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那北
林那北小传
林那北，已出版长篇小说《锦衣玉食》《剑问》、长篇散文《宣传队运动队》等二十二部著作，获奖若干，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或翻译到国外。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中篇小说选刊》社长、主编。
一
唐必仁看到柳静脖子上已经有三根皱纹了，最上面那根微微向上弯出弧形，下面两根气呼呼地用力横过，合起来就是一个躺下去的“川”字造型。
他想起四十年前听到的一句话：“脖子是女人另一张无法掩盖的脸。”
他还想起一个人：卓玛杜芳菲。
四十年前，他是县一中青涩的高中生，身子尚未完全展开，只一味向上生长着，拔节太快，周身的肉却来不及跟上，便呈现一副树枝般嶙峋的模样，衣服宽宽垮垮地挂着，骨头在下面不时顶出大小不一的包块，像隐藏着一只只好动的小老鼠。
但绝不羸弱。举一个例子：他可以抓住杜芳菲的腿，像一面旗子似的托举到半空。十六岁的男孩举起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本事，但因为需要和着音乐的节拍悬空地举，身子间又必须小心保持至少半尺的距离，就得多耗上一倍的劲，羸弱之徒哪堪胜任？
那时唐必仁瘦，杜芳菲更瘦，整个宣传队都没有一个脂肪多余的人。
宣传队是什么东西呢？现在连正读研的女儿唐锦衣都一脑袋糨糊了，必须换种说法，告诉她是跳舞的，就明白了。明白了却仍然奇怪，锦衣上下打量他，嘴一撇，问：“你是在开玩笑吧，老唐？”唐必仁就有点悻悻了。开玩笑？当然不是，但他一下子也放下了再细说一遍的兴致。
总共才多少年，宣传队这个词居然就已经成古董，它的全称其实有点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四下无人时，唐必仁偶尔会在镜子前定定站着，眯起眼望着里头那个肥肉渐多的人，自己也不免恍惚：这个人跳过炊事班长？
宣传队排过很多舞，唐必仁跳过很多角色，班长只是其中一个，但近些日子，那个舒缓柔软的歌曲像被捆上了牛皮筋，一直在胸腔、腹底、脑门上下缠绕蹦跶，起起落落，断断续续，意犹未尽。雅鲁藏布江水清又清，做完了早饭洗呀洗军衣……勤快的炊事班长就是唱着这一句欢天喜地地上场的，右手扶着搁在肩上的脸盆，左臂伸出，在前方英武地划过。他上场不是跳，不是走或者跨，而是脚尖相对一下、脚后跟相对一下，快速地一前一后对来对去，就把自己挪到舞台中央去了。无非抽空为战友洗点衣服，根本不算什么大事，结果当地七个来江边背水的漂亮卓玛却欢天喜地抢下衣服，以柔美的、欢快的、抒情的、仪态万方的舞姿，帮着把军衣逐一洗掉。
唐必仁那天突然很想跟锦衣说的就是这个。只要一闭上眼，那七个花一样的卓玛这一阵总是在他跟前晃来晃去，她们箍着花头套，穿皂色背心长裙、粉红衣衫，系五彩围裙，纤瘦的背上象征性地背着用硬纸板糊起来的小“水桶”，在春天的雅鲁藏布江边，深情地自问自答：
呃——是谁帮咱们收青稞呃，阿拉黑司！
是谁帮咱们盖新房呃，阿拉黑司！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
柳静以前看过这个舞蹈。《洗衣歌》？知道。柳静知道是正常的，那个年代，这个舞蹈像蒲公英般到处传播，从中央顶级歌舞团到地方中小学宣传队，好歹都兴致勃勃依样画葫芦地排练了，跳了，演了。
但柳静接着却问道：“你……跳过？”
唐必仁想，看来柳静也不相信。与柳静结婚这么久，之前他一次都不曾说起过这件往事。问题是柳静一点都不曾怀疑过吗？刚认识柳静时，他大学毕业进市委办公厅还不久，才二十来岁，瘦削，高挑，腰身挺拔，双腿修长，戳在那里也有着小树般的蓬勃感。练过舞蹈的女人，只要练过了，一辈子举手投足都不免带着那股难以言喻的印记，在不经意间，韵律感就汩汩流淌出来了，而男人却没有吗？他跳了，在小学中学时一次又一次在舞台上跳了这个又跳了那个，算得上繁花似锦过，肢体却没有残留一丝曾经被千锤百炼过的旧痕吗？
为什么没有？
答案似乎无关紧要，或者在外人看来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从前唐必仁其实也不认为是必要的，现在却不一样了。人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转换几乎没有过渡，突然之间他心底就浮起了粗粗的问号，那么固执地窜来窜去，钩得他五脏六腑都生生发疼。如今他腰有三尺六，那时却只有二尺四；如今他体重一百六十三，那时却只有一百斤出头；如今他腿脚僵硬行走渐笨，那时却自如地劈腿、蹦跳、旋转、托举。
