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来得及起身，我眼角的余光就看到她像发疯的猛兽一样朝我扑来。她的巴掌落在了我的左脸上。我摇晃着。“臭东西！你就一定要碰这自行车，嗯？你就那么想动它！”我想叫，想喊，可是被哽咽堵住了喉咙。我一直跪着，没办法起身，浑身痉挛。她的眼球快被瞪出眼眶，面部因为愤恨而扭曲，手总是扬着，似乎准备在我动的时候再打我一次。可是，她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们刚刚搬离了福瑞盖尔街，在巴黎18区的沙贝尔大道102号住下。父亲在搬家后仍保持与之前相同的生活节奏。他回家的时间仍然不固定，这取决于他在傍晚要喝多长时间的开胃酒。不过他之后都会去中央市场外面的小酒馆。远离她，远离我们。他终于可以安静地喝喝酒了。每天，我都看到他骑着新买的红色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回来。这辆红自行车可真漂亮啊！车龙头上甚至还有一块不锈钢的标牌，上面刻着他名字：贝尔纳·皮埃尔。每天，他都笨手笨脚地把自行车靠墙停放。而我每次看到它，都两眼放光。这辆自行车太漂亮了，它艳红色的涂层简直就像是圣诞老人的工厂里造出来的，太诱人了。
今天，我想要试试这辆车。可问题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大了。此外，车中间还有个讨厌的横梁挡在那儿。我摆弄着自行车，尝试着各种方法，想把腿迈过去。最后，扑腾一声！车砸在了我的头上，胳膊肘也流血了……就在此时，暴怒的她冲出门来打我！
可是，怎么会有人这样暴打一个摔倒在地的小女孩呢？她才刚刚受了伤。颧骨的灼热让我瞬间忘记了胳膊肘的疼痛。而她的耳光则更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让我的心灵很受伤。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她刚刚立下了第一条规矩：在之后的十年，这些拳打脚踢会随时随地发生，在我猝不及防时尤甚。这里传达的讯息也很清楚：我要保持警惕。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认为她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这一切都是不对的。片刻之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逃避噩梦的出口，我皱着眉对她说：“我要告诉爸爸……”可是，她的回答比巴掌更可怕，她说：“你爸爸，他才不在乎呢！再说了，他根本就不是你爸爸！”她开始冷笑，很显然对自己刚扔出的这颗炸弹满意极了。我父亲并不真是我的父亲？这可真是个弥天大谎，但它却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她于是书写了第二条规矩：不用求救了，没人支援你。我在这个世上孤独无依。
至此为止，我觉得这位新妈妈有点专横，令人讨厌。但我远远没有想象到我面前的这个怪兽有多可怕。我父亲在几个月前娶了她，那是1961年的夏天。我记忆犹新，那天她穿着绿色的连衣裙，手拿橙色花束。而我则更偏爱白色的公主裙。不过，她的婚裙也的确很漂亮。而我父亲则穿着那件他在任何场合都穿着的灰色西装。他看上去很高兴，但几小时以来她就开始躁动不安，在出发前的几分钟，她挡在父亲面前，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你有婚戒吗？”
“没有……”
“那之前的那个呢，你怎么处理的？”
“呃，我也不知道了……”
之前的那个？之前的哪个？之前的婚戒？通过他们的对话，我推断出父亲之前结过婚。但和谁结的婚？这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和我的亲妈妈，那个生下我的人。但我也明白了他们的爱情根本就不是童话故事。我父亲正要娶一个问他讨要从前婚戒的女人，而她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害臊。而父亲也因为没有戒指而略显尴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父亲对她说道，她于是开始咆哮：“好样的！我们现在就要迟到了！你要去哪？”
五分钟之后，父亲回来了，对自己甚是满意，他手上戴着一个新戒指。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戒指，倒不如说这更像是钥匙扣的圆环。她开始疯狂地嘲笑起来。父亲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婚戒？在缝纫用品店。是的，确实如此！第二次结婚，父亲去了维特鲁威街上的缝纫用品店买了个窗帘环。
