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最过分的是还有一种叫“贡云”的事。就是要人家在武夷山或者什么山上，拿个小瓷瓶，“叭”，在那个云上兜一下，感觉上是把水汽兜在瓶子里，然后用个小塞子塞起来。这样一瓶一瓶装船，运到京城，然后他再让宫女躲在御花园里，他来游园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感觉有云气飘出来，叫贡云。你说这得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野史上有这种记载，真的假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么有天分的艺术家不至于无聊到这种地步吧。但是也难说，他当了皇帝，没有人监督他这种个人行为。但是他的画是画得非常好，他的工笔不像后来的工笔一味地求细，小毛一根一根画得清清楚楚，宋徽宗不是，你看他的鸟，该有小毛细出来的地方它细得很，然后那个鸟有的时候身上的绒毛会被风吹乱，或者它在动。他画过一只小乌鸦在洗澡，在一个盆里面扑。这也是宫廷里面养的那种鸟，鸟要洗澡，一动的时候，身上那些毛有的地方湿了，有的地方蓬松了，他就用那种写意的办法，稍微皴一皴，感觉特别生动，他弄得非常好。所以宋徽宗的这种工笔里边完全有写意，那种神气，那种灵动都有。
后来到了明代的花鸟，很少有这种东西，因为他不是完全自由地画画，他画画要讨好别人，要讨好皇帝，讨好什么人，就为了证明他认真。宋徽宗不用这样干。而且他有些画，我觉得有可能人家画得比较好的，他写上了他的名字，占为己有。但宋徽宗个人的这种气量，还是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就算他想到了，懒得画，一定要指挥人家去画，最起码他要有这个格调。就像导演一样，他是主持这个工作的，要按照他的品位去弄，不是说他什么都不懂，人家画好了，他签个名。他的作品有相对统一的风格。美术史上有这么个说法，他可以不会画画，所有的人都来代笔。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几个名家画的画，看上去其实都不如宋徽宗的作品格局大，不如他格调高，那就证明还是他画得最好。
另一个叫写意花鸟。牧溪可能应该算最早的写意花鸟画家，他是宋末的人，从时间上算，在宋徽宗之后。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宋代差不多也快完了。牧溪和宋徽宗的地位就完全不能比。牧溪是一个庙里的杂役，就是连和尚都不如，挑挑水扫扫地的这种人，但他喜欢画画。后来因为中国人以地位论高低，所以可能对他的画不是特别重视。
所以我说过，我觉得不光是花鸟画，整个中国画，一个赵佶，一个牧溪，这两个人，中国画全部江山都在他们手里。一根经线，一根纬线，他们已经把这个房子的大框架造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添砖加瓦，砌个墙，开个窗户，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不少。宋徽宗是一个完全可以不顾社会的人，因为社会是他的，他不用讨好社会。后来他当了金人的俘虏，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的内心艺术追求可以完全释放出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从小受到这么好的教育，有这么深的艺术修养，有这么好的艺术天分，所以他能把这个东西弄到极致。后来的人即便有这么好的艺术天分，也未必有他这么好的社会条件。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词和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是社会阅历越深越老练，写得越好；诗词是阅历越浅，越不知道世界上的痛苦，越不知道各种事，他内心越天真、越单纯，越容易写好，那么宋徽宗就是这样。所以王国维说，诗词这件事情很多是藏于深宫妇人之手，就是说在深闺，在宫中的皇帝、王子，不太知道社会上的事情，但他写诗能写得很好，皇帝其实就是讲李煜，妇人讲的就是李清照。过去不光是性别问题，女人在旧社会就得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坐着，在楼上看看楼下的杨柳，看看院子里的花，就完了，一辈子差不多过掉了。她不太知道社会上好多事情，她内心很干净，这样反而能把诗写得很好，画画也是这样。