在欢快飞扬的歌曲中，他次第跳过去天安门见毛主席的草原红卫兵，跳过夸大寨亚克西的新疆老汉，跳过被红太阳普照得喜气洋洋的延边青年，跳过与村村寨寨一起唱新歌的阿佤小伙子……还有那个到雅鲁藏布江边洗衣衫的炊事班长。
某个瞬间他差点就腰身一挺，举个手、亮个相，旋转几圈，然后告诉柳静和唐锦衣，他真的跳过舞，并且是县一中文艺宣传队不二的男一号啊。
男一号的生涯在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小学是他老家唐家厝的小学。唐家厝离县城十几公里，得走近一天山路，再渡一条大河才能抵达。那么偏远的地方，如同后宫里最矮小丑陋的老女人，无论抓革命还是促生产，都无法吸引全县的目光，但有一天却突然爆冷，爆冷是因为唐必仁。
“漫天风雪，一片白啊，躲债七天，回家来……”这个可怜的杨白劳，是白毛女喜儿的爹，他在除夕寒冷的夜里，揣着一根红头绳欢欢喜喜给女儿扎起来——这个扎红头绳的穷老头就是唐必仁。他那时还只有十四岁，本来腮帮子鼓鼓的，一脸都是稚气，但眼角用棕色油彩画了皱纹，人中画了胡子，下巴还粘上一撮棉花充当胡子之后，整个人横溢出滑稽的苍老感，一上场下面就哄的一声全笑了。别人笑唐必仁不笑，他皱着眉，伛着背，脚步踉踉跄跄地回家，看到惊喜扑来的喜儿马上就强颜装笑，然后苦中作乐地自嘲：“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啊，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哎嗨哎嗨扎起来！”
十四岁的唐必仁非常投入，仿佛身背巨债的人就是自己，仿佛给女儿买不起花朵戴的凄凉正由心而生，仿佛帮女儿扎上红头绳的欣慰之情正不可扼制。煞有介事常常不免有滑稽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煞有介事成苦大仇深的老人更有滑稽感，所以全场都笑翻了，而台上的杨白劳却跟所有人拧上了，你们越笑得欢，他越演得悲苦，于是惹起的笑声就越汹涌，几乎浪一般一波波腾空而起，恨不得掀翻屋顶。
那时每年文艺会演是全县、全公社的大事，唐家厝小学请从城里到村中插队的知青帮忙排的《扎红头绳》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片断，先是在公社电影院里演，接着上县里和其他公社演，一场场演下来，十四岁的小老头唐必仁差不多就全县妇孺皆知了。
明星一说是后来才盛行的，但那时唐必仁真的就是县里不折不扣的明星，也正因此，他升中学时才被县一中招去，成为县一中文艺宣传队的男一号，后来又成为《洗衣歌》里的炊事班长。
跳《洗衣歌》那年他十六岁，如今整整四十年已经过去了。
四十年前，他除了是舞台上的炊事班长，还是旧日舞女徐盎然的独生子。城里最著名的歌厅“春江好”曾是多少达官贵人记忆里的一场繁华梦，而其中最著名的舞女徐盎然，就是他的母亲。
四十年后，作为市体委副主任，他本来一直在这座城市政治旋涡之外，忽然之间却被拱到波涛上——以五十六岁的“高龄”，他居然坐上那把被无数人眼热的市工商局局长位子，哗然是难免的，震动也是难免的。连他自己其实都有几分梦幻感，小心翼翼慎言寡语。事实上，他本来就是一个更愿意把话烂在腹底深处的人。当装聪明的遍地行走时，他却一直喜欢装愚笨，所以就是报纸已经公示，他也仍然闭口不谈，连柳静都一无所知。
守口如瓶其实是一种境界。
二
那天刊登有公示名单的报纸唐必仁特地留起一份。全市共有七个拟提拔对象，把简介逐一看过，没有一个人年纪比唐必仁大，最小的一位是70后，相差近二十岁。他把报纸折好收起时，深吸一口气，仰起脸，闭起眼，然后把那口气缓缓吐了出去。很多人来祝贺，说恭喜恭喜，然后又总是大同小异地抱怨一句：怎么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啊？
唐必仁笑笑，很无辜地摊摊手答道：“我也没想到！”
这话没人信，他知道没人信，但还是要反复说。除了这一句，他也就不再多做解释。
从懂事起母亲就不让他多嘴，但母亲对自己的历史却并不隐瞒，母亲强调：“你记住了，我是舞女，但不是妓女。”小时候唐必仁并不能弄清这二者的区别，但他没问。母亲不说的，他都不问。
母亲是那样一种女人：衣裤已经打了一层层补丁，头发故意不加修饰，任其纵横零乱，脸上也是一层没来由的污垢，可是站在那里，还是一眼让人看出是外来人。
母亲是1955年从城里到唐家厝的。
