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政局出来，杜梅回单位交了辞职信。社长吃惊地问杜梅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辞职。杜梅疲倦地说她不是个合格的记者，她没有资格再做记者了。社长问杜梅，准备调到什么单位去？找好了接收单位没？杜梅说她是辞职，不是调动。社长说，这年头，大家都削尖脑袋往体制内走，不像九十年代，都下海，你这是为什么？
杜梅说，换个活法。
杜梅的父母听说女儿离婚，而且还办了辞职，除了生气，也没有什么办法。父亲问杜梅，打算干什么去。杜梅说她想出去走走。父亲问杜梅想去哪里走走。杜梅说没有目标，走到哪里算哪里。父亲说，哪天走累了就回家，这里是你永远的大后方。
杜梅抱着父亲哭了。
杜梅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去看望了小贩陈责我的妻子。那个黑瘦的女人依然在卖水果。杜梅采访过她，但她并未认出杜梅来。杜梅远远地看着她，心里却慌得不行，不敢上去和她打招呼。后来，杜梅取了五千元钱，假装买水果，将装有钱的信封放在小贩陈责我妻子的水果车上。杜梅提上水果快步走开，可她走了没多远，听见背后有人在大声叫，转过身，就看到跑得气喘吁吁的小贩陈责我的妻子，那个黑瘦的女人，手里举着那装有钱的信封，大声喊，老板，你的钱。那一瞬间，杜梅无地自容，深为自己用钱来求得良心安慰的行为可耻。杜梅还去看望了城管吴用的家人，吴用的父亲依然在开出租车。吴用的母亲被这巨大的悲伤击倒了，自儿子死后，吴母就一直卧病在床。她倒是认出了杜梅是来采访过的记者，和杜梅说起儿子，细数儿子在家里的欢乐细节，眼泪无声地流淌。杜梅问起吴用的女友。吴用的母亲终是哭出了声来。在她断续的哭诉中，杜梅知道，吴用的女朋友，本是想将孩子生下来的，可她的家人不同意，她坚持了几天，去做了人流。两家人，就再没有了往来。
杜梅越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无法再在这座城市待下去，哪怕一天，她都会窒息。她再次想到了逃，就像当年，她决定离开那个她深爱着、却不得不离开的男人那样。那次她逃到了国外，而这次，她失去了方向，只是想逃，却不知逃向何方。她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车票，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再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她走了很远，也走了很久。但她依然无法让自己的灵魂获得安妥。后来，她去了法官陈责我的家乡，也去了法官陈责我的家二十里之外的小贩陈责我的家。她看到了那些走三个小时山路去上学的孩子。她想，许多年前，法官陈责我和小贩陈责我，上学时比他们还要苦吧。她在法官陈责我的家乡，听到了许多关于法官陈责我的传说，在他们村的小学，法官陈责我一直是老师激励孩子们的典范。而在小贩陈责我的家乡，她听说陈责我的儿子高考落榜后出去打工了。她到过小贩陈责我的家，那三间破败的房子，门前的苦竹黄芦，让她的内心无比凄凉。她去了小贩陈责我的坟头，坟头已长出了鲜嫩的苦艾。站在他的坟前，她深深地弯下了腰。旷野无声，落日西沉，一只乌鸦落在远处的树上，看着这陌生的女子。她知道，这辈子，她都无法赎清自己的罪。她为自己一直在逃避而感到羞愧万分。她想明白了，这样的逃离，不是她想要的活法。她用手机拍了一张小贩陈责我坟头的照片，发给法官陈责我。这是他们离婚后，她第一次联系他。而他曾给她发过几次短信，她都没有回复。他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没有接过。
就在杜梅发来短信的这天，法官陈责我刚审结了一桩重要的案子。因为开庭，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宣判后，他去赴了一个重要的约会。宴请他的，是这天审结案子的被告方，而从中牵线的，是律师韦工之。法官陈责我喝了许多酒，从前他是不喝酒的，自从和杜梅离婚后，他开始喝酒了。并不是因为内心痛苦而酗酒，而是应酬多了起来。过去，这类应酬他都会推掉的，但现在他推不掉了。酒后，律师韦工之开车送法官陈责我回家。路上，韦工之给了法官陈责我一张卡。法官陈责我说，你这是干什么？韦律师说，这是刘总的一点心意。法官陈责我说，韦律师，我是欠你一个人情，可是，我还你这么多次了，该还清了，往后，我们还是各走各的道吧。韦律师笑道，陈法官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人情不人情的，说这话太见外了。咱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呢，往后，还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法官陈责我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回到家，才记起来开手机。他收到了杜梅发来的照片——那张夕阳下长了荒草的土堆。
法官陈责我回短信问：这是什么？
杜梅回：
