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薄西山的家族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金锁记》的开篇，苍凉的月色贯穿了整个故事，像笼罩着晕黄的丝织物，虽然贵重却总有点轻飘飘的距离感。
1920年的夜晚，中秋才过了几日，天际的月亮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处中西合璧的老房子。老房子靠近苏州河，藤萝爬满了院墙，从外面看倒还是一处幽雅的居所，只是凑近了才闻到一股铜绿发霉的腐朽味道。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很多年以后当她从天津的家返回上海时还去拜访了住在那里的大爷大妈，对老房子影子似的往下沉的感觉依然触目惊心。幸运的是，此时她还只是个粉红色的婴儿。当她睁开好奇的双眼开始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第一眼看见的是不是她那位美丽非凡的母亲——黄素琼。
不过，张爱玲的母亲没有亲自抚养她，而是将她交给了老妈子何干照顾。何干是张家的老人，不仅服侍过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藕（李鸿章的女儿），还养大了她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姑姑张茂渊。张爱玲出生的时候，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家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像夕阳的余晖一样看着和煦但终免不了西沉的一日。
此时，张爱玲的奶奶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她的爷爷张佩纶则更早。后来，张爱玲曾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对一向“寡情”的张爱玲而言，这可能是最深情的告白了。
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也算是一段佳话。张佩纶之前娶过两任夫人，先后病故，等到四十岁的时候成了带着一身拖累的光棍汉，但李菊藕年轻貌美，大方端庄，嫁给张佩纶的时候，自己是个小姑娘却要学着做人家的后母。在这一点上，她与张爱玲的后母很相似。
张佩纶祖上是河北丰润人，算是“耕读世家”。他个性狷急耿直，书生意气，甚至公然反对过李鸿章，但李鸿章不仅没有计较，反而在他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伸出援手，将心爱的女儿李菊藕嫁给他，大约是体恤故人之子的缘故。
据说，当时的张佩纶被曾朴写进了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中，后辈们好奇的时候就去看《孽海花》追寻先人的踪迹。张爱玲稍长的时候问父亲，奈何父亲总是一味辟谣，告诉她都是假的，令她失了兴味。只好转而去问姑姑，姑姑却说：“我们是没办法，受够了，现在不作兴这个，你们这一代要向前看……”多么英气的姑姑！
受够了什么呢？显然不是张佩纶，应该是受够了所谓大家族的虚妄与道德的虚伪，就像《红楼梦》中的探春一样，要么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要么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寒门小户中，至少能够享受家庭的温馨。
张佩纶是名噪一时的文人，但终其一生也只是个文人，政治上的作为与他的老丈人李鸿章是不可比拟的。他去世的时候，儿子张志沂仅仅是个七八岁的孩童，女儿张茂渊两三岁，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李菊藕对子女的培养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个性，乃至后来的张爱玲所遭遇的一切都与此有关。
李菊藕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将男孩当女孩子养，却将唯一的女儿当成男孩子一样散养。张志沂幼年常常穿着女孩子气的衣服，不大出门，有时偶尔出门，清瘦的身子必定挨着墙角走，面色苍白，身形瘦长，仿佛一阵风吹着就能倒了似的，活脱脱一个女子气的男人。兄妹两个如此不同，也为他们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算得上是伉俪情深、情投意合，那黄素琼与张志沂的婚姻就是真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黄素琼的爷爷是长江水师提督，母亲是黄家从湖南买来的小妾，从而导致黄素琼一生要强，生怕别人瞧不起。
“我们湖南人是顶勇敢坚强的！”这是黄素琼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生得美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的形象永远是朦胧的洋装，还有湖蓝水绿一样葱茏的色彩。如果遗传真有那么神奇的话，我们应该相信，张爱玲终其一生对鲜艳色彩的爱好可能来自她这位学油画的母亲。晚年在美国的时候，她甚至将地板都涂成了蓝绿色。
黄素琼的勇敢强势遇上张志沂的温柔适意，原本该是美好的一对璧人。张志沂学识渊博，浑身透露的是中国旧文人的儒雅与闲适，而且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然而，可惜的是，他们生错了年代，无法像先辈们一样生活。
黄素琼的“新”与“强”与张志沂的“旧”与“弱”，如同两条平行线，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交集。他们不能像过去的人一样，夫妻性格互补地拼凑成一个圆。
长大后的张爱玲曾问过母亲为何要嫁给父亲，黄素琼无奈地说：“你外婆要强好面子，已经定下的婚事如果悔了，岂非要人看笑话！”
为此，黄素琼顶讨厌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后来她着意培养女儿忽略对儿子的照管，也许还有这一层补偿心理。
如果不是这一早已经签订的婚书，世上也许少一个天才女作家，但是会多出两个平凡而幸福的家庭吧！
抓周事件
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