或许，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已婚身份？再或者，她可能是害怕看到自己被父亲抛弃而克制了恶行。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值得肯定的是，从此以往，她的残酷不会有任何限度。要不了几年，我就会成为她的女佣，她的所有物。
除了每天上学前要把早餐餐具洗干净以外，她还开始教我洗衣服。我蹲在一个锌制的洗衣桶前，搓洗裤子、衬衣、内裤、袜子和胸衣。之后，我会把厨房的脚凳搬到院子里，踩在上面晾衣服。我还要擦洗父亲的鞋子，上面有动物的血液和风干了的肉屑。我甚至还要用黑狮牌鞋油给他的鞋子上光。这些鞋子的气味糟糕透了，但为了把它们擦亮，我不得不凑上去。开始的几次，我都恶心得想吐。但几天之后，我也就习惯了。小孩确实很好使唤，他们什么都能适应。只需消除他们的防御能力，便可以对他们提任何要求，让他们忍受任何事。
洗完碗和衣服之后，她还会让我去买东西。最早要求我在放学后买面包和报纸。之后还要我给弟弟买牛奶：学校旁边的卡为路上有一家乳制品商店，每天早上我都要去那里买一瓶牛奶回来当早餐。洗完了碗之后，我再次出发，这下终于可以去学校了。
自行车事件让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时刻警觉的人。我总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于是便尽自己的所能让她满意。我低头、顺从都是因为害怕挨打。她的控制成了一条无形的绞绳，可以平静地扼住我的脖子。她最大的绝招就在于我年纪还太小，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超出我实际年龄的劳动。她对我发号施令，我只想着把事情做好，却不提出任何质疑。我其实可以尝试寻求帮助或靠哭泣解决问题。但她很聪明，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苦差事一点点增多，但我却并没感觉到自己丧失了自由。这更像是一种有预谋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驯养，而目的也只有一个：我做得越多，她做得就越少。
1963年，我们把家搬到了博比尼市的火车站路2号。在这间新公寓中，我将完完整整地忍受她的暴行。没过几个月，我已经彻底沦为家里的奴隶。洗衣服洗碗？很简单，她再也不用插手。每天晚上，她只需将一天的衣物泡在浴缸里，放上水再加一撮洗衣粉就好了。第二天一早，是要我在起床后用刷子刷洗。我持续几个小时的洗啊、刷啊，以至于胳膊都抽筋了。之后，我还要用手把衣服拧干，把它们放进桶里，最后才再扔进洗衣机。“可是，等一下，如果有洗衣机的话，为什么她还让我用手洗这些衣物呢？——傻瓜！那是因为洗衣机洗得不干净！”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疲惫，尤其在没睡好的时候。我刷衣服的动作也变得越来越慢。她看到了之后，提醒似的命令我：“哦！可不是让你在那睡觉的！”一听到她的声音，我立刻肾上腺素升高，口干舌燥，双手颤抖，就像个小士兵一样直起身来，抓起另一件衣服，马上继续工作。
一天早晨，我真的睡着了，脑袋靠着搪瓷浴缸的边缘。冲我叫喊还不够，她最终用手背的巴掌把我打醒。她的手重重地落在我的右脸上。我瞪大了眼睛，身体因惊讶而痉挛，既哭不出来，又喊不出来。但最可怜是的这次我认为我的态度和她的举动是有必然联系的。同上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挨打不同，我觉得这次被打完全合理：我没有好好干活，所以她打了我。规矩的第三条也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要么干活，要么挨打。”
好了，她胜利了。从此以后，我不仅要提防那些突如其来的拳头，还要更快更好地服从。为了争取时间，我会找出不太脏的衣物，把它们直接放到桶里，然后快速地拿起另一件衣服刷洗。让她听到刷洗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我就会挨打。问题是早晨一醒来就要离开梦乡，这总让我感到痛苦。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思绪会游走，手头的活也就放慢了速度，拳头耳光也随之而来。扇耳光后来被演化成了用脚踢。这更方便，因为她不用弯腰了。脚踢很疼的，尤其是被踢在肋骨上，但至少我的头部能幸免于难。后来我就习惯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打我时我也不看她，而是继续洗手里的衣服。
