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代，第一次隐逸之风的大规模兴起乃是发生在王莽篡政之际。《后汉书·逸民列传》云：“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范晔的这一简短概述不仅对隐逸之风形成的时限给予了准确说明，而且对其中的意味也作了一定揭示，为了进一步充实这种揭示，我们不妨再举数例。《后汉书·胡广传》：“值莽居摄，（胡）刚解其衣冠，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后汉书·儒林传》：“（高）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后汉书·独行传》：“王莽以（李）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山谷，绝匿姓名，终莽之世”。类似事例还有许多，但已无再列之必要，因为仅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已完全能够看出：这里展示出来的乃是士人们对既成事实的坚决否认，是士人们对现政权拒不合作的一种傲岸，其中生命冒险的成分已远远超出了全身畏祸的因素，因此其意味是极具特征的，而这种极具特征的意味在后来魏晋时期的同类风气中又是根本见不到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那裂冠毁冕，浩然而去的激烈举动只有西汉末年的士人们才敢于做出？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时人头脑僵化或自我意识尚未觉醒，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从他们的行为中首先表现出来的乃是一种激愤与抗争；这种激愤与抗争，既包含着人格的完整，又包含着个性的独立，而人的觉醒、人之我价值意识的建立，恰恰只有在具备了上述两方面主要前提以后才有可能谈到。把上述问题解释为时人的固执和只知效忠于刘姓王室，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从现象上看，他们的不仕新朝似乎是出于对旧主的忠贞不渝，但有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即在封建时代的士人们看来，君主总是和国家紧密相连的，总是又把君主视为国家的象征，人们对国家的信赖程度，往往也在其对君主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当然，用现代人的理性观点看，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君主都不应被赋予整个国家的意义，将两者等同起来带有明显的思想局限性。但这种思想局限性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当历史发展的进程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当人们的意识思考能力还尚未获得使自身产生飞跃的基础和条件时，君主和国家被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就显得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便是对历史的一种超越，而对历史的超越乃是不具普遍性的偶然现象，偶然现象代表不了人们精神发展的一般水平。因此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当时士人们的行为时，便可发现：固执、僵化或尽忠一姓等，只是一些表面性的东西，在这些表面性的东西的背后，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种深层意味，这深层的意味便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去理解的士人们的国家责任感及其与国家的一体感。正是由于这种责任感和一体感，才使得他们把政权的被篡看作是对自己的损伤，才使得他们表现出一种激愤与抗争。在抗争与激愤中，尽管失去了个人物质利益和享受，但却保持住了意志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保持住了个性和性格的完整。后来，人们在频繁的易代中所采取的那种不问魏、晋，与世浮沉，“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的姿态，实际上并不表明他们已挣脱了封建观念的束缚而达到了人的所谓觉醒，而只是意味着他们对现实的茫然屈从及对自我个性的随意泯灭，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作具体分析。
汉代第二次隐逸之风的大规模兴起即发生在“党锢之祸”前后。但其中的意味与前一次相比已明显不同了。为了具体说明，我们还得再举二例。《后汉书》卷五十三载：“桓帝时，安阳入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仕。”同书卷五十三又载：彭城人姜肱，字伯淮，陈蕃、窦武诛后被朝征，不行。“乃私告其友人曰：‘吾以虚获实，遂藉声价。明明在上，犹当固共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乃隐身遯命，远浮海滨。”可以看出：这里固然仍有某些对现实的不满和愤疾，固然仍部分地反映了行为主体的某种国家意识与批判精神，不过这一切毕竟已不是主要的了，主要的乃在于他们对政治生活已产生了强烈的畏惧心理，他们害怕自己“生行死归”，害怕被卷入党派纷争的宦海旋流而葬身，因此他宁可守掘陇亩、憔悴江湖也不愿贸然泛进。这就是当时一部分人的隐逸动机。
另外，在当时的隐者行列里还有另一部分人，对这部分人来说，基本上已无所谓对现实的满与不满，当然也就更谈不到愤疾。他们之所以避世，主要是为了能更悠然的混世。《后汉纪》卷二十三载：“（宋仲）劝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后汉书·李膺传》又载：“陈蔷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处士）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日：‘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类似情况我们还可以在荀淑、周勰、戴良及向栩等一批人的行迹中看到。这批人虽名为隐者，可声价都很高；虽做出了一副高蹈的姿态，却始终不曾“无闷”。对于他们的代表人物郭泰，葛洪曾这样评论道：“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刚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癯。”葛洪此言虽仅就郭泰一人而发，但同时也概括了那批人的共同特征。他们确实像葛洪所说：一方面畏祸远害，缱绻不进；另一方面又不计寂寞，不愿长潜。既已栖迟衡门了，可仍然要“与时抑扬”，仍然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如向栩的披发长啸，戴良的丧母食肉），既已避实蹈虚了，却依旧忘不了要名，确实显得“彰徨不定，载肥载癯”。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行为与魏晋名士们的“风度”已相当接近了，他们的社会人生观及对待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虽尚未达到魏晋人那种“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消极程度，但这方面的某些特征他们已初步具备了。这样从此次隐逸之风中我们便见出了一种新的意味，即人们的心理已开始转变，人们那曾指向外部世界的精神已开始朝一己的小天地回归。与此相应，奋发更张、勇于进取的激情渐逝了，代之而起的是消沉萎靡和无所事事，而这一切无疑更预示着：那持续了几百年的恢宏壮阔的时代精神已处在一个消失的过程中，预示着它行将走完两汉阶段的光辉历程而正向魏晋时期的崎岖旅途黯然迈进。