这个粉嫩的女婴满周岁了，她咧着嘴微笑着面对周围的世界，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尘世多美好。她终其一生对凡俗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曾这样说过。
在满周岁的时候，家人会给孩子准备各种东西抓周，以此检测孩子的志向。大红的漆盘里摆了一支毛笔、一个顶针、一个红丝线穿起来的古铜钱、一本书、一个骰子、一只银酒杯、一块红棉胭脂等。家里的仆人表现得比张志沂和黄素琼两个人还要紧张，仿佛这个小婴儿的未来是由抓周这件古老且神秘的事情决定的。
她伸出粉嫩的小手一把抓住毛笔，然后似乎还不满足，又抓了下胭脂——张爱玲在散文作品《童言无忌》中说抓的是小金镑和笔，但无论怎样，笔总是第一位的，至于爱美与爱财，倒也是真的。
几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素琼为张家诞下一个万众瞩目的小少爷，起名为小魁，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魁”一词，可见张志沂对这个儿子寄予的厚望，而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则被唤为小煐，完全没有小魁的气势。
小魁的出生为这个正日益像影子般往下沉的旧家庭带来一丝希望，而初为人母的黄素琼也是满心喜悦，尽管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早已埋下出走的种子，但此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两个字带给她的责任与分量令她暂时无暇分身，囿于这片安稳而保守的小天地。
小煐初时对这个新来的玩伴也是很欢迎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她逐渐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觉察到家里的变化。她与黄素琼小时候一样，很早就感知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旧家庭里，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表现在一言一行中，无意间就会伤人。
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张子静写道：“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雷峰塔》里关于保姆的偏心有着活灵活现的体现，弟弟吃饭不小心掉了一只筷子，就是好兆头——筷子落了地，四方买田地；若是姐姐掉了筷子，保姆就高声说：“筷子落了土，挨揍又吃一嘴土。”张爱玲不服气，便嚷嚷着说她也能买田地，小小的她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为难一个女人。可是，保姆告诉她女人不能买田地，甚至她也不姓张，她姓“碰”，碰到哪里就是哪里。多么悲哀，女人一出生命运就被确定了，只要按照剧本老老实实地演出就行。
她抓周家里没人太当回事，当轮到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时，情形则完全不同。“好东西总搁得近，铜钱、书、毛笔。骰子和酒杯都搁得远远的，够不到。”于是，小魁抓了铜钱，丫鬟讨好地说他将来会有钱。如果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该是多么悲怆的一幕。
这种强烈的反差也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伤害。她对弟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半是怜爱半是嫉妒——嫉妒他是个男孩子，可以不用图强奋斗就能继承祖业，也不用害怕未来的各种不确定。这般早慧日后成就了她，也毁了一个女人糊涂的幸福，太过锐利而通透的女人，如何获得俗世的幸福呢？
无论如何，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改变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并且陪伴她在以后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一起经历喜忧参半的童年。这个家族的平顺与波折，他们曾并肩迎立过，共同承受这个家里的酸风甜雨，最终却酝酿出迥然不同的命运。也许，这正是命运的玄妙之处，无法让人一眼洞穿，只得跟着它的剧本不停往前走，不到最终谢幕谁都无法得知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人生。
灰色的童年
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旧历年的清晨家家户户放鞭炮，“爆竹声中一岁除”，多么喜庆。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比过年更值得等待与庆祝了。
那一年，张爱玲的母亲已经远走欧洲，对于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而言，她是多么渴盼新年里别人家的鞭炮声来为她祝福。头天晚上她说要守岁，这样就能够看到清晨的热闹了，但老妈子何干不同意。她心疼大小姐，承诺早晨早点叫她起来。
她放心地入睡，梦里都是人家的热闹与繁华，等醒来才发现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好像那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一样，她没等到看见繁华，已经日薄西山了。
一个飘摇的时代，繁华可以转瞬即逝，而对物质的占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痕迹，所以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钱。她喜欢钱，并非因为缺钱，而是因为钱可以用来买想要得到的东西。
