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国民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拥有庞大的物质资产，成为国民党可以成功地在民主化时期继续掌握政治权力的主要秘密。
理论上，当经济逐渐自由化，国家控制的资源日渐减少、私人资本日渐壮大时，“党国资本主义”应该会逐渐瓦解。但在台湾，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自由化，不但没有吹垮旧时代的“党国资本主义”，反而让从旧时代以来一直掌权的国民党从政府手中接下大量新计划和新资产，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为最大赢家。这是台湾政治经济转型的最大吊诡。
当然，市场的建构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波兰尼（Karl Polanyi）就说，“自由市场的引进，绝不表示不需要控制、管制和介入，反而是更巨大地增加其范围”。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必然有分配性的后果，因为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可能会产生集中的利益和少数受益者，因此即便自由化也可能产生寻租政治；更遑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缺乏有效的管制架构，因此提供许多政商勾结的机会，例如，决策者可以刻意以低价把国家财产卖出给特定承接对象，或者制定的规定只利于某些他们偏好的对象。
国民党“党国资本主义”是世界上独特的体制，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下的国有体制。这概念最早是一群自由派经济学者在1992年的著作《解构党国资本主义》中所提出的，意指公营事业、准公营事业和党营事业在经济体中具有高度比例。
“党国资本主义”的成形，一开始是基于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日本遗留下的资产，这些资产是庞大的独占性生产事业。以此为基础，国民党建构了一套“党国资本主义”，包括公营事业、党营事业和半公营事业，如政府部门（“经济部”及交通银行）转投资公司、“经济部”所属财团法人及其转投资、退辅会直营的28个直营事业单位及43家转投资公司。“公营”事业本身也转投资事业59家。值得注意的是，这59家中，有党资本参与者约占三分之一。事实上，许多“公营事业”或政府部门的投资都是与党营事业合伙；或者反过来，绝大部分党营事业的投资伙伴都是“公营事业”，如主要的石化业公司、金融业，而这些在市场上几乎都处于独占或寡占地位。
经济学家估计，在1980年代末，“党国资本主义”（各种公营事业和由政府部门及“公营事业”所投资的事业、党营事业）所控制的GNP超过三成，且其主要产业特质是上游、资本密集、独占，因此掌握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战略高地。
党营事业的发展则可以回溯到1920年代的上海，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并没有积极发展。1970年代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投资公司”和“光华投资公司”，并运用这两个投资公司积极进入更多产业，尤其是刚开始发展的石化和金融业，因此影响力逐渐增大。在1980年代，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参与投资新兴电子业之外，党资本的新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和营建业，而这两者正是19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两大支柱。
到了1980年代末，党营事业已经占台湾GNP的6.2%，且根据《解构党国资本主义》一书，国民党财委会“可能已成为仅次于公营金融投资机构的最大控股集团”。1990年代初，国民党更成立七大控股公司；1993年，国民党成立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把党营事业的管理从财委会下独立出来，由李登辉的学生刘泰英担任主任委员。
国民党党营事业转型时期，也是台湾经济的转型时期，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包括推动公营事业私有化和既有垄断市场（如电信、电力、金融、航空等产业）的开放。经济自由化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推动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随着岛内政治情势面临巨大转变，利益团体越来越勇于争取要求政府释放出经济资源。如解严后不久的1987年9月，有十五位“立委”发表声明“打破垄断局面彻底消除特权”，声称对当时的三十八种属于特许的产业提出许可申请。
经济自由化理应是“国退”，而“国家”的手确实也部分撤出市场，但“国退”不代表“民进”，而是“党进”。对于经济自由化所开放出来的新资源，党营事业大举进攻，赚取更多利润。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民主化带来的政治竞争，政党选举需要更多钱；且这些公有事业若由政府所有换成政党所有，便不需要受到“国会”监督，让国民党可以更任意使用。
金融自由化是最典型的例子。原本国民党在银行、票券和证券金融业都是独占或寡占，金融市场开放后，党营事业却比任何一家民营企业都更积极扩张。此外，在移动电话业务的开放中，党营事业一样与民争利，投资五家竞标公司，最后中标四家执照。而1990年代中期金额庞大的BOT案，包括机场捷运、高速铁路和台北一〇一金融大楼，党营事业更是几乎无役不与，并且其所参与的联盟几乎都得标（除了高铁）。
其结果是，在1992年党营事业七大控股公司的税后盈余是26.1亿元，到1998年时税后盈余已达122亿元。投资事业更从1993年的121家，扩张到1998年的282家。总资产到1997年底已达1624亿。
在这个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党营事业本身转型并积极介入新开放出来的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也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商联盟。毕竟，即使原来垄断性产业开放，仍然是僧多粥少，只有少数企业可以拿到新开放出来的庞大利益，而政商实力往往是新的获胜者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因为党营事业有权力优势，私人资本家如果要进入新开发的市场，与国民党的事业结盟是最好策略。其结果是，一来这些私人资本家必须支持国民党，形成一种新的政商侍从主义，二来台湾出现一种新的“党国资本主义”。
学者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代的台湾经济体中有一个“主控计划体”，其主要成员为国民党党营事业集团、“中华开发银行”（国民党主导）、交通银行与“中国钢铁”（此两公司为公有），次要成员为远东纺织、台湾水泥、永丰余与东云企业，这八个企业集团彼此在人事上和组织上高度联结。而台湾各企业与“主控计划体”中主要成员具有联结关系的上市公司达205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数目的48%，若加上四个次要成员，则比例为52%。
《天下》杂志的数据则显示，在1998年的前125家大企业集团中，有64家与公营或党营事业有直接的股份关系（其中28家官股过半），另外19家，官股是前十大股东。换言之，前125大企业中，“党国资本”的影响力超过一半。
简而言之，台湾虽然在1990年代开启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但党营事业的转型以及“新党国资本主义”却让国民党对经济仍有高度的影响力，也迫使私人资本家必须与国民党维持良好关系。或者说，国民党因为掌握政治权力而得以建构“新党国资本主义体系”，而这又进一步成为巩固其政治权力的重要物质基础。
唯有到2000年，因为国民党失去政治权力，这个利益纠结的庞大体系才逐渐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