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以前中国历史舞台上还没有皇帝，只有“王”和“天子”。“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或“召集人”，他的权威是相当有限的。夏朝号称万国，商朝的诸侯也号称上千，周朝的属国最少，但也说有八百之多，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诸侯属国，近一点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鞭长莫及由它去了。
春秋战国是被孔丘先生喻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事实上，只不过是统治者由于多种原因未能集权，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处于松散性管理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感觉天下最牛气的不是五霸七雄，而是那些身怀文武才艺的士人，这时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些身怀绝学之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摊开地图，找下一个落脚点。他们奔走于各个诸侯之间，谁给的金钱多、爵位高、权力重，他就留下来给谁打工。合则欣然留下，不合则拍拍屁股走人，双向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君臣之间都是客客气气，平等合作。而且大多数时候反倒是处于臣子地位的士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让诸侯王下不了台。
到了战国后期，那个跺一跺脚都会让脚下的大地跟着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太过小儿科。于是，才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疯狂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居然还真就以为天下二分有其一，幸亏“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件事才算不了了之。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甚至将一群六国的后宫嫔妃都掳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难以拴住自己内心深处那头叫做欲望的怪兽，他无论如何不肯再做王了，他牛气冲天地吩咐手下的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在故纸堆里捣鼓了几天，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了个“帝”字，合成了一个“皇帝”。接着又对“皇帝”两字作了一大堆的考据的讲究：“皇帝”自称“朕”，朕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里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王朝作为法家思想的忠诚实践者，在国家权力结构上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论的律法，将法家鼓吹的那一套运用到了极致。但是让秦人自己最后都大跌眼镜的是，一个以武力称霸天下，以严刑峻法震慑四方，以强大的暴力体系横行天下的帝国，也就短短的十五年便风流散尽，末日降临。刨根溯源，还是因为秦朝的权力集团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中没办法解决的矛盾所造成的。
法家思想曾经随着秦帝国的强大而风生水起，让天下儒生恨得牙痒痒。当时的法家，与其说它是权力集团手中的一柄利器，倒不如承认它早已为秦国君臣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洗脑。
法家思想的产生有其无法抹去的现实意义，它的历史源头是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而那样一个时期，官家权力强调的就是集中；在秦王朝的统治者们纵横天下的时候，它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战时体制的基础上。这种战备状态，要求的是集中一切优势项目为战争服务，为权力的扩张服务。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就是从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以实现手中权力的最大化。此一时彼一时，当战争的硝烟散尽，留在人们心底的伤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这就像是两大武林高手在生死存亡时刻比拼内力，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虚脱。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时时刻刻站岗放哨，保持荷枪实弹的硬汉形象。
没有人会否认秦始皇是一代雄主，与他的勇气相比，他更缺乏政治手段和治国经验。当天下统一的号角吹响多时，他老先生还执迷于战争的快感中无法自拔。他坐镇咸阳，环顾四海，伸出两个拳头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打去，对他来说人的思想是虚无而苍白的，只有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铁血王道。《史记》中记载，南方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这还没有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都不低于三十万人。不安分的秦王嬴政，拿出了天下总动员的架势。这完全符合法家理论的宗旨，只要活着就要往死里折腾。法家理论只具备集权和战时两大特点，可以说是非常态下的非常之举。战争年代，它是刺向对方的利刃；统一年代，它同样还是利刃，不过刀锋直接指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由此可见，秦王朝是成于法家，败于法家。法家虽然使得乱世趋于统一，但是它所推崇的那一套“以暴抗暴”的理念让权力没有一丝温情的遮羞布。它终于还是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隐藏在中国封建政治权力游戏后面的那个罪魁元凶。
秦国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法家信奉的那一套也随之失去了市场，儒家的羽扇纶巾开始粉墨登场。
儒家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热爱，这从他们学习的课程中就可见端倪。儒家学堂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它剔除了习武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当代史的教育课程。意思就是说，天下士子要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