牧溪是另外一个典型，他画画完全是自己高兴，完全为了陶冶自己的内心。他又不是院体画家，不用讨好谁，那时候估计画也没人买，什么多少钱一尺，没有这个事。画家现在的收入已经远远大于从前。以前再好的画家，也就是他当时卖的时候能吃点大鱼大肉，喝点酒，买一个小房子住住，这就算很好了。突然卖不掉了，就开始受穷。像金农到晚年其实是很苦，画不能卖了，身体也不太好。不像现在，我开玩笑说，你只要不糟蹋，卖个三年画，吃一辈子是够的。
在牧溪之前，这种写意花鸟是很少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入画。那时候因为皇帝是画工笔的，大家都画工笔，写意没有人画。牧溪怎么会画成这样的画？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时间去好好画工笔的东西，那个很费时间；第二，他喜欢画，像画着玩一样，开玩笑一样，拿那种比较化水的、质量比较差的纸。工笔要拿绢、绫，很贵的，他就拿草纸什么的，什么纸他都可以用。就是随便这样涂一涂，逸笔草草的这种东西。
牧溪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他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是很深的。他仗着书法这些东西的底子，能这样子胡涂乱画，能把画画得这么传神。留下来也是很偶然的，留下来了，文献上居然没有记载。我坚信，青藤是看到过牧溪的画的，然后就产生了青藤的画。这种技法上的承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青藤由于政治上、生活上这些原因，活得非常窘困，不光没有钱，还跟老婆吵架，乱七八糟。这个人可能有一些精神病，没事拿什么大洋钉钉自己的太阳穴，还去杀老婆，好像怪七怪八的事都做过。但是这个人在文化上太有修养了。书法写得也非常好，文章写得也很好，好像中医也很好。他画的是花鸟，画写意花鸟。所以在宋朝末年，牧溪的写意画就画出来了，但没有人问，一直到青藤，接一下手，就是借着这种画，画出这样的画，很像的。
青藤在学牧溪，这个没有人发现，其实是我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有证据在，把两张画贴在一块，太清楚了，这个是牧溪画的，这个是后来青藤画的。青藤当然画了很多这样的作品，牧溪就只有一张。
牧溪所有的作品现在都在日本。那时候日本人到中国，很喜欢中国画。但是我想日本人那时候很穷，不是现在的日本人，那时候叫倭奴，一塌糊涂，漂洋过海跑到中国来，又不是国家派来的，也没什么钱，全是那种小和尚之类的，反正不怎么样的一些人。他们实际上是来中国学习的，但是他们没有钱，不可能把宫廷的绘画带走，他们带走的其实就是类似牧溪这样的画，真画得好，但是不值什么钱，又没什么地位。
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个人的文化修养比较深，自己发作起来又比较厉害。我开玩笑说，就像一个大学教授喝醉酒了，说话很放纵的时候，他会胡说八道出很多有内容的东西来，会很有意思，因为他的内心很丰富。一个文盲，内心没有多少积累，喝醉酒了最多骂两句粗话，没有了。青藤肯定是一个内心也很丰富的人，他突然找到这样一个表现形式，他开始什么都不管，放诞无忌的时候，就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一个人社会地位低，有时候反而聪明。毛泽东讲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在一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中国人自己判定哪张画好，哪张画不好的时候，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掺进来，说这个人有没有地位啊，这个人有没有名气啊，皇帝怎么说啊，等等，反而弄得没有眼光，不纯粹。而到了日本人那里，他不太知道这些事，也没有必要关心这些，反而会让他的判定更加直接和准确一些。
人不在利害中间，头脑就清醒一些。所以日本人当时看得比中国人清楚，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因为当时在中国，比如皇帝画的是工笔画，可能大家就认为画得越细越好，你画这么粗枝大叶的，人家觉得不好。但日本人不管，日本人觉得这个也好。牧溪的画到了日本以后，对日本的画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是青藤把牧溪开创的大写意的境界又传递了下去。
