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勺录》小引
人生多烦忧。
何以解忧？曹操说“唯有杜康”，我则认为唯有好书。酒只能让人暂忘烦忧，难得糊涂一下，酒醒了，烦忧依然，还加上头痛如裂。书则越读越理性清明，读则入静，静则生悟，生出渐悟，顿悟，彻悟。有阅读习惯的人，无须求助于心理医生，他的心理医生排列在书架上，毕恭毕敬地等候他的垂询，而且全是世界一流，一个比一个强。
读书足以改变人生。最有力的例子是高尔基：一个生活在小偷、流氓、醉鬼、骗子群中的小孩，一个势将沦入深渊万劫不复的小孩，就靠读书，把自己从地狱般的生活底层，超拔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庸俗小市民习气的铁面审判官。他终生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感恩心情。称书籍是向上的阶梯、力量的源泉。旁人会觉得比喻过当，在他却是出于深切的人生体会，否则写不出“书籍使我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所传染的人”这样重如千钧的话。
当今之世，电视威力大大超过书籍。有人对此忧虑；有人认为同为传播知识，不过手段不同而已，无须大惊小怪。其实大大不然！首先，唯知识论就是错的。知识不等于见识，更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创造力。人的素质高下，取决于智慧与创造力，知识只是它的起步或基础。电视是一种时间性传媒，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面对五光十色的活动画面，只能是被动受众，只能得到一些浅层次的印象，正如普希金的诗句：“印象太多，来不及思考。”而读书是一个速度自由的精神咀嚼现象，你要把一个个抽象的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联系起来，不知不觉地神游其中，参与书中世界的运转，得到的远不仅是各种具体知识，而是对理性的训练和灵魂（人格）的塑造。电视提供的是一个规定的封闭世界，文字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世界。我有一位年轻朋友，原先弄文学，后又从事影视多年，最近在一封信里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真正的文学是渗透在文字里的，而这些文字里有着无限的表现力，包含着巨大的、多维的画面空间，在这些文字的面前，任何影像所表现的画面都显得苍白无力！”在电视上讲知识的专家，他们的知识和见解都是从书上得来的。有读书习惯的少年，比起只看电视的少年，可能某些信息会少一些，但智力和思考能力肯定会占优势。从长远看，这个差异会愈加明显地表露出来。每见一些小孩坐在书店楼梯上专注阅读，便觉得是人间最美的图画。
读书还有个自给自足的优点。打麻将须凑足四家，下棋也得两人。唯有读书，手执一卷，蜗居即变乐园，虽南面王不换也。
我自小从阅读中找乐子，向老更认同郑子尹的“老非对卷不成欢”。退休后，尤识得陶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真趣。斗室多年挂着吴宓的对句：“造人时势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求萧娴老人写的。下联最得我心，上联只是配对，于我无干涉。杨绛文章说钱钟书四九年拒绝去台湾，理由是那里没有书读。我很相信这是事实。对钱先生这样读书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人，那时的台湾，确无可供他那超巨量阅读胃口的条件，他会一天也过不快活。
近日有编者索稿，先辞以无可奉献。后转念一想，日常读书，常遇一些有趣章节，与其独享其乐，何如折取一枝片叶，公诸同好。如能博忙于事业、无暇闲览的朋友偶然一瞥，破颜一笑，也算给滚滚红尘添注一刹那的绿色。
书海浩瀚无边，真真超过太平洋。人可以无数次渡过太平洋，却不能读尽世间图书的千万分之一。即便钱钟书先生那样的读书天才，也只能是“弱水三千，我自取一瓢饮”，我辈所沾更只点滴乃至飞沫而已。据此意，自称《一勺录》，已属吹嘘自大了。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
凤凰变钦