孔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动静造得不可谓不大。他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学说，有人提出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只是形式上的皮，跑官才是其实质上的血肉。但让儒生们大为失望的是孔子奋斗终生也玩不过一个权力场上的三流角色，各国君主给出的评价是，有水平，但不是当官的那块料。这种评价显然是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如果自己的祖师在这个艰难的世道，求取功名都是这样难，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时代成为权力场上的精英分子，却不小心成为开启中华文化的大儒，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选择，还是时代开的一个玩笑。我们说过，法家是为战争而生，是一头嗜血的头狼；而儒家却与战争格格不入，见血就会绕道而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学会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世人所遗忘。
历史是懂幽默的，它总是爱跟那些较真的人开玩笑，说一些轻松的段子。让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最后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人，却是那个流氓成性的草根皇帝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草根不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是渗透进骨子里的，史料记载：亭长出生，“好酒及色”。就是这么一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酒色之徒，他根本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可这种人有他自己的优势，他来自平民，懂得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善于听取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见，善于把握政治风向。拥护谁，反对谁，他拿捏得比谁都准。官场中人讲究一个根基，根基牢固，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根基不牢，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说，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当权者的出身论其实就是权力的“打底定律”。底打得牢，权力之树就长得挺拔，不然也就成了歪脖子树。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完全得益于在他的底打得扎实，够厚黑。
其实刘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劣迹斑斑，而又性情勃发。有人将中国帝王逐一归类，认为刘邦属于帝王序列中的小人。一个人年青的时候经常去别人家里蹭吃筵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也不上礼钱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县令摆席，刘邦居然也去混吃混喝。主人待客的规矩是：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堂上当然是贵宾席了，刘邦没有钱还要坐贵宾席，拿张名帖往礼台上一扔，嘴里喊道：“礼金一万上账。”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坐到堂上。凑巧席间有位贵宾姓吕，是县令的朋友。这吕公倒是个人物，不仅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刘邦，反觉得这家伙器宇不凡，竟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这就是日后的吕后。
不论是刘邦还是项羽，谁都想做天下第一，于是才引出了“楚汉之争”。要按实力，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战争就是这么奇怪，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赢，还得有计谋，会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这一点项羽不会做，也做不出来；但刘邦无所顾忌，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刘邦在得了天下后，完全否定秦朝推崇的法家那一套。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开始逐步渗透权力场，在这里儒家最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权力易主后，他应该算是一名跟了两朝主子的贰臣。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秦二世召集博士们咨询将如何处理，平日里侃侃而谈的博士们慌作一团。大多数人说的话如出一辙，都是陈胜造反，将会酿成大患，必须发兵征讨。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让秦二世胡亥听得难受。只有叔孙通站出来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搞定。让这些博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本来哥几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却换来皇帝的愤怒。咨询的结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时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事后，有人责备叔孙通有那么一点“谀”，叔孙通却擦着汗回答说，我也是刚刚脱离虎口，你们就不要这么损我了。叔孙通连夜逃离咸阳城，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叔孙通划为没有风骨气节之人。在那样一个活着才是硬道理的乱世中，趋利避害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反应。而这时候的知识分子也有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力，不存在和某个权力集团签订生死契约。也就是说，叔孙通最后投奔刘邦，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刚一开始，刘邦对叔孙通这帮儒生还是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要知道刘邦是一个将草根精神进行到底的人，没有高学历，生活也不小资，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对于刘邦的这种心理，叔孙通还是能看出来的。一个人如果连老板的喜怒哀乐都解读不了，那他在官场上是没有前途的。既然刘邦不喜欢这身奇装异服，那就好好在形象上捯饬一下。于是叔孙通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主动站出来迎合自己。叔孙通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刘邦的高度赏识，看来儒生们的头脑也不全是花岗岩的。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帮人之所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跟着叔孙通投奔刘邦，也是看中了叔孙通的勇气和胆识。至少在那一百多位儒生敢死队员们看来，跟着叔孙通是有前途的。