唐家厝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男人，三十六岁了，斗大的字一个都不认识，还结巴，还斗鸡眼，还喜欢随地解开裤门掏出东西小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窝在生产队废弃的破牛棚里度春秋。母亲徐盎然从城里来，就是为了嫁给他。他叫唐大弟，就是唐必仁的父亲。
唐必仁不认识唐大弟，他出生前唐大弟就死了，是替生产队放牛时遇暴雨，轰隆隆的雷当空劈下，牛惊得狂奔，奔到悬崖边，唐大弟用上吃奶劲试图勒住，却被恼火的牛轻轻一甩，甩下深谷，死了。算是天灾吧？但母亲不屈不挠，腆着大肚子一次次找生产队长和公社革委会主任，最后确认是为保卫集体财产因公牺牲，从死得比鸿毛还轻一下子跳到比泰山还重，好歹成为烈士。
许多年以后唐必仁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是为了他。他一出生就是烈属。顶着这个光环，唐必仁受用了几年，母亲也一样，头总是故意仰得高高的。逢年过节，生产队给军烈属发慰问品和贴红对联，一年一年虽都漏掉他们，母亲却不以为然，自己买了红纸，自己写上“烈属光荣”四个大字，赫然贴到门楣外。
家已经盖起来了，是唐大弟在世时就开始动手盖的，屋还未建好，唐大弟死了，母亲接着往下盖。没有钱买砖，只是以三合土垒筑，整整齐齐的三间，覆上瓦片，倒也结实可靠。唐必仁在这样的房子里出生、长大，长到十来岁，既能唱也能跳。根本没有人教他，他跟人到镇上电影院里看两次，又跟到城里电影院看两次，白花花的幕布上几千人一起唱着跳着《东方红》——原来有一个东西名字叫“音乐舞蹈史诗”。然后唐必仁也会唱了，也能跳了。
终于村里知青帮小学排那时刚时髦的《白毛女》，那个欠地主黄世仁债又被黄世仁派来的狗腿子打死的可怜的杨白劳，让唐必仁一夜之间红透。
母亲原先不肯唐必仁唱与跳，一听到一看到就举起手中正拿着的任何东西砸过来，声色俱厉，气急败坏。但后来见去参军的是公社宣传队的谁，被招工的又是公社宣传队的谁，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条很宽广的大道，可以抵达明媚的前方。紧接着唐必仁小学还未毕业，县一中派人来唐家厝了，要招唐必仁入学。这都是铁证，太让人信服了。从村越过镇，直接抵达县城，母亲顿时欣喜，眼里放出亮晶晶的光。
其实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是烈属了，连门楣上写着“烈属光荣”的大红纸都不许贴。已经躲到唐家厝这么偏僻的地方，母亲当过舞女的身份还是被红卫兵挖出来，进一步再挖，原来她不是一般的舞女，她在“春江好”时与国民党警察局长好过，人家本来要带她去台湾的，她也裹好细软，收拾好行装，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局长却已经急匆匆登上飞机独自先走了。在村里人看来，舞女等于破鞋，国民党警察局长的相好等于反革命分子。难说不是故意潜伏下来的吧？那就再罪加一等：女特务。顶着这么多罪名，唐必仁看到母亲胸挂大牌子、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或者被批斗，或者被游街、被劳改，谁都可以用石头或者瓦片砸她，追着她骂不要脸。按说这样一个女人的儿子，是不可能进宣传队的，不过宣传毛泽东思想也非常重要，无论唐家厝小学还是县一中，舞蹈队的女孩子都可以轻而易举挑选到，而男孩，尤其是能够撑台子的男孩，却一直奇缺，再三再四找，也没找到一个能及唐必仁一二的。感谢文艺，那个时代最繁花似锦的东西，居然悄然把这个天赋降临到唐必仁的身上，他于是多了一个头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红小兵他不能入，红卫兵也无法参加，但他可以上场跳工农兵学商，跳各族人民。音乐托载着他，一上场他就不是平日里那个羞涩的、沉默的、没有笑颜的人。旋转、蹦跳、融化、升腾，四肢像安上了马达，那么欢快且如鱼得水，几乎要飞起来。掌声接踵而至，还有潮水般的赞许。
这个瞬间，他总是会猛地想起母亲。到县一中后他就住校了，一般一学期才回去一次。母亲让他别回，不用回。母亲在有意识地强调他与她的疏远，越疏远才越显示他是“可以教育好的”。他不回，母亲就得常来，背来米，弄些自己腌制的咸菜，还有有限的一些钱。通常母亲悄然来又悄然回，并未与他见上面，那些东西她包好，捆扎好，写上“杜三晖老师收”，然后放在校门口的传达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