然而，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张爱玲和母亲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张爱玲的母亲是名门闺秀，骨子里透着大家小姐的清高和骄傲，对钱基本上是绝口不提的。在有钱的时候，她视金钱如粪土，到后来没钱了，因为钱而被逼迫得生活困苦时，她依然将钱看得很轻。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却首先引起了她亲生女儿的反感。
张爱玲经历过困苦，经历过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更经历过想买东西却捉襟见肘的尴尬。所以当看到母亲清高的一尘不染的模样时，她感到厌恶和悲伤。她走向母亲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的追随者。
追逐美丽，是每一个女孩的天生的本能，张爱玲也不例外。童年时期，关于美丽的概念总是和母亲连在一起。她忘不了母亲站立在镜子跟前，美美的样子。母亲的绿短袄上别着一只翡翠胸针，精致极了。母亲看着镜中的自己，浅浅一笑，转而眉头又微微锁住。当时的张爱玲还理解不了母亲的愁绪，但是母亲眉眼中的风情牢牢地印在了她的心上。
张爱玲的母亲用打扮自己来消遣时间。一场包办婚姻，毁掉了她的爱情梦。她常常与姑姑一起上街，然后买回来许许多多的漂亮衣料，回家后，就开始在镜子前反复比画试样子。有时候，母亲还会自己裁做让自己满意的漂亮衣裳。
她的父亲曾经发过牢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然而，张爱玲却是爱极了母亲在镜子前面比画的那份感觉。美美的，仿佛世界所有光华都集中在镜子前的这个人身上。
她无数次渴望那个在镜子前面反复换衣服的人是自己。她是那样憧憬母亲的美丽。无数次的幻想和模仿，使得她很想快些长大。她为自己做了一个美丽的规划：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简单的快乐，简单的满足感。梦的最初，总是美好如童话一般。即使是后来梦落，物是人非，她依旧会为最初的梦而感动着。
与许多有着不凡成就的人一样，张爱玲在小时候是个有些古怪的女孩，她从小就被认定是天才。毕竟，在诗书官宦之家成长起来的孩子，总是特别的娇贵，更何况是她这样聪明伶俐的天才，所以从小就被特加照顾，只是为了充分挖掘她的才能。
尽管她的父母相处得并不和睦，总是不停地争吵，在那个古旧屋檐下每日上演着新旧文化的冲击，但他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融合。她父亲和母亲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文学的爱好。
当谈起文学时，他们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就会缓和许多。于是，文学也成为小张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甚至成为她一生唯一的支柱。
3岁的时候会背诵唐诗，7岁的时候写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有时遇到笔画复杂不知如何书写的字，她会跑去问厨子怎么写。尽管连字也认不全，但已经展示出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
年幼时，张爱玲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8岁那年，她坐船从天津去上海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海，张爱玲便把谙熟的《西游记》又翻了一遍，但里面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海。
虽然读物有限，可她的思想并没有因这少量的读物而受到限制，一旦有触动，她的兴趣、灵感与想象力就会蓬勃地生长起来。
每当读起张爱玲的文字，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对世事的顿悟，以及对红尘的通透。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子，竟能写出那样睿智的文字，与她童年的经历和回忆总是分不开的。
初露锋芒
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时期，它留在记忆中的都是美好。然而，张爱玲的回忆中，童年充满了哀伤和痛苦。
父母一阵争吵后，是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像一片冰花，落在张爱玲的心底，让她心中一凛，化成满心冰凉。一对并不恩爱的双亲，在张爱玲的心中划下了一道难以抚平的伤痕。
父亲躺在烟榻上，口中袅袅升起的烟雾，氤氲着一个个老旧的繁华梦。他没有给张爱玲留下多少温情的记忆，但躺在烟榻上的姿势永远刻在了张爱玲的心中。
母亲含恨远游欧洲，倔强的背影，她的毫无留恋使张爱玲心中萦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哀愁。亲情的缺失，使得张爱玲心中少了许多温暖，在孩提时代过早地感受到了人世悲冷。
光阴随着年轮更替静静流淌，张爱玲躺在时光的河中快快成长。转眼间，已从黄氏小学毕业，随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圣玛丽亚女校。一个结束和开始的交替，张爱玲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了未知的人生。
圣玛丽亚女校是一所有着五十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深造，这给了张爱玲一个美好的憧憬。她在暗自下着决心，一定要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
在这所学校里，自然不乏美丽的女孩子。她们生得美丽娇贵，有一件件穿不完的新衣，华美而耀眼，而且恰逢烂漫如花的年纪。整个学校如同一个万花丛，五颜六色，光彩照人。
然而，正是在这个万花丛般的世界里，小张爱玲穿的衣服却偏偏是灰暗且破旧的，从而导致她那敏感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相比之下，旧衣服格外惹眼，一些特殊目光向她聚拢而来。如同一束束灼热的火焰，炙烤着张爱玲的全身。
或许为了表示慈爱，张爱玲的继母为她带来了两箱旧衣服。用继母的话说，她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其实那衣服已经旧到领口都磨破了。