地球上植物千门万类，动物也千门万类；人仅单独一类，却比植物动物更复杂。人之复杂，在于心理复杂。常言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双胞胎也会同床异梦。从理论上讲，贪官与奸臣应分属两类，实际上很难划清界限：很难想象，有一个官儿既忠于职守又贪赃枉法。当然，判别忠奸也没有统一的标尺。老百姓看秦桧是大奸臣，宋高宗却看他是首席大忠臣。老百姓看岳飞是尽忠报国，宋高宗却看他是头号绊脚石。在民言民，我们只能用老百姓的标尺。
历朝历代都有贪官，就像木壁夹缝里的臭虫，永难灭绝。臭虫有大中小，贪官也有大中小。如果编一个“贪官排行榜”，明朝嘉靖皇帝的权相严嵩，绝对稳踞前三名，属于科幻片里那种恶性变异的巨型大臭虫。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严嵩后来失势被抄家，没收财产中，“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收藏法书名画最多”，沈德符感叹说，这样笨重的棋子，既不实用，也无收藏价值，真是多余的东西。其实这是谄媚者投其所好，相竞献媚，并不在乎实用不实用。唐朝元载家抄出胡椒八百斛，宋朝蔡京家抄出蜂蜜三十七秤（十斤），王黼家抄出黄雀鲊三屋子，童贯家抄出理中顺气丸千余斤，贾似道家抄出糖粉几百坛，都是八辈子吃不完的准废物，然则重要财货之多就可想而知。现在许多贪官落马后，也同样说不清到底贪了多少钱、家里有多少箱茅台酒。
严嵩受嘉靖皇帝的宠幸非比寻常，儿子严世蕃官至太理寺卿，比老子更加心黑手辣，肆无忌惮。父子联手双打，顺昌逆亡，弄得朝野共愤，许多正直大臣犯险上疏，想扳倒严氏父子，无奈皇帝恩宠正隆，反而自招大祸。其中有一位沈鍊，劾奏边防武官争相贿赂严嵩父子，龙颜大怒，打了他几十大板，贬到保安州拘押。这不算完，严嵩亲信杨顺又举报白莲教妖人阎浩是沈鍊的学生，听他指挥，严嵩父子借这个罪名把沈鍊杀了，儿子沈襄充军戍边。杨顺因功受赏，儿子当上锦衣千户，杨顺还不满意，说“严公赏赐这样少，莫非还没解气？”又把沈鍊另外两个儿子沈袞、沈褒抓来杖责至死。严家凶焰，到了这般地步。
大臣们的劾严之声虽不能当时奏效，时间长了，也无形中渐渐稀释了皇帝对严嵩父子的宠爱。有一个叫邹应龙的谏官看准时机，递上了一个劾奏严世蕃“私通敌国”的本章，其实是查无实际，但皇帝顺水推舟，就把严世蕃革职发配，继之斩首。严嵩被逐回乡，栖身于祖坟侧的草棚中，贫病而死。那几百副金玉棋子以及亿万家财，当然一齐贡献宫中。只要时机成熟，有惊无险，历代皇帝都是很乐意扳倒权臣、抄家充“宫”的，例如魏忠贤、鳌拜、和珅等等。采用这种政治狙击，皇帝“一箭双雕”，且与群臣“互利双赢”，是英明的决策。
嘉靖三十九年，蓟辽总督王忬因在边境战事中失职获罪下狱，他的儿子世贞和世懋曾到严府长跪涕泣，请求减轻发落。严嵩采取敷衍态度，王忬终于被处死。世贞兄弟认为这是严嵩父子报复过去的私怨，恨入骨髓，又无可奈何。严嵩父子败落后，王世贞写了几首寓言诗骂严嵩，发泄怨气。有一首叫《钦行》。钦是《山海经》里一种传说中的凶禽，原是一个神，被天帝杀戮后化为大鹗。钦出现，人间就要遭受兵灾。诗里说：飞来一只五色鸟，自称是凤凰，千年不一见，见则国运昌盛，于是人们按照关于凤凰的传说，奉之于梧竹，饷之以醴泉。不料总听不见它鸣叫，总见不着它露面。谁知它竟躲在东门阴暗角落吃腐鼠，在西门阴暗角落谄媚秃鹫。原来它是鸟中骗子，自称凤凰，实际是钦。这首诗颇有普遍意义。古往今来，时有这种“凤凰”忽然露出钦的真相，让善良百姓吃惊的事件出现。一出现，人们就会说：原来这是个大坏蛋，现在终于暴露了真相、本相、本质。
但这种说法不对，失之于简单化、绝对化。
严嵩并不是生下来就贪、就恶，也并非没有才华和能力，就是一个坏。他早年在家乡（江西分宜）的钤山读书十年，有学问，诗也做得好，虽为大奸，在明代诗史上仍有一席之地，恨他入骨的王世贞也不能不说“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严嵩有一首五绝《出仰山》：“钟声在山间，客子出山去。细雨湿春衣，新寒入高树。”评者认为恬淡清婉，有王、韦高远之致。七绝《赠相面颜生》：“扫榻云林白昼眠，行藏于我固悠然。原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我漫游山林之间，入世也罢，出世也罢，无可无不可，不像战国游说之士蔡泽那样希图富贵显达，也不学他去请看相的唐举算前程算寿元。可见他年轻时并非没有高洁的志向。他还有处世的魅力，《明史纪事本末》说：“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所以他能吸引皇帝如此喜欢和眷爱，“朱衣擎出高玄殿，先赐分宜白发臣”（张元凯《西苑宫词》）。谁劾奏他，皇帝就觉得是在骂自己，就要大发雷霆之怒。但是他入仕后不循正直之道，而是以醇谨为媚术，以青词结主知，贫富易趣，终于闹到天怒人怨，身败名裂。严嵩如此，其他奸相权臣大多如此。都是凭仗某些特长和优势跨入名利场，一旦地位发生变化，诱惑纷沓而来，弄权轻易到手，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一发而不可收，一陷而不可拔，终至陷入绝境，万劫不复。
