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以“马”姓为主的村庄。
“马”姓家族分为两派，以小村南北向的主街道为分界，街东的“马”姓家族多半散居在其他姓氏之中，且赤贫。
村西的“马”姓家族分为三院，覆盖了村子的西半部，拥有全村90%上好的农耕地。
这种分明的界限随着“阶级成分”的严格划分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份和资产的变化不是最主要的，只要的是“媳妇儿”的变化。
十里八村的姑娘都嫁到了村东，一时间村西的光棍儿成群，经常到我家串门的有三个。
我的母亲不擅长庄稼地的活儿，她最擅长做针线活儿，用母亲的话说她晚上从炕头做起，给舅舅们补棉裤，补到另一头的时候能听到鸡叫。母亲也擅长织布，织到后半夜，父亲一再警告不管用就会把煤油灯打翻，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母亲熬夜。
所以，母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有倾听的条件，她能一边干活儿一边听人唠嗑儿。
父亲和母亲最惋惜的是叔叔马光，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祖上富裕，爷爷当过国民党将领，务农后因为被看青的说偷了一撮花生而跳井死了。发丧的时候没人讨论他是否偷过花生，而是唏嘘他因为一撮花生就死了不值当。
马光叔叔人长得俊朗，就是说不上媳妇儿，一天耽误一天。当他的头发都熬凸了的时候，政策有了好转，他在镇里跟别人合资开起了第一个批发店，成了经理，是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
50多岁的人终于说上了媳妇儿，这个婶婶已经有了孙子，嫁给马光叔叔是为了养老。可是过了十几年之后，马光叔叔得了半身不遂，因为嫌家产落到侄子手里，老太太席卷家资跑了。马光叔叔晚年很凄惨，尽管有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照顾，但是身上酸臭、邋里邋遢，临死前他流着口水颤颤悠悠、痛心疾首地跟我妈说：“大嫂子，我想找个媳妇儿！”
妈说马光叔叔不是病死的，是想媳妇儿想死的。
另一个光棍儿马平叔叔正好相反，他其貌不扬，属于老实厚道、能吃能干型的，他是独子，父母挨批斗去世了，他独居一院，除了下地干活不怎么与人说话。直到我结婚的时候，才知道老实巴交的他和同村的六婶结婚了，50岁的他们居然传出了一段婚姻佳话。六婶嫁给他不久就瘫痪在床，马平叔叔一点儿不嫌弃，端屎端尿地伺候了五年，直到六婶去世。
我妈在家门口的石头上跟他闲聊，问他为啥对媳妇儿那么好，马平叔叔眼圈红了：“老嫂子，不瞒你，俺这辈子活这么大也没被女人叫过‘平’，她虽然嫁给俺俩月就得了半身不遂，但就冲她这么叫，俺这辈子没白活！”
妈说马平叔叔对媳妇儿好不是天生的，是这些年想媳妇儿煎熬的。
还有一个常来我家的光棍儿马成，他是车把式，赶着大车在村道上甩着红鞭子，很威风。马成叔叔身大力不亏，壮得像铁塔一样。按理说这样有“手艺”的壮汉是不愁娶不上媳妇儿的，可是偏偏他下面有四个小弟弟，在那年月简直吃人，他爹妈身体不好，一家人全依赖他。
我父母很同情他，眼看着他和村西的光棍们儿混得皱纹多了，有了白头发了，就想办法替他张罗。他呢，好像不着急，只是经常往我家“藏”东西，有时候是一小袋花生，有时候是一小袋栗子，还有一次是几个红红的大柿子。
这东西本不值钱，所以在我小小的心里不算是金贵物。只是他拿来的柿子又大又软，很诱人，他总习惯把拿来的好吃的藏进我家的麦缸。刚够得着粮食缸口的我刚想打开袋子吃一个，被父亲打了一下手，父亲说：“你马成叔叔拿来的东西不能动，是送人的！”
后来听父母谈话的只言片语，原来马成叔叔总是趁着赶集的机会去给郭各庄我们村马长敬的大姑送好吃的。
无儿无女的马成叔叔死后是他的侄子发送的，送葬的人群里，父亲指着远处长满白发的大姑对母亲说：“大丫头也来了，可怜他俩好了一辈子！”
大丫头的男人是在一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扫雪从房上掉下来摔死的，留下了一个2岁的儿子。
妈说马成叔叔死得不悲，她敢保证一辈子没嫁给他的“大丫头”会带着她的儿子定时给他烧纸钱。
慢慢长大的我逐渐明白，小时候看小人书上写着“打倒***”，我就跑去非要让并不认识***的父亲站在白纸黑字的一边高声跟我明确***是个大坏蛋！父亲不作声，我就觉得父亲分不清好坏人，而分不清好坏人在我看来很严重，这代表着拥有高小学历的父亲连电影都看不懂，我对是否看懂电影的标准很明确：能否明确地区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就像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好吃懒做靠剥削为乐的“王寿昌”一样，也并不是所有的光棍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瘪三儿，或者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令的果树，在该结果的时候正在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