁路税率政策、托拉斯盘剥以及在一些国家还受地主剥削的劳动农民与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工农政府的口号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与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那这是与阶级同志的联合。工农政府的口号意味着我们寻求联合经济状况与无产阶级的处境不同的阶级。农民不是像无产阶级那样直接遭受剥削。这里的危险就在于，广大的生产商品和从事剥削的农民阶层在自身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向我们拥来。这种局面可能在不仅劳动农民、而且进行剥削的农民都在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的美国和加拿大发生，因为托拉斯已经在十年间人为地使工业品价格维持在高水平，因此使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关系变得不利于农业生产者。随着俄国重返世界粮食市场，这一危机更加大大地加深。
我想建议在我们的宣传中稍微改变一下工农政府口号的表述，只讲“工人和劳动农民的政府”。大概会产生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工农政府？后者是不是在走向专政的道路上的障碍？我想，这样的危险不存在。农民永远没有能力长期统治某个国家：它必须处于别的阶级的领导之下。对农民来说，整个问题就在于，它将受资本家和大地主的领导和剥削，还是相反，无产阶级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领导它，但不剥削它。我想，可以（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十分平静地对农民说：工农政府——就是在取得专政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如果我们实现普遍承认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联盟是绝对必要的，那么这次全会就真正是我们运动的发展上的一个新阶段。
乌尔巴尼（意大利）：
批驳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特别是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暗中抵制的指责。自然，错误是有的，但是对于在执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时意大利所发生事情的责任，则牵涉的不仅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性质和无能。我们认为，也应该注意到下述方面：
1．执行委员会没有十分正确地评价社会党的罗马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意义。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些决定是认真地、坚决地、充分地追求联合的热忱表现。没有注意我们讲的与这个观点相反的意见，即在投票赞成联合的人中有许多隐蔽的联合的反对者。
2．以为联合可以基本上在莫斯科进行准备，是错误的。
3．联合确实受到了暗中抵制，这种暗中抵制来自对联合不置可否的社会党。例如，2月4日在米兰举行了统一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这天真相大白的，是塞拉蒂同志刚刚回国就又重新离开了意大利，溜到了瑞士，对此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委员会因此浪费了三周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暗中抵制的过错并不在共产党：在意大利犯的最大和最重要的错误实际是统一委员会没有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手挽手地工作。我不想在此争论，代表的全权应该覆盖多远，我只说一个具体的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试图借助外交策略吸引反联合派分子。他没有坚持在社会党内部成立联合派的党团。早在统一委员会抵达前，他就说两党的联合或者联盟是可能的，也就是讲了有别于在莫斯科作出的决定的东西。这显然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4．自然，关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可以讲的。我们只是认为必须最坚决地反对将意大利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列为唯一的罪人。然后在执行委员会向意大利派来第二个代表的时候又产生问题：二者中哪个正确？第二位莫斯科的代表证实，意大利共产党为了进行联合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指责我们没有在报刊上展开有益于联合的运动。面对社会党中的联合的反对者经常不断的攻讦，沉默是我方唯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如果我们对他们进行回击，那么联合就会成为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意大利委员会公开表态：意大利共产党最近的行动不令人满意，还是它完全遵循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让共产党为国际在意大利的失败负责的态度，不是支持同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作激烈斗争的共产党和加强国际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最好办法。
霍格伦（瑞典）：
我想首先稍微纠正一下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挪威党和瑞典党的不正确阐述。季诺维也夫同志总体上从负面狭隘地评价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没有指出，各党在多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壮大起来，统一战线口号执行得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所犯的错误是什么样的，应该贯彻哪些积极的措施，等等。
