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每当他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解：“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言简意赅，是他自己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出身于普通农家，曾氏近百年未出过高官显贵，如曾国藩所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曾国藩自己也非绝顶聪明，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的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炼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勤能补拙”“天才出于勤奋”。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勤恕廉明”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法，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属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担任如此繁重的职务，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奏牍、书信、批文，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订。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的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的三十二年间，他共写了一千四百七十五封家书，约一百一十万字。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二百三十五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高于这数倍。只是由于战乱流离，损失太多罢了。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谈》《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一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不朽的传世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治七年（1868）年末，他进京面圣，这是他自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永年知县王庶曾、迁安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知州李作棠、前怀安知县谷洪德等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就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四万零一百九十一起；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十月止，连同闰月，共二十四个月，又结案九万零一百五十五起。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领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关键是有没有这种毅力坚持下去。
曾国藩告诫部下时最常用的就是勤字。他说勤奋之道，“精力虽只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少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曾国藩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惊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苦口叮咛，是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刻刻教督，是曰口勤；处处查察，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这“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并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一生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
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保质保量完成，很少有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汝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对曾国藩更加佩服。
恰当处理内部矛盾
曾国藩坚决不越君臣的名分，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兴名臣”中的首脑地位。但是，随着湘军的发展，局面越做越大，湘军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一些羽翼丰满者争求自立门户，而清廷巴不得湘军内部出现矛盾，好方便驾驭。曾国藩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既要保持湘军的整体团结，又要满足部属的部分愿望。怎样协调，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个难题。
湘军集团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是由思想相通、利害相关、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和封建时期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别一样，其并无组织条规，更谈不上组织纪律。曾国藩成为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只是由于他既是湘军的创建者，又是当时所有成员中地位最高、声望最重的人，而其他成员，大部分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就是说，首领与成员，成员与集团之间，完全是靠个人感情、道义和一时利害关系而集合在一起，这自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正是由于这一点，早在1853年与1854年之交，王錱就因为要发展个人势力与曾国藩大闹矛盾，终至公开决裂。不过，当时王錱地位低下、力量单薄，这一分裂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湘军集团仍然保持着一体性。
十年后的情况就大不同了。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官位相近者十余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已由之前一个司令部、一个中心的格局，变为真正的多中心。这虽然促进了湘军的发展，但多中心的通病，即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分裂，也将不可避免。这些大头目气质互异，与曾氏集团的关系，也有深浅亲疏之别。如阎敬铭与胡林翼虽有知己之情、保举之恩，但胡林翼一死，此情就不复存在。而山东距湘军集团势力范围遥远，彼此并无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他在任山东巡抚后，实际上就脱离了团体，向朝廷靠拢。为此，他在奏折中称赞僧格林沁“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的主张，是“老成谋国，瞻言百里”，并且表明：“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各有辖区，各有部队，所处环境局势又各不相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演变，湘军集团各督抚，势必利害不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各行其是，乃至明争暗斗。清廷虽然要依靠湘军去镇压太平天国，但对湘军集团的急速膨胀壮大，也不能不抱着忧虑的态度。湘军集团的裂痕，正为清廷分而治之，甚至促其公开分裂，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当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时，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桢，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和现实困难批准了沈葆桢的截饷请求。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林则徐的女婿。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担任营务处的会办，也就是协助曾国藩管理营务。沈葆桢这个人很有才干，曾国藩对他十分赏识，因而屡屡向朝廷保荐他，称他可大用。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后，又保奏沈葆桢担任了江西巡抚，使得沈葆桢由一个五品的知府，成了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可以说，沈葆桢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
江西向来是湘军的重要饷地，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曾先后奏请将江西的漕折、厘金等项全部提取充作军饷。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自然也是基于保证江西对湘军军饷供应的考虑。然而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之后，太平军大举进攻江西，而此时湘军的主力都去进攻金陵了，无力顾及江西。于是，沈葆桢便在江西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部队，并调席宝田、江忠义、周宽世等部清军到江西参加防卫。由于江西军队的扩增也需要大笔的军饷开支，沈葆桢便上奏朝廷，希望能停止江西供应湘军军饷的义务，朝廷很快就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于是，沈葆桢便首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接着又截留了九江洋关税三万两，不久沈葆桢又奏请截留江西省的全部厘金。
沈葆桢这样做，固然有其理由，但对于已经处于困境中的曾同藩和湘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不少人很生沈葆桢的气，提出来要弹劾他。曾国藩多方考虑，拒绝了这个建议。对于偏袒沈葆桢的户部，他也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的时候，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在奏折中说：
微臣统军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指沈葆桢）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谕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
抑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江西为两江辖境，沈葆桢属曾国藩节制，因而与曾国藩争饷，确实是既违分又违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便将江西厘金一分为二，曾国藩、沈葆桢各得一半；同时，又将另外一笔五十万两的款项给了曾国藩。此外，为了保证湘军的围城粮饷，朝廷又给湘军划拨了淮北盐厘每月八万两，安徽、河南等省士绅捐款数十万两，以及从湖南拨来的一批粮食。这些钱粮大大地缓解了湘军的困难。于是一场纷争，由于曾国藩的冷静与克制，最终圆满解决。
争取得到上级的支持
官场冲突，有一个“第三者”至关重要，这就是冲突双方的上级。上级才是真正的裁判。谁能争取到上级的理解与支持，谁自然也就占据了上风。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历任顺天府教授、赞善、侍讲、祭酒、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胜保被清政府派赴江南，任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不久奉命尾随太平军北伐军北上河北等地，于是自成一军。咸丰六年（1856），胜保奉咸丰帝之命，前往河南办理防务，赴淮北镇压捻军。咸丰八年（1858），胜保奉命帮办安徽军务。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胜保在八里桥之战中负了伤。咸丰皇帝对其十分赏识，命令他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随后在祺祥政变中，重兵在手的胜保又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重用，升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都统。其后胜保再次奉命南下，镇压捻军起义。
胜保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且野心勃勃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慈禧太后在祺祥政变以后，采取了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官员的政策，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并给曾国藩加了协办大学士之衔，这就引起了胜保的不满。他对慈禧太后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熟虑。”其实胜保此举，只能说明他的政治目光短浅。在当时的情况下，满族贵族已经彻底腐败，重用汉人已势在必行，因而慈禧太后并没有理他。胜保却看不出这一点，反而更加愤愤不平，一心要跟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争个高低。双方终于因为争夺对安徽的控制，而爆发了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