张爱玲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件暗红的薄棉袍，暗得她心中一片灰凉。那薄棉袍上是如同碎牛肉一般的颜色，偏偏她又只有那一件可穿。那暗沉的红色，成了她那一段时光的底色。
一边是精神上的厌恶和抗拒，一边是生活所需。两种极端的矛盾，撕扯着张爱玲的心，她在矛盾中痛苦地挣扎着。
同样是那件衣服，使得她身上留下了冻疮。冬天过去后，她的身上还留着冻疮的疤，那疤痕不仅令她憎恶，还让她觉得羞耻。总之，那一件旧衣服，占据了她很长一段记忆。
在这个时髦的欧式风格的学校里，她在一群青春曼妙的女孩子中间，感到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哀与落寞。
在这青春的校园里，她独有了一种垂垂老矣的感叹：“青春如流水一般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美丽的年纪，匮乏美丽的物资。张爱玲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另一个她所热爱的事件中，那就是写作。
写作，是她的灵魂之妆，她用文字为自己的青春编织华服。她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一个美好的年纪，尚处豆蔻年华的张爱玲在这时已经展现出了她的文学才华，足以让她身着一件旧衣而光华万丈。
张爱玲在写作上的发展，还要感谢当时学校里新来的国文部主任汪宏声先生。
“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这是张爱玲对汪先生的回忆。
汪先生开始执教国文后，在图书馆中添置了大量的中国书报杂志。他还奖励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在第一期作文课上，汪先生就在黑板上用粉笔潇洒地写下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当时，下面的学生们开始了一阵窃窃私语，做惯了“准八股文”的她们，对此感到十分新鲜，而学生们兴奋的同时却也很难把握这样的一个新事物。最后，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直看得汪先生眉头紧锁。
随后，张爱玲的一篇《看云》跳入了他的视线。他仿佛在暗黑的海上看到一盏明灯，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
汪先生印象中的张爱玲是个极其简单的青涩姑娘，她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很不入时。在那个流行窄袖旗袍的时代，她却穿着宽袖。在走上讲台的时候，她的表情也颇为呆滞，完全不似她文章里的神采。
汪先生将她的文章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并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这一次的赞扬和对她《看云》一文的点评，在后来的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对张爱玲来说，是一次莫大的鼓励，而对于汪先生的教学改革来说，也同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是师生之间一次完美互动。
之后，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逐渐增多，内容与形式也变得丰富起来，交上来的文卷也不再有“准八股文”的韵味了。
在那些文章里，除了小品文之外，还有小说、诗歌，甚至是剧本。张爱玲则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始终显露着她超凡的文笔，却总是缺少热情。
其实，在此之前，张爱玲已在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她的文章已经初见光华。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若不是经历过心的荒芜，怎么能够写出这样苍凉的文字。一支小小的笔，触动了多愁善感的心。她用她的文章，网罗天涯陌生知音人。
张爱玲独特的童年，为她非凡的才华奠定了基础。她的作品中，总能隐隐透出曾经的老旧宅的青苔味，泛着墨绿，又带着沉香。渗透在文章字句里，化成一股独特的思绪。
为了让学生们更加热爱写作，并提高写作水平，汪宏声利用一个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为《国光》。张爱玲在《国光》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
《牛》是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内容是一对普通贫穷的禄兴夫妇是怎样逐渐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小说最后，失去了一切珍贵东西的禄兴娘子“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呀！”
禄兴娘子的寂寞，也是张爱玲的寂寞。其实，张爱玲并没有农村底层生活的经验，但这篇文章写得格外悲哀动人。她将自己的情绪和灵魂注入到禄兴娘子身上，真实地去感受另外一种人生故事。即使是并未真实发生，却是她灵魂深处有血有肉的故事。
一颗柔软的心，却有着悲天悯人的力量。小小年纪就在这个世界里，冷眼热望，品着世事浮沉。
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是汪先生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其行文技巧之成熟，震惊了全校师生。汪先生上课时大加赞赏，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张爱玲继续努力，必然是前途无量。
在张爱玲的笔下，虞姬的死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理性色彩。这是一个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正如她的母亲一般，独立、自主。这也是张爱玲一生所追求的，与历史上悲哀凄楚的形象完全不同。在她的笔下，虞姬的哀伤少了，悲壮却多了。