但现实很快让他们奔腾的热血冷却了下来，叔孙通并没有带他们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这家伙一次又一次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有案底的黑社会分子（盗匪），儒家弟子一个也没有举荐。儒生们怀疑叔孙通是不是吃错药了，怀疑他还是不是儒家士子的一份子。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我要先举荐那些上了前线敢玩命的主。等到天下一统，才能轮到你们上场。你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会推荐你们的。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一种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在战争中多次立功，刘邦非常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早已统一天下。在他看来，那些官场礼节过于繁琐，不符合他低级趣味的风格。他要求能省则省，一切从简。结果大汉帝国的朝堂成了闹哄哄的菜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叔孙通拿出了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运用。刘邦建立的新王朝，基本是流氓政权取代了贵族政权，那些出身草野的流民哪里懂得什么礼仪和规矩，出入朝堂跟出入梁山聚义厅也差不多，奉行的也只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一套。群臣在朝堂之上开怀饮酒，高声喧哗，手痒难耐的武将们情急之下还会拔剑击柱。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场面，刘邦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了。
叔孙通知道刘邦愈来愈讨厌此类事，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就不失时机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些儒生很难为您攻城拔寨，可是能够帮您保守成果。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仪礼。打天下我们读书人不行，而治天下你们这些没文化的武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的弟子。
刘邦担心的是，这些读书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又会像过去那样烦琐难行。为了打消刘邦心中的顾虑，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
叔孙通是个异常清醒之人，他对于权力体系建设有着一套更为实用的理论。他来自秦朝，对于秦王朝的败亡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刘邦将制定朝仪的任务就交给了叔孙通，刘邦只定了一个调子：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意思就是说，你定的这个朝仪，不能过于繁琐，要易学易掌握。
等到叔孙通的朝仪制定好了之后，先是召集了鲁地几十个读书人，连同孙叔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牵绳索、树茅草，将新近制定的礼法练习了一个多月。直到孙叔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上报汉高祖刘邦。刘邦在检阅过后，觉得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繁文缛节给足了皇家面子，很能体现皇家的威严，臣子的恭顺。他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吾能为之。这一套，我可以做得来。
对于叔孙通而言，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为了给叔孙通捧场，刘邦命令群臣都要学习这个新朝仪。只有学习了新朝仪，才有资格到朝堂之上来和我这个皇帝见面，不然继续回头学，直到学会为止。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阴历十月，在原来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长乐宫建成，之后为朝廷所在。当年，诸侯和大臣们进行了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天亮之前，谒者主持典礼，指导所有人员按次序进入殿内，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官员，佩带兵器，竖立旗帜，然后传令“快步走”。殿下郎中夹阶而站，每阶上都有数百人。叔孙通制定的这套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长乐宫正式实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套朝仪制度让那些平日里不拘小节、咋咋呼呼的文武大臣们收敛了许多，一个个按尊卑秩序喝酒说话，向刘邦行跪拜之礼，没有敢失礼者。功臣列侯、众将军和军官按次序排列在西，面向东；文官从丞相以下排列在东，面向西。大行设置九个傧相，从上向下传令。这时皇帝乘坐辇车出房，众官员举着旗帜传呼警戒，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按次序朝拜皇帝。这些官员没有不震恐肃敬的。等到典礼完毕，又举行正式宴会。凡陪坐殿上的官员都俯伏着，低垂着头，按官位高低次序起立给皇上敬酒祝酒。酒过三巡，掌管宾客的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御史严格执行纪律，把个别不遵照仪式的带走治罪。在整个朝会过程中和宴会上，没有人敢大笑大叫对皇上失礼的。
不试不知道，朝仪真奇妙。刘邦龙颜大悦道：“老子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喜不自禁。
把皇帝伺候高兴了，大家也就有好日子过了。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并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的弟子也都纷纷被赐官。他们非常高兴地说：“叔孙老师真是圣人啊，知道皇帝最重视的事情。”后来，孙叔通在刘邦的授权下，又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当时需要的礼仪制度，并用它们来整理朝纲，一时之间，朝廷上下，秩序井然。而后世的礼仪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得以定型并延续变化下来的。