有一天，她比平常更恼火，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扔到了走道上，我靠墙蜷缩着，用胳膊护住脑袋。拳打和脚踢波涛般涌来。我的身体被这脱缰的暴行打垮了。我的大脑呢？也失去意识，昏迷了。我们刚刚又步入了新阶段。还没等到十岁生日，我的身体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后来，她还会用我父亲的皮带。再后来用的是那会很时髦的器件，这个工具在所有的杂货铺或很多法国家庭都能找到：散鞭。剧情通常都是一样的，我洗衣服，她打我。我常常企图理解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让她变成这样。可我总是尽力做到最好。为什么会使得暴行升级？或许她觉得我冒犯了她。但我从来都一言不发。在她打我时，我捏紧拳头，紧皱双眉但不哭泣。我从不哭。无论如何，我不会在她面前哭。“竟然不觉得疼！”问题可能出在这儿。她可能想看我受不了而向她求饶。也可能是我无声的忍耐激怒了她。然而，她并不知道每晚睡觉前我会流多少泪。
我每天都会挨打，而要做的苦工也越来越多。现在，我需要清空碗橱，清洗里面的七十二件陶瓷餐具。之后，我还要擦拭家具。每周如此。工作期间吃不吃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东西擦亮。我还要用酒精把厨房里的餐柜擦亮，尤其不能忘记镀铬的柜脚，底面以及靠墙的地方。每周，我还要擦窗子。我觉得这是最烦人的。我要站在脚凳上，手拿报纸和清洁剂擦拭。她经过我身后，在我不注意时打我，我站在脚凳上，这个高度正好。
每个月我还要擦地板，那是一些黑白相间的乙烯基石棉方砖，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流行。我呢，要连续几个小时趴在地上，用钢丝球和羊皮擦拭。“擦亮些，不然有你好看！”然而，这种材质永远不会发亮。这一事实不足以使我避免惩罚：“你真是个废物！”一个周日的午后，我正蹲在地上擦洗这该死的地板，身后被重重地猛踢了一脚，这让我整个人飞到了走廊的另一边，头撞到了大门上。撞击太猛烈以至于让我暂时失去了意识。醒过来时，我感觉刚才像是有炸弹在我头骨中爆炸了。她像往常一样，双手叉腰站在我面前，嘴上挂着笑。她的虐待毫无克制、愈演愈烈。最后，她甚至在她的散鞭上安了图钉。从此以后，皮带抽打带来的灼热、图钉尖在大腿上划出的猫爪般的伤口如影随形。第一次，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晚上独自躺在床上哭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坚强了。几个月后，她一边打我一边抽我，在把抽坏了的鞭子扔进垃圾箱之前，她还不忘用鞭子的手柄打我。
十二岁时，我已经要给全家人做饭了。早饭，中饭和晚饭。鸡肉米饭，蔬菜炖肉，菜汤，蔬菜肉汤，奶酪脆皮烤菜。我逆来顺受，没有菜谱就靠留心观察或即兴创作。即兴创作确实高效。每一次尝试新菜的结果通常都是一顿痛打。但通过她在我耳边的指责，我也能获得一些小窍门，下次便能做得更好。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好厨师的。还没到青春期就已经成了家庭主妇。周末，我甚至会用父亲周五从中央市场带回来的下水做菜。脑浆、肠肚、肾脏都由我来清理。我甚至学会了如何去掉牛头中的骨头：先把头骨分成两半，注意不弄坏脑浆，之后去掉舌头和眼睛。眼睛也是我唯一讨厌的，我总觉得它们在盯着我看。
不幸的是，针对我炉灶后的身份，她的虐待也多了些新花招。开始时，她宣布我没有权利跟他们一同在餐桌上用餐。我要满足于靠剩饭过活。在他们品尝我做的菜肴时，我要在一旁侍奉，做家务以及其他活计。在他们吃完了饭之后，我要清理餐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吃饭。如果盘子里还有剩下的，我就吃。如果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能等着下一餐。有时我也会被邀请坐下了，而这其实是最糟糕的。“你的盘子呢？！”她冲我叫嚷，一口啐在我脸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该去冰箱里把所有过期的东西拿出来吃。在口中停留时间最久的要数黄油的馊味了。之后的连续几天，我吃什么东西似乎都带着一股馊黄油味。最难以下咽的是什么？那些因为她没有让我及时烹饪而变质的下水。通常情况下，我最后会在她愉悦的注视下吐个干净。而有时，她还会要求我再吃干净，这全看她心情。
从此以后，我无意识地服从，只想着如何避免挨打和惩罚。我成了个机器人，别人让我干什么都行。她便抓住时机羞辱我，开始策划新的戏码，而目的只有一个——贬低我。“喂，你给我们做扁豆，豆子里面塞上肉馅。”一天晚上，她这样对我说。给扁豆塞肉馅？好吧，我们看看。这没什么特别。我先试着把扁豆切成两半。不行……我于是决定先煮一下，但不能煮太久，不然在打开时会碎掉。还是不行……该死的扁豆！时间慢慢过去，我因为害怕不能完成任务而恐惧。一个小时过去了，汗水沿着我的太阳穴往下流，她决定把我从这变态的恶作剧中解放出来：“你简直蠢透了！你真是什么都能相信，我可怜的孩子！”小小的恭维过后就是反手一耳光，打在我的右脸上，原因是我“无缘无故地把扁豆弄坏了”。
这些羞辱带给我的伤害绝不逊于身体上的暴力伤害。事发之后我总会觉得屈辱。慢慢地，我开始接受“我确实很蠢”的观点。就连看着牛头时，也觉得它那双眼睛正在嘲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