在当时的圣玛丽亚女校，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钢琴和唱歌，因为这是上流社会的女子表现气质的最好方式。可是，来到圣玛丽亚女校的张爱玲逐渐对钢琴和音乐失去了兴趣。越是被强调重视，张爱玲骨子里就越会生出强烈的叛逆。
圣玛丽亚学校的教琴先生经常生气，常常将琴谱往地上一摔，一掌打在学生的手背上，把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经过严酷的教训后，往往会换来顺从。但当他遇到张爱玲时，就不是这样了。他越打，张爱玲心中反抗的情绪就越大，越是偷懒。张爱玲对钢琴已经失去了兴趣，该练琴的时候，她总是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在她看来，看小说比被迫学琴更对得起大好时光。
每一种失去，总会以另一种方式给予补偿。她浪费掉的钢琴时光，全都用在了阅读小说上，在当时看来是消遣，但对今后而言是财富的积累。
张爱玲对绘画一直有着强烈的热爱，她对颜色有着天生的敏感，而且十分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大胆的配色，就如同她大胆的性格。她就是如此，一直与众不同，绝对不可复制。
刚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一张漫画被《大美晚报》发表了，得到5元的稿费，这也是她得到的第一笔稿酬。她马上用它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这也许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她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钱去换取想要的美丽。在她心中，付出与收获都是快乐的事。
在那一段生涯中，张爱玲总喜欢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心不在焉地随手涂抹。那些画可能是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老师的素描，也可能是某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和事。这段绘画时光可以很好地帮助她打发上课的时间。
当时，在她们的教室中挂了一张《蒙娜丽莎》的画，张爱玲上课时偶尔走神，便会看着这幅画发呆。那确实能够使人疑惑不解的美丽恍惚的笑，却是一刻也留不住的，即使在人们努力注意之际也会溜走。让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又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盼望那一抹笑容的重现。
在张爱玲的想象里，这位佛罗伦萨贵妇人是一位温柔可亲的母亲，是她梦中渴望的样子。然而，那份温情却始终在画境中，走不进现实，永远隔着一层画面的距离。
张爱玲童年时所渴望的父爱母爱，原本是每一个平凡的孩童都能拥有的，却离她越来越遥远。
上了中学后，张爱玲很少回家。她只是偶尔去姑姑那里。在一个夏夜，夜凉入侵，在小阳台上，姑姑把张爱玲父亲又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她。
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消息又是一个噩耗。她的心猛地抽紧，眼睛里布满了震惊和伤痛，冰凉的心，再一次碎裂，悄无声息地一落千丈。转而又平静了下来，她深深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
看过许许多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但张爱玲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有一位后母。尽管自己的父母一直不合，并不停地争吵，但他们依然是自己的双亲，如今父亲再娶，她的梦想也注定了永远无法实现。
张爱玲茫然无助地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她看见自己未来的人生尽是一片灰暗。这个家里的爱越来越稀薄，她想要抗争，却仅仅是在意念里一闪而逝，甚至不敢希冀什么，害怕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在心中涌起惊涛骇浪，掀起狂澜。接下来将要面对怎样的痛苦，张爱玲不敢想象。
但是，现实总是难以抗拒，无论张爱玲心中有多么不愿意，她的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
这个继母也是来自大家族，她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虽然有着这样的背景，却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气质，反而有着人们印象中一般后母所共有的阴险狠毒。
据说，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里“官声”不好。他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都染上了“阿芙蓉癖”。张爱玲的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
阿芙蓉的诱惑，蛇一般地缠绕着继母，张爱玲的心中渐渐荒凉起来。她今后的人生已经是一片黑暗，再也找不到光明的方向。
父亲再婚之后，张爱玲一家就搬回了麦根路别墅，这里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那是一所民初样式的老洋房，本来就是张家的产业。这里让张志沂觉得踏实，这样的女人也让他心中安稳。无论这个女人怎么样，他必须要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守在旧宅子里的人，这样他才不至于太孤独。
再次回到出生地，张爱玲的心中并不安稳。心中的温暖渐渐流失，年少光阴已无多少可供回忆的好梦。她感受更多的是人世渐凉，那些温暖的童年梦境，随着时光如同东逝的水，再也无法归来。