东汉末期，与隐逸之风同时兴起的还有士子们的交游风气。汉末流行的交游风气最初缘于士子们的外出游学，而士子们的背井离乡、负笈寻师又与当时的公私之学过度膨胀有直接关系。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看，早在西汉武帝朝，通晓经学就已成了士子们的晋身之路，当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能踏入利禄之门，人们大都专心于经学，大都以精研儒学经典作为其终生事业。这种学术政治事态虽在王莽篡位期间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衰变阶级，但当刘秀立国后便又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发展起来，以致“称先王，游庠序”完全演化成了一种社会时尚。对此，范晔于《后汉书·儒林传序》中曾有如下评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全国各地已到处有经师讲学和生徒聚集并且生徒在籍者已不下万人。如果说汉初的经师与生徒已为数不少，那么至东汉晚期同类人员的数量更有了进一步的扩张，而且朝廷的相关投入与鼓励也显得十分盲目。《后汉书·儒林传论序》：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这里所说的“三万余生”，还仅限于京师太学里的生员人数，除此之外，东汉的地方州郡亦设有公学，并且全国各处经师的私人讲授也极其普遍；据《后汉书》中的相关资料来略加统计，东汉末年注籍于私学的生员人数至少比太学生要多出一倍，而且遍布于地方州郡的这些士子生徒为谋求发展，在经过一段求学时间后往往还会向京师洛阳聚集，如此一来便使得洛阳城内出现了大量的闲散之人，王符所谓“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潜夫论·浮侈》）讲述的即是这种情形。另外，聚集于太学里及京师内的学子们由于人数众多，背景各异，他们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对此政治资源当时在位的各级官吏表示出了浓厚兴趣，徐幹《中论·谴交》云：
“桓、灵之世……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
汉末各级官吏对游学之士的这种态度即促成了士子们求学活动的性质改变，同时也导致了汉末士风开始转向。由此可见，自东汉桓、灵之世，士子们的交游活动已成为较明显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本质上看，交游活动有悖于汉代的传统士风。交游活动虽起初表现为士子们负笈寻师，外出求学，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便不再埋头章句、专心学问，而是企图多结党助，以取济度了。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获得了成功，不过大多数人因未能得其所愿而只好长期漂泊在外。对于他们的这种境遇，徐幹曾做出过具体描述：
“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拜，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室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过时不反，犹作诗剌怨。故《四月》之篇称：‘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又况无君命而自为之者乎？以此论之，则交游乎外久而不归者，非仁人之情也。”（《中论·谴交》）
徐幹所述乃汉末交游者的真实境况，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大多数的宦游人士都身负有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并且他们漂泊在外的时间越长，其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由此便产生了压力的缓解问题。由于这些交游者多为读书之人，他们采取的缓解方式除借酒消愁外，还往往会通过诗文以排遣抑郁，这样一来也就使得汉末士风与文学新变有了关联。如果说汉末隐逸之风是汉末抒情小赋大量出现的特定背景的话，那么当时的交游之风则直接催生了《古诗十九首》。
第二节 文人五言诗及《古诗十九首》
在我国整个的文学发展史中，最先对五言诗的起源问题进行探寻的人，是西晋时期的挚虞。挚虞，字仲洽，是西晋时著名的学者，其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为《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志》早已散佚，然其片段仍时见于古代类书，如唐人欧阳询等编撰的《艺文类聚》就保存了《文章流别志》的一段文字：
“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
引文出自《诗经·召南·行露篇》。挚虞认为，五言诗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诗经》。挚虞的这一观点，几乎完全被后来的刘勰所接受，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涉及五言诗的起源问题时，全部采用挚虞之说。如《文心雕龙·章句篇》：“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又如同书《明诗篇》：“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此所谓“半章”指的就是半篇，即是说“行露”诗有一半的句式为五言。今天的学者是否会接受挚虞、刘勰的说法，这完全要取决于他们所选取的研究视角。对此我们无须做过多的评论。读者应牢记的是这一关键之点，即从挚虞开始，五言诗的起源问题已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我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从现存的资料看，我们可以见到并通篇为五言的歌辞俗谣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如：
何以孝悌为？多财而兴荣。何以礼义为？
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这段民俗谣见于《汉书·贡禹传》。武帝之后，成帝时出现的一些民歌则更具五言诗的韵调，我们仅举一例以为直观：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
黄雀巢其颠。昔日人为羡，今为人所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