陈责我之墓。
再说复活之难 王十月
很高兴能获得国内唯一由读者投票产生的文学奖“百花文学奖”。
读者的喜爱，证明了这部作品借由《小说月报》的影响，打动了众多读者，也给了我莫大的激励。这篇小说写出来后，我并没有信心。我从来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写作者，从未奢望自己的写作能走进文学史，也不觉得写进文学史有什么重要。我甚至并不觉得文学是一门艺术。写作于我，只是一种表达的需要。有些事，窝在心里许多年，对社会，对人生，有一些感悟与看法，有自己的思考，想要找个人说说，又不能如祥林嫂一样逮谁都说，于是就写出来。小说这种形式是我比较喜欢的，写了这么多年，算熟练工，反正是表达的需要，什么形式顺手就用什么形式。
对于文学，或者说对于小说，我从来没有高深的理论，我觉得，小说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有一些朴素的想法，老老实实，用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思维去思考，说人话。我不喜欢那些不说人话的小说。不喜欢很像小说的小说。不喜欢很像作家的作家。我的写作，写的都是我所关心的东西，最纠结的东西，内心过不去的坎，瞎琢磨出来的一些道理。我喜欢写人的困境。精神的，生活的，生存的。人到世上来，就要面临各式各样的困境。《人罪》写的困境，是我们的困境。
小说发表后，有读者问我，小说题目很怪，只听说过“罪人”，没听说过“人罪”，“人罪”几个意思？！人罪是个司法用语，原为“出入人罪”，法官不依律断罪，把有罪断为无罪或重罪断为轻罪，叫“出罪”，把无罪断为有罪或轻罪断为重罪，是“入罪”。这个小说，写城管被杀，写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些，都是社会热点，雷达老师表扬这个小说，说是将社会热点新闻入小说的成功范例，当然，也有批评，说社会热点入小说不好。其实，我写作的时候，倒并没有想这是社会热点。大约四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小老乡。当年我在农村种地时，是个特立独行的农民，不老实种地，喜欢搞所谓的农业科研，琢磨怎样不费力把地种好，当然，我的科研并不成功，成了懒汉种地的反面典型。我还在门前屋后的树上挂木牌，写“禁止打鸟”，再有就是喜欢读书，放牛时，总是拿本书，结果牛吃了人家的稻子。我在乡村是个怪胎。村里有个孩子却是我的粉丝，我唯一的粉丝。他比我小几岁，喜欢和我玩，借我的书看。他是个好孩子，有教养，害羞，文质彬彬。一个有理想的孩子！一个心里有别样世界的孩子！一个读书很用功的孩子！后来，我出门打工，再没见过他。一晃二十年过去，却在他乡重逢，他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书生气，害羞，爱读书，大学毕业又读了名校的研，先是在著名国企工作，后来自己出来干，文凭什么的，倒没什么用了。改了名字，连姓都改了。后来我从别的渠道得知，他当年是冒名顶替了别人上大学，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我就能理解，他算一个成功人士了，为何那样心事重重。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活得不轻松。因为他是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有着深重罪感的人。这事触动了我，让我心里放不下。我想到了托尔斯泰笔下的涅赫留朵夫。其实，不只是他，我自己，不也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罪恶吗？《圣经》里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石头砸她。我能拿起石头砸向我的老乡吗？谁又能拿起石头来砸向我？除了我们自省、自责，并勇敢用行动完成自我救赎，没人能这样做，也没人逼我们这样做。可为什么，我们这片土地上却产生不了涅赫留朵夫？这才是我这个小说要追究的问题。小说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涅赫留朵夫，但终究没有人能成。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自我的救赎如此之艰难。救赎于文学，是个老掉牙的主题，如同爱情之于文学。我无意追这个时髦，只是遇到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而这人，纠结了，不安了，将心比心，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章的末尾，我安排了一个镜头，萧瑟中的陈责我之墓。这个墓里，埋葬的是冷漠，懦弱……是谁的冷漠和懦弱呢？
关于这篇小说，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复活之难》，现在再说一遍这些车轱辘话，因此叫《再说复活之难》。除此之外，实在说不出什么高深的创作感想了。