1937年夏，一个炎热的季节，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喧哗过后又是宁静的死寂。第二年，圣校假座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她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经过一场盛大的告别，她却觉得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被囚禁的岁月
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正值青春的张爱玲，是一个不甘被束缚的姑娘，她渴望走向未知的远方，渴望去探索崭新的世界。
在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她的母亲回国了。母亲的回归让张爱玲的期待更加真实了。
曾经年轻的母亲已经步入中年，虽然她眼角边难掩岁月留下的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美貌。经过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她更加有气质，更加曼妙动人。而且，她还有了自己的爱情，有了一位美国男友。
那位男友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俊潇洒。她之所以回国，是为了让张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曾托人约张爱玲的父亲谈判该事，张志沂却避而不见。
对张爱玲而言，能离开那所充满压抑的女子中学是十分愉快的事情。只要能飞出这片阴暗的环境，到处都是天堂。若是能够去那异国他乡，更是天堂之巅的快乐。
她感到自己长大了，是时候离开家庭去飞翔了。她始终觉得她的整个少年时代处于一种“蛹”的状态，中学毕业后，她就会破茧成蝶，可以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飞翔。
当时，她的设想十分美妙：“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个充满教条的学校，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家，给了她深深的压抑感，而压抑越深，她的渴望就越大。
这个家里有被时代抛弃的父亲的喜怒无常，更有难以想象的后母的凶恶。她害怕自己会渐渐被这个扭曲的环境吞噬，最终变得麻木不仁，变得可以忍受一切，如同她那软弱可怜的弟弟。
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巴掌。联想到许多心事，张爱玲心中十分难过，她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直流。这个家中已经没有了温情，只有越来越深的冷酷。她觉得无力，又十分无奈。
继母莫名其妙地看了张爱玲一眼，阴阳怪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无声地抽噎着。她站在镜子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个皮球撞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那是弟弟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皮球。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一类的事，他早已习惯。
张爱玲的眼泪停住了，顿时感到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伴随着无尽的悲哀。那是复仇的烈焰在敏感的心里熊熊燃烧之后的一种平静，但平静的背后潜伏着更为可怕的岩浆喷发式的仇恨。
终于，张爱玲觉得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决定把自己的“远大计划”向父亲和盘托出。
在一个晚春时光的午后，父亲和后母又双双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四周飘散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腐朽的味道。
张爱玲小心翼翼地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跟前，表达了自己想要留学的心愿。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就像是在演讲，每一个字都在心中思考了好久。话说完了，却没有一点回声，空气里一片死寂，而张爱玲的心中却是翻江倒海。
她仔细观察着父亲，发现他开始是半闭着眼睛，漠不关心的样子，接着脸色是越来越坏，逐渐变成了青灰色，还是一言不发。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唯有那口老自鸣钟，发出单调的声音。
忽然，父亲从榻上跳起来，把那管玉制的烟枪“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玉石随之碎去，同时破碎的，不知是父亲那颗早已饱受摧残的可怜的心，还是张爱玲的美丽梦想。
父亲指着张爱玲的鼻子一通训斥，恶狠狠的语言里带着浓重的烟草味。后母在一旁则是一脸惋惜的样子，那神情好像是看到一个好好的姑娘正要往火坑里跳。她充满鄙夷又愤愤然地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了。”
张志沂把张爱玲想出国留学的想法全部归咎于黄素琼，而他是最讨厌女人出国读书的。在他内心深处，他始终觉得是“出国留学”毁了他们的婚姻。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他的目光永远只能看到眼前这一点。这是他心中的痛，张爱玲却又一次撞到了他心中的禁地。所以，他是万万不会应允张爱玲的请求的。
就这样，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火苗被浇灭了。为了打消她的留学梦，她的父亲甚至将她关在了屋子里。
那是一间如坟墓一般死寂的屋子，在那里，她度过了半年的人生岁月。
她只有17岁，烂漫的花季，本应是享受恋爱的季节，被父母如明珠般捧在手心里，然而她却被深锁在那陈旧的牢笼之中。
张爱玲只能在宅子里看着日出日落，月圆月缺。静静地回忆人生以往的光阴，展望看不到出路的未来。