对于汉堡代表大会，我基本上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讲的。但是不应低估这一代表大会，不应低估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重建的第二国际并非简单地只是“阅兵式”。自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党国际。但毕竟这是力求比从前更加严格的集中的国际，以便更有力地在它们的反共产主义活动中联合起各党。非常重要的，是让共产党详细阐述汉堡代表大会的决定，揭露其含糊其辞、空洞无物和反革命的趋势，并且利用在解释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上所暴露的那些分歧。
下面谈谈斯堪的纳维亚问题。至于挪威，根据我党实际全体一致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自己对于在挪威造成的困难局面负有很大一部分过错。执行委员会犯了一系列大的错误，所以内部的分歧不是减弱而是加剧了。我们瑞典人很清楚挪威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最严肃地防止危机尖锐化。挪威大党的解体就会意味着共产主义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死亡（拉狄克：完全正确！）和出现一个北欧的意大利。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差不多中断的丹麦共产主义运动的悲惨局面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十分不理智和不正确的行动造成的。
正是这些国家的实践首先造成的影响是，瑞典共产党对于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全权和更加严格的集中抱以十分怀疑的态度。我们要求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它与各党的接触进行得更好和更加可靠。我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反对者，我们承认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定是各党必须履行的。我们表达了在这个问题上对于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的确切的愿望和意见。要求采取一些组织上的措施，这些措施我们将在下面的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辩论中具体表述。
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可以得出的一个深信不疑的结论，是瑞典党的全部的活动和党内生活集中在宗教问题上。他对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工会工作只字未提。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我所讲的关于我们党对待宗教的态度的意见，也就是一个无论对瑞典党还是对整个国际都不太迫切的问题。但是我担心，由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不严肃的结论和意见，它会成为迫切的问题。遗憾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援引我写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不得不这样做。之所以写文章，是因为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议上一些人士硬说党应该进行反宗教的宣传。这会造成这样的次要问题占去其他重要工作所需要的党的许多精力和可能导致分化的危险，其他的征兆也指出了这点。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说：
“党不要求党员宣布他们不信神和不信非人世的生活……党只是要求他们承认党的活动的政治纲领和党的组织章程。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是下述的东西：为所有人创造人所应得的在人世的存在。天堂的事如何安排，完全与我们无关。关于这点让每个人任凭怎么想，只要他对非人间事情的关心不妨碍他参与使人间成为适于人类子孙居住的努力。”
“如果共产党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对使宗教成为阶级和政治的机关（通常是国家教会）的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因为国家教会完全是统治阶级的精神上的政治机关，它与真正的信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它可能更加促进对后者的摧残。同当代癔病狂叫症和诸如此类明显病理性质的心理流行病那样的宗教堕落现象进行斗争，是另一回事。我们摒弃从这个或那个宗教中得出为奴隶制、剥削工人群众和一切不公正的辩白的任何尝试，即用圣经中的语言来说——任何借助宗教使世界的罪孽和同上帝的脱离圣洁化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作为包罗万象的哲学，不会陷入与任何实证宗教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也完全没有自命不凡解决存在的亘古基础和与之有关的问题，尽管这没错……”
“与批评人世相比，现在批评天堂并不太重要；同与统治阶级的政策作斗争相比，与统治阶级的神学作斗争没那么重要；与消灭资本主义相比，废除神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并且最后说：
“如果共产党给自己贴上反宗教的标签，疏远为了我们的事业可能被争取的那些人士，这就是愚蠢。我们应该想起，存在着工人、小市民和贫农群众，他们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早晚会转向革命的观点，也就是转向我们的党，但是如果党宣布‘反宗教的斗争’，被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牢牢缠住的他们就会断绝往来。还有许多其他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但是直接的反宗教宣传并不合这些人的心意。共产党同一切战斗着的运动一样，寻找沿着最小的抵抗路线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应该关注于避免可能使它难于吸引新的力量和在它的活动中没有中心意义的事情。个别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可以根据愿望随便多少地进行宗教宣传或者反宗教宣传——这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不会干涉他们，因为这不会反映在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上。如果共产党，就其本身而言，宣布无神论是必须的共产主义信仰，那它一定会滑落到宗派的水平上，一定会这样，就好像它宣布自己在信仰上是浸礼宗或者其他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