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性质是什么？要向什么方向发展，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前些年，特别是所谓“文化热”以来，却被搞得模糊起来。虽然有些人也打着继承“五四”传统的旗号，而他们所鼓吹的，则是同“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根本对立的东西，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究竟从“五四”继承什么？在这方面，历史是无法回避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因为正是这篇光辉著作，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以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的光芒，照耀着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和方向。今天我们重读《新民主主义论》，仍然能够感受到那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说服力，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必胜的磅礴的气势。而五四运动正是他所科学论述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毛泽东同志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他指出：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为了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现状，150多年以来，曾经有多少志士仁人奋起反抗、起义、改革，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以至辛亥革命。我们的先辈们，都曾向西方，甚至日本学习，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终于世界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它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连孙中山先生也转而“以俄为师”，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9]这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10]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评价，难道不早已被中国革命和历史的发展所充分证明了么？如果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能有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吗？即使从“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来看，那占主流地位的，难道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而是资产阶级文化？
历史的实践证明，在“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则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中国，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这样概括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的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尽管如此，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还只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因而，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是起着领导作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所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也只是起着指导作用。
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概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第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
第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但是，毛泽东同志也特别强调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11]
自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统治下，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斗争，也正像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一样，经历着无数的艰难曲折，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而并不像有“金元和指挥刀”庇护下“特种学者”那样，可以任意谈他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和主义”，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和“纯粹个人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先驱者，被誉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不就为了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壮烈牺牲在封建军阀的屠刀之下了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曾被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即1927至1937年的“左翼十年”。这十年，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五四”以来那支有着“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的文化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的时期，同时，这又是两种反革命“围剿”和两种革命深入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时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在文化“围剿”中，被杀戮的，就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白莽、胡也频、冯铿）。鲁迅围绕着这次烈士死难事件，曾写下过六篇充满悲愤控诉的纪念文章：《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充满豪迈气概地写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还具体说明了这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启蒙”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中国劳苦大众，“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而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的确，这种启蒙的“战叫”，是和资产阶级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相对立，因为它是要“启蒙”人民和民族首先争得解放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然而，是谁“阻碍”了“天赋权利”的传播，是左翼文化战线吗？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处于被“围剿”、力量还不大的“左翼文化”，怎么成为资产阶级个体主义宣传者的阻力呢？而且所谓“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五四”前后是那样时髦，为什么在“救亡”的战叫中，就销声匿迹了呢？还是那句老话，这是因为这种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在中国现实斗争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12]从文化上讲，那主潮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它继承了“五四”的“启蒙”，而又发展了“五四”的“启蒙”。毛泽东同志热情赞扬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又是在30年代国民党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是的，一切新生的事物，总是难免有缺点的，何况还是在白色恐怖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新文化。无论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还是“左翼十年”的救亡的“战叫”，都有它们时代的历史的局限，但它们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的主导方向，却无疑是正确的，历史已记下了它们的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正是对从“五四”到左翼这20年革命文化发展的科学的系统的总结，而这科学的、系统的总结，又指引着革命新文化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的不朽的历史功勋是不能抹杀的。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文化也一定要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怎么能离开以往的革命文化基地呢！前面所引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不正是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新发展么？
三
五四运动的伟大作用，“五四”以后革命文化的发展，本来已为胜利的实践和历史的必然所充分证明。不料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后，在历史评价上却出现了所谓“双重变奏”。有的人要求要“在今天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的自我意识”，以便“能使‘五四’的交响乐章重新奏起，重新开展为全新的雄伟乐曲”。在他看来，妨碍这“全新”的，不只是“毛的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统治了中国现代文艺实践和理论三四十年”，而且包括“五四”以来的革命。“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中国革命的道路既然是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一切就得服从于它，并为此服从而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倒是，传统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构架使广大知识群安然地接受了和付出了这一代价。”是什么被“牺牲”了？为什么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的“前进”会“付出代价”？把话说清楚一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文化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是历史的谬误，而中国文化“知识群”走了“安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也是付出了自我意识的牺牲的代价。
如果在这“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表面还遮盖着一层“用牺牲换取前进”的外衣，那么，在“新启蒙”论者那里，则连这层外衣也剥去了。在他们的“新思维”里，“五四”以来，中国进步的文化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国人民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自己的路，是走错了。他们说：“另一些启蒙者（指共产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脱下皮鞋，穿上草鞋，走向农村，走向山头，去变革农村的土地关系，变革农村财富的占有与分配状况，领导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村大变动，但是，结果，他们倒成了小农文明的代言人，成了国民性改造的顽强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