每逢夜晚，月光从窗外的斑驳的树影缝里照进来，然后洒在屋内的地面上，构成各种诡异的图案。风轻轻吹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她深深地感到一股寒意，那寒意并非来自月影，也并非来自风声，而是来自她绝望的心底。
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觉得自己经历了别人都未曾经历过的千劫百难，岁月仿佛变得漫长，她感到自己很快就会苍老下去。
“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悲伤地想着。
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占据了她的心，她却不甘就此沉沦。每天，她都悄悄地做着逃走的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
也许是被关得太久，太久不见阳光，正筹备着逃走的张爱玲忽然得了痢疾，这对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每一天都要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甚至差一点死掉。病魔缠身的日子变得格外难熬，她每日浑身滚烫地躺在床上，开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乏力和虚脱，死亡的气息已经渐渐向她逼近。
张爱玲很不甘心，不甘心死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屋子里，不甘心在尚未逃离之前，就告别人世。
她开始羡慕曾在课本上读到的“桃花源”中的人们。他们“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在那个美妙的世界里，人们丰衣足食，尊老爱幼，其乐融融。也许是现实生活让她太过绝望，她只有将梦想寄托于那不曾存在的桃花源。有好几次，她甚至梦到了那美妙的桃花源。在那冰冷的屋子内，睡梦中的她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
或许是出于对桃源生活的向往，或许是张爱玲尚未放弃希望，在这样垂死的情况下，她依然没有打消“逃走”的念头。她甚至高兴地想：“也许，因为我病在了床上，他们会疏忽防范；也许，我真有机会逃出去。”
她躺在床上，每日竖起耳朵认真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便是睡在梦里也听得见这种声音。还有连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声。老保姆何干见张爱玲的病一日比一日严重，心有所不忍，又担心她发生什么意外，自己需要负责任。于是，她瞒着张爱玲的继母，偷偷地告诉了张志沂。
张志沂害怕背上“恶父”的坏名声，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趁张爱玲继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为张爱玲注射。几次以后，张爱玲的病情控制住了。在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张爱玲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
在经历了一种几近死亡的劫难后，张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天不绝我”的信念，她似乎看到了新希望的曙光。等到她可以扶着墙壁行走时，她又开始计划着逃跑。她不甘心自己的生命白白流逝在囚禁中，她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等着她。
她先向何干套话打听出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在一个寒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路线，然后趁着没人经过时，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打开门，将望远镜扔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
策划了半年之久的出逃计划就这样轻松地实现了。她甚至不敢相信，但那真实的风声，真实地踏在地上的感觉，都告诉她这不是梦，她真的逃离了那个冷寂的房间。
当时正值寒冬，冷风吹得她倍加清醒，寒冷的刺激却让她格外亢奋。张爱玲心想：“在这样凄寒的冬夜里，别人一定都是一家子围在温暖的火炉边，欢乐地吃着合家宴。”
但对于她来说，这个如冰窖一般寒冷的世界，才是让她感到最亲近的。她尽情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每一口空气都是那样新鲜。她享受着脚踩在地面上的踏实感，认真感受迈出的每一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到一个黄包车夫，便和他讨价还价。她内心十分快乐，像一只冲破笼子的小鸟，她庆幸自己还没有忘记怎样砍价。她开始重新感受到自己还是活着的，虽然她的心犹如小鹿般乱跳。她还在担心被发现后随时可能被抓起来，再次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那段被软禁的日子绝对是一段十分特殊的经历，能拥有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多，那实在是个绝佳的写作素材。张爱玲将这段经历用英文写成了文章，投到《大美晚报》。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张志沂就一直订阅它。
张志沂对家丑外扬是深恶痛绝的，他极力掩藏的东西被自己的女儿明目张胆地晒出来，他心中的愤怒自然不言而喻。可是，事已至此，他也无能为力，文章已经发表，无法收回，张爱玲也已经逃走，他连撒气的对象都没有了。
后来，在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散文《私语》，将被关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
那时，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不知那时候张志沂看到那篇文章会是怎样的心情，是否依然像当初那样震怒，抑或已经觉得世事苍茫，心中凄凉。