感谢读者喜欢，把票投给了这篇有许多缺陷的作品。
感谢《江南》杂志的李慧萍女士，是她最初肯定了这个小说。
感谢《小说月报》，我少年时期骑在牛背上能读到的有限的书中就有她。我至今还记得少年时期在《小说月报》上读到的一些小说，一些作家。
嗨，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却依稀在眼前，那样美好。
再也找不回骑在牛背上读书的时光和心境了。也找不回那个少年了。
所有路的尽头 弋舟
弋舟小传
弋舟，男，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等。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现居兰州，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博尔赫斯
一
四十岁生日是邢志平陪我一起过的。我们俩的生日相差无几，几乎可以算作是同一天。这样也可以说成是我陪他过的生日。四十一岁的生日，还是我们俩一起过的。今年我四十二了，邢志平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喝杯酒，继续接着往下长。他死了。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独自出了门。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步行十多分钟，我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酒馆的老板以前是位拳击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给自己的酒馆取名叫“咸亨”。他可能是得了什么人的指点。混熟后，有次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不如叫“泰森”。这家小酒馆卖散装的白酒，下酒菜除了驴肉板肠，就只是些花生米、拌黄瓜之类的小菜。酒才是这里的主题。现在兰城这种馆子不少，在我眼里，算是中式的酒吧。我出国十多年了，几年前加入了新西兰国籍，但国内的身份一直还在。这肯定不合法，好在暂时没人追究。我是位画家，以前还做过大学教师，但这几年回到国内，却喜欢和小酒馆老板这样的人结交，个中缘由，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明。
酒馆老板总是说我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个搞艺术的，上辈子可能也开了家小酒馆。这说法有些宿命的味道，我乐于接受。
进门后酒馆的老板娘朝我点点头。我知道她叫小戴——老板总这么喊她。她并不小了，实际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些。但她被叫作“小戴”，却也不显得勉强。她还算是风韵犹存吧。这么说有点儿庸俗，但我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说法。
老板坐在老位子上。小酒馆里没有吧台，他有把自己的专座，放在墙角最昏暗的角落里。稀奇的是，这把椅子你永远无法搬动，在装修的时候，它的四条腿就被水泥固定住了。酒馆老板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他自己强调出一种“稳固感”，坐在上面，他就会打消出门鬼混的念头。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看到我他显得很高兴，向我摆手说：“先别急着喝酒，我们来喝会儿茶。”
我就手拉了把椅子，到他对面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松木方凳，上面有电磁炉。炉子上，是一把日式的铁壶——这个黝黑的家伙现在值点儿钱，好像是明治时期的。据说如今中国人已经买光了日本人的老铁壶。
“外面儿还能吸气吗？说是已经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了。”他说。
“不知道。”我说，“天黑了，眼不见心不烦。好像我们是用眼睛呼吸，而不是用鼻子。”
“说得好，对空气这种玩意儿，人其实都是用眼睛来估量的。我还可以靠手感，外面儿这空气，我都不知道是该呼吸，还是该当沙袋练几拳。怎么样，你看起来不大好。”
“你记得我那位朋友吗？就是跟我来喝过几次酒的那位。”
“记得，就他跟你来过。”
“他今天下午死了。”我说。但口气不对。除非死了的这个人真算得上是我的朋友，否则说到他的死，我的口气不可能对。邢志平真的不能算是我的朋友吗？这事儿以前我没琢磨过，现在说到他的死，口气暴露了我的真实感受。但我又的确觉得有点儿不对，实际上此刻我绝非是无动于衷的。“听说是跳楼了。”我说，“我跟他也好久没联系了，正巧今天突然想起点儿事，找别人问他的下落，结果就得到个死讯。”
“真是巧。”他说，“算了，咱们别喝茶了，我陪你喝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