青藤以后又出现了八大，八大的那种鸟，其实笔法差不多，就是从牧溪的鸟过来的，但之前没有人这么画鸟，就是身子一团墨，头一团墨。明清两个最著名的写意花鸟画家，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一个青藤、一个八大，全部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吸收、继承了牧溪的传统，所以牧溪真的是开山之祖。话又说回来，一个赵佶、一个牧溪，两个人真是把中国画的半壁江山撑下来了，一个是写意画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工笔画的终极皇帝，到最后都没有人超过他们，这两个人太厉害了。假如没有这两个人，中国画是不可以想象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因为有了这两个人，中国画到最后完成到明清这种面目。
中国花鸟画远远不只是画了一朵花、两只鸟这种东西，它只是拿这个题材做一个借口，其实表达的完全是一个宇宙观，就是一个人对世界、对宇宙的一种理解。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作：“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片叶子就是一尊如来，在青藤和八大身上非常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像八大后来画的一些鸟，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从八大的鸟你能看出来，八大有那种愤怒、清高、孤傲，因为八大也是皇室后人，跟石涛、赵孟頫一样，所以他有对江山失去的那种愤怒。而牧溪身上没有这种东西，牧溪无所谓的，他有的是那种高远，对世界的宽容，牧溪非常厉害。牧溪的作品有那种古远，那种高妙。八大就是愤怒，开玩笑说，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水平很高的人愤怒起来肯定是有水平的嘛，表现内心的孤愤，表现得很强烈，笔墨里边有一股怒气。这个怒气也不低档，是很高级的一种表达，就是笔墨画得很有个性，很浑然，就像喝一口烈性酒那样。而你看牧溪的作品不只是在喝烈酒，牧溪的作品就像是在深山里边，突然听到高山流水那种声音，灵魂为之一振，非常高妙，是天籁之音。
赵佶的工笔花鸟能画得这么清高，这么灵透，是他借这种形在表达一种思想，表达一种境界。比如他画一只八哥在洗澡，这只他画出来的八哥，其实含量已经远远大于一只真的八哥，真的八哥也不过如此。但是他怎么能画得就是比一只真的八哥还要丰富、还要细腻？像西画里面，凡·高画一朵向日葵，实际这朵向日葵已经比一朵真的向日葵要复杂、丰富多了。这朵向日葵把他内心一种审美的感觉触动了，他就不停画下去，画到最后，比一朵真的向日葵都丰富，一朵真的向日葵没有多少东西。你去看宋人的花鸟，经常会有这种体会。赵佶画过一只鹦鹉，比真的鹦鹉好看多了，里面的内涵要比真鹦鹉多很多，有一种富贵气，一种很好看又富丽堂皇、很孤傲、很清高的气质。你去看一只真的鹦鹉，真的鹦鹉好像有点偷工减料，被他画出来的鹦鹉好像才是真正的鹦鹉，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
中国在画花鸟的时候，西方人的花鸟还只是一个皮相，画得像标本一样。你看那个时代的西画，一点神气都没有，中国画的这种神气是西方人远远做不到的。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诗情画意”，我要的画不是像标本一样，我要你有意境在里面。中国人那时候的诗歌也是这种要求。而到明代工笔花鸟就差一些，明以后的成就主要是在写意上。宋以后的院体工笔就有点一蹶不振，只能沦为空写皮相的东西，灵魂的东西没太出来。所以我觉得，讲到中国的花鸟，到了明以后，就只能谈写意了。后来又有个石涛，石涛差不多是一半山水，一半花鸟，花鸟和山水都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他的山水成就可能远远超过他的花鸟。到了扬州八怪，讲起来他们在学石涛，其实他们一大半还是在学青藤，因为扬州八怪还是画花鸟的多。扬州八怪的花鸟，可能比青藤要差一些，只是比青藤在表面上好看一些。
但是扬州八怪有一个代表是金农。日本人出过一套画集叫《中国文人画》，他是这么编的，一个时期选一个人，扬州八怪这个时期他就选了一个金农。这本画册就叫《金农》，然后跟金农前前后后有些关系的画家，都收几张在里面，主要介绍金农，这是一种编法。《金农》之后下一本就叫《齐白石》，我觉得这种编辑思想比较有意思，他把海派全部归在齐白石这儿。不是说海派在学齐白石，海派比齐白石早，而是他觉得这么一段历史时期是以齐白石为代表，海派只是给齐白石的出现做了一个铺垫。我同意这种编辑思想，金农下来花鸟画最狠的当然就是齐白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