出国的梦破碎了，但是她在苦难之后，获得了自由。来自家庭的苦难，给张爱玲原本烂漫的花季添了一剂冷色调，但是风雨过后，她的人生也更加美艳动人，别有一番风情。
只有经历之后才会明白，苦难是上天的厚赐。
留学梦想的破灭
Beverley Nichols 有一句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的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逃离是结束，也是新生。虽然前途充满未知的迷茫，但总好过原本的灰冷。所以，张爱玲会勇往直前，不管未来的路多么艰难。
张爱玲不会被黑暗和苦难打败，她要让生命灿艳如花。即使是人生如梦，她也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繁花似锦的美梦。
逃离后的张爱玲去投奔了她的母亲黄素琼，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与母亲、姑姑共同生活。张爱玲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都由母亲承担。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她大胆前卫，高贵勇敢……她的人生是一个传奇，但是在身为母亲这一点上，她显然不合格。
她将太多的生命付诸在追求自由、追求独立上，却忽略了孩子的渴望，以及对孩子的关爱。她与张爱玲的关系很疏远，和蔼、温柔都只是张爱玲的梦想，却从未真实地出现在母亲身上。
这共同生活的两年时光，是张爱玲与母亲难得的走得很近的机会。然而，在一起太过接近，敬畏和幻想落到了真实里，也就没有那么传奇了。张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但也被拮据的生活所困扰。
母亲的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张爱玲的升学。然而，张爱玲的愚笨却令她发狂，她本是一个追求自由独立的人，但是她发现张爱玲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害怕上理发店，害怕见客，害怕给裁缝试衣裳；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依然茫然不知。
这一切都令母亲深恶痛绝，有时候她甚至会怀疑，张爱玲是否真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们竟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
其实，这种情况无法完全归咎于张爱玲。毕竟，她有着那样被人无视的童年，还有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母亲的远离和不负责任有着很大的作用。
也许是出于内疚，也许是出于自尊心的打击，母亲下定决心要改变张爱玲，让她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淑女。
母亲花了两年时间教张爱玲学习适应环境。例如，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
张爱玲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她并没有变成母亲心目中的淑女，反而证明了母亲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母亲失望至极，她甚至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苦。”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素琼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而张爱玲的现状着实令她心冷和失望，她甚至怀疑为这个女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是不是值得。再加上经过两年的生活，她的经济变得愈发拮据，从而导致她更加烦恼。
当时，张爱玲觉得每次向母亲要钱，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虽然母亲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她自己总觉得心中十分难受。显然，母亲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张爱玲开始感受到琐碎的生活，正在一步步地摧毁母亲对她的爱，但她无力抗拒。
“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这是张爱玲心底荒凉的声音。
她越发地悲伤和孤独。张爱玲并不喜欢与人交往，她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孤独让她的心充满灵性。
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这一切只有在她独处的时候才能感受到。
那时，张爱玲唯一的梦想就是出国留学。在她的想象中，欧洲是一个宛如天堂般的存在。她时常遐想伦敦大教堂的钟声，在大街上风度翩翩的英伦绅士，还有中世纪风格的欧洲建筑。
为此，母亲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
强烈的渴望化成了巨大的动力，每当张爱玲疲惫的时候，她总是能听到内心深处梦的呼唤。
强大的意念和不懈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这一次，张爱玲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眼看着梦想就在眼前，将要成为现实，但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的欧洲留学之旅未能成行。
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学。仿佛一切都是一场宿命的安排。一种未知的经历在等待着她，一些未知的故事等着她去书写。
张爱玲的青春时光就在父亲与继母的摧残、母亲的失望与期望，以及她美好的留学愿望中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