权势误人，古今同慨。
隐身叶
有一读书人，得到一古书。书上说，夏天知了在树上鸣叫，它栖身的那片树叶是有隐形功能的，谁得到了它，就可在人前隐身。他一想，难怪总听见蝉声，却不见蝉身，原来是这个道理。这天听见蝉鸣，蹑手蹑脚去找，找准了一竹竿扫过去。蝉飞了，叶子落一地。他把落叶拾进箩筐，一片不漏。往小凳一坐，拈起一片举到胸前，问妻子看得见吗？妻子说看得见。扔开另拈一片：看得见吗？看得见。又拈，又问，总是看得见。验了一两个时辰，妻子烦透了，再问就道看不见了。此人大喜，来到市场上，一手举着隐身叶，一手去偷人的挂面。货主夺回挂面，一边挥起拳头劈头盖脸打过去，一边大骂。那位不躲不闪，口里嚷道：随你打，反正你看不见我！
这是小时候就从书上看来的一个笑话。最近读金性尧选注的《明诗三百首》，发现李开先的《寓言》一首就说的这个笑话。但情节略有不同。诗中主角是学隐身法的术士。他自以为学成了隐身术，向妻验证，妻说实话，被他痛打。又向妾验证，妾讨好他，说他真隐身了。然后他去市场偷东西，被物主打得比他老婆更惨，结果一样：“术人高叫任摧残，要见吾身却是难！”
两文不知谁先谁后。诗在先的可能性要大些。两文相较，《寓言》诗讲完故事后还有四句，大意是我在京城做了几年官，性情太认真，在宰相大官们面前常说真话，屡被斥责，不能改也不后悔，还是跳出是非场，回家当渔翁去也。这是李开先的真实经历。所以金性尧先生说这首诗“当是讽刺宰辅达官不学无术，虽被人识破，仍无惭色；而吮痈舐痔者犹为其大抬轿子的现象”。这种现象，古今皆然。身边的人，顺着说、抬轿子的多，宁愿回家打渔而敢说真话的总是很少。
笑话文本，讽刺的却是人身上的好几种缺点，我觉得更有普遍意义。一是盲目迷信、本本主义。明明实践已证明错了的事，一口咬定经是好经，只怪小和尚念错了。甚至已经改弦易辙了，还要说现在这样是对的，当时那样也不错。二是明知错了仍要绷面子，死不松口。另有一个笑话说这种人：两人站着说话，甲发现地上有条像枯枝的虫，乙说那是一截像虫的枯枝，两人互不相让。争论间，那东西向草丛爬去。甲说：看，动了动了！乙说：动了也是树枝。
这种人现代似乎比古代多。著述等身、谬误等腰的文化明星，别人都把他的常识性错误和“硬伤”辑成专书出版了，并愿当面探讨。记者问他如何回应，他答曰：我不给他这份荣幸。走红青年作家被人指控剽窃，要求道歉并赔偿。记者问他如何回应，他答曰：可以赔偿，不能道歉。被挂面老板揪住痛打了，还在嚷“反正你看不见我！”更普遍的是轻信各种“隐身叶”，听见风就是雨，捡到封皮就是信，再玄乎的特异功能、宫廷秘方、无故大奖、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也有人肯信肯干。所以种种骗局此伏彼起，花样翻新，禁之不绝。
金字塔现象
物理学有个“面积越小摩擦系数越大”的定理。十个人坐大客车，可以各据一方，互不接触；十个人坐面包车就有点拥挤；十个人一辆的士，那就要推搡拉钻抢着上了。官场呈金字塔形，越高层空间越小，摩擦系数也就越大，可称为“金字塔现象”。
皇帝的身边近臣职数最少，自然摩擦系数最大。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玄宗朝，姚崇与张说同为丞相，遇事每每意见分歧，弄得关系很紧张，张说尤其怀恨姚崇。后姚崇病危，担心张说在他死后使坏报复，设下一计。他嘱咐儿子们：张丞相与我不和，积怨很深。我死后，他作为同官，应当来家吊唁。你们事先把我平生收蓄的珍宝重器罗列在灵堂里，他生性奢侈，特别喜爱这类玩赏之物。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赶紧安排家事，恐怕家族都得遭殃。如果他观赏这些东西，就可无事。你们跟在一边，凡见他流露欢喜之意的东西，就立刻奉送。看完了，开口求他写神道碑文，他必定不好拒绝。等到碑文写好送来，立马誊写副本呈送皇帝，同时预先磨好一块碑石，碑文一到就开刻。张丞相见事比我迟钝些，几天后定反悔，会派人来要碑文回去“修改”。这时你们带他去看碑石，并且告诉他碑文已进呈皇帝看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