通过制定汉代礼制，叔孙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儒家最终被奉为正统思想铺平了道路。
叔孙通又乘机进言：诸儒生跟我这么久了，朝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也给他们封官。可见叔孙通虽然是十足的儒生却并不迂腐，懂得做人做事的进退。于是高祖刘邦将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刘邦的做法不仅使人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草根皇帝朱元璋，朱元璋认为：“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则天下治矣。”也就是说，订立了礼仪，人们身份等级之间的差别和他们的名分就都确定了，这样国家不长治久安也难。
懂得见风使舵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骨子里的儒家信念和自己对于权力的热衷。孙叔通是见缝插针，趁机将儒家的礼制等级思想渗透在礼仪培训里，在大臣们三跪九叩的同时，汉帝的威严，等级的体制，悄悄树立起来，而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正名，也随之树立起来。叔孙通是个务实之人，也很低调。通过制定朝仪规范了权力秩序，得到了刘邦的高度信任。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为后来的儒生集团在权力结构中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空间。叔孙通一炮打响之后，儒生们的胆子也就更大了。他们发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努力寻找的权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们这些儒家后生们靠近，他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这个发现，让儒生们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做学问，陆贾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代表。
陆贾和汉高祖刘邦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们都知道刘邦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市井之徒，读书不是他的爱好。陆贾有事没事喜欢在汉高祖面前念叨《诗》、《书》，听得刘邦的耳朵都生出茧子了，有一天刘邦实在听得烦不胜烦，就指着陆生的鼻子吼道：“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并没有回避刘邦提出的质疑，他也用同样的语气回复了一句：“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就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当年用武力夺取天下，却以文治守护天下。文武兼济，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过去吴王夫差、智伯就是因为武力太盛而亡国；秦王朝也是如此。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又怎么能得到今天的江山社稷？”这句话显然是在教育刘邦，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样就会犯秦国当年犯下的错误，离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
刘邦还算是一个好学生，教育之下面有惭色道：“希望你能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历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少走弯路，避免大汉王朝重蹈覆辙。
陆贾简单地向刘邦提供了一些治国方略，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为一篇。刘邦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称赞陆贾讲得好。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了权力舞台的中央地带。这时候在国家权力系统内部儒家已经渐渐占据了上风，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之下，已经成为权力集团推崇的一门显学。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代雄主身边环绕的都是孔老夫子的衣钵传人。意气风发的汉武帝将独尊儒术的方针与正式权力相互嵌接，以此规划着自己的权力蓝图。
叔孙通帮助刘邦解决了朝仪问题，使草根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将秦国奉行的那一套战时体制全盘否决，打通了皇家权力的通道，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体系；贾谊将德政、教化渗透进正式权力系统，极大地缓和了权力集团和民间的矛盾；董仲舒倡导儒家士风，对规范官僚集团的权力行为起到了很好的辐射作用。
当一切都走向正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叔孙通当初的良苦用心，真可谓善莫大焉。作为皇帝，想要他的子民和子孙们就如一个个工具，每天机械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整个帝国也如一台机器一样不出意外地运转，以赢得家天下的万世相传。
儒家后生们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官家意图的具体执行者。礼成了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儒家的思想和观念也由此深入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组织，成为人人遵奉的信条。
孔老夫子的弟子们也慢慢按照他们自身的愿望在改造现实，改变着中国历史的格局。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皇帝的地位日见其隆，而臣子的地位日见其卑。历代帝王嘴上说着扬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为了与臣子们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于重重的迷雾之中，不让人轻易识破。大多数臣子也很配合君王的行动，大家一窝蜂“捧臭脚”地起哄“尊王”。在庶民的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竟然喊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时候，大家也就再不敢随便说话了，专制制度下催生出的帝王之尊就此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