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战争依然连绵不断，但我们不用再上战场了。米兰的秋季冷冷的，天早早就黑了。转眼间电灯就亮了，走在街上朝橱窗里望去，感觉很舒服。店铺外挂着许多猎物，雪花像粉末般洒在狐狸的皮毛上，风吹拂着它们的尾巴。鹿的躯壳硬邦邦、沉甸甸、空荡荡的吊着，小鸟在风中被吹得飘摇不定，羽毛翻飞。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风从山上刮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去医院。黄昏时分，从城区横穿过去，有三条路可以到达医院。两条沿着运河，可是路程太长了。因此，人们总是走横跨运河的桥，进入医院。有三座桥可以走。其中一座桥上总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感觉很暖和，栗子放进口袋后热乎乎的。这座医院很古老，但是环境优美。推开一扇大门，穿过整个庭院，再从对面的一扇门里进入。葬礼仪式往往从院子里开始。老旧的医院后边有一幢新建的砖砌展馆。每天下午，我们都在那里碰面，大家非常礼貌客气，都很关注病情，都坐在对我们来说举足轻重的器械上。
医生走到我坐的器械旁，说：“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运动吗？”
“没错，爱踢足球。”我说。
“好啊，”他说，“你还会重返足球场的，而且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不能弯曲，膝盖到脚踝之间肌肉萎缩，没有小腿肚了，这台器械能帮助膝关节弯曲，让它像骑三轮车时那样自如。可是现在还弯不了，器械靠近弯曲部位会突然倾斜。医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是个运气不错的小伙子。你还会像个冠军一样去踢球的。”
旁边的器械上坐着一位少校，长着婴儿般的小手。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就冲我眨眼，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他问：“我也能重新踢球吗，上尉医生？”他的剑术非常出色，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击剑手。
医生走进后屋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是只萎缩的手，在器械治疗之前几乎跟少校的手一样小，治疗后就显得稍大了点。少校用另一只好手拿着照片，认真看着。“是枪伤吗？”他问。
“意外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把照片还给医生。
“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还有三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治疗。这三个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当画家，一个想当兵。有时，器械治疗结束后，我们会一起走回去，到柯华咖啡馆坐会儿，这家店就在斯卡拉[9]的隔壁。我们四个结伴同行，因此会抄近路从共产党人聚居区穿过去。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经过时，有人会在酒店里喊：“军官去死！”[10]还有一个小伙子有时跟我们同行，凑成五个伙伴。当时他没有了鼻子，需要整形，脸上蒙着块黑丝绢。他是从军校直接上前线的，刚上前线不到一个小时就负伤了。医生们后来给他整过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他们总是没法把他的鼻子完全弄对。他去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工作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只知道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我们再不用去打仗了。
我们都佩戴着同样的奖章，除了那个整张脸都蒙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上前线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没有拿到任何奖章。那个想当律师、面容苍白的高个子曾经是意大利突击队的上尉，差不多有三枚奖章，而我们每人只有一枚。他在前线待了很长时间，随时面对死亡，但还是活了下来，所以有点超然淡定。我们都有些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碰面，没有什么其他的能让我们相聚。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那片难缠的区域去柯华咖啡馆，在夜色中经过灯光明亮、歌声飘飞的酒店，或者因为在人行道上男男女女成群结队而不得不推搡着他们通过的时候，便感到过去的某种遭遇让我们惺惺相惜，那种东西是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里奢华、温暖，灯光不是很耀眼，某个固定时段总是吵吵闹闹、烟雾缭绕，桌边总有姑娘们坐着，壁架上摆着几份带插图的报纸。来柯华的姑娘们都很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我相信，她们现在依然爱国。
起初，因为我佩戴着勋章，那几个小伙子对我非常客气，问我是怎么获得的。我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写满华丽的辞藻，比如“友爱”、“克己”[11]等，可是，撇开这些套话，真正的潜台词是，我获得这些勋章完全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相对于外人而言，我依然是他们的朋友，我还算是个朋友，但是，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真正的朋友了，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得到勋章的经历与我完全不同。我是负过伤，这个不假，可我们都知道，负伤只是个意外罢了。不过，我从没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有时喝过鸡尾酒后，我会想象自己也曾付出过同伴们为得到勋章而付出的一切。可是每当迎着夜晚的寒风，紧靠着街灯行走在店铺全都打烊的大街上，周围空荡荡的，我便很清楚自己是绝不会冒那样的险的，我太怕死了，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常常怕自己死掉，还胡乱想着如果重返前线我会如何。
戴勋章的那三个人却像三只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觉得我也是只鹰，但我并不是。那三个人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上前线第一天就负伤的小伙子跟我仍然是好朋友，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也不会被接受，而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也许他同样变不成鹰。
那位少校，昔日杰出的剑术家，他不相信勇敢，我们坐在器械上的时候，他经常花很大工夫纠正我的语法。他曾经夸奖我意大利语说得好，我们经常很自如地用意大利语聊天。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好像太简单了，我没有多大兴趣了。“哦，没错，”少校说，“那你干吗不学学语法呢？”于是我们就开始学起语法来。很快，我发现意大利语简直太难了，我得在脑子里把语法全弄清楚了才敢跟他交谈。
少校按时来医院。我觉得他不曾错过哪怕一天，但我敢说他并不相信这些机器。有段时间，我们谁都不信这些玩意儿，少校有天还说这完全是胡闹。那时，这些机器刚问世不久，正好可以用我们来证明这东西管不管用。这完全是傻瓜想出的点子，他说：“只是个理论，像其他理论一样。”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就说我是个笨蛋，真丢人，还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拿我来自寻烦恼。少校是个矮个子，总是笔直地坐在器械上，把右手插进机器，眼睛直盯着前面的墙壁，皮带夹着手指上下翻动。
“如果战争结束了，要是真的结束了，你想干什么？”少校问我，“回答时要符合语法！”
“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不过想结。”
“你可真够蠢的，”他说，看上去很生气，“男人绝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12]？”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绝不能结婚？”
“不该结，就是不该。”他恼怒地说，“就算他会失去一切，也不该让自己落入失去一切的境地。他不该让自己落入那种失去一切的境地。他应该去追寻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的语气愤怒而痛苦，说话时眼睛总盯着前面。
“可他为什么必然会失去呢？”
“肯定会失去。”少校望着墙壁说，然后低头看着机器，猛地把自己的小手从牵引带中抽出来，在大腿上使劲拍了几下。“肯定会失去，”他几乎在大声喊叫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冲操作器械的护理员喊道：“来，把这破玩意儿关掉！”
他去另一间诊室接受光疗和按摩了。后来，我听见他请求医生让他用电话，然后就关上了门。他再次回到房间时，我在另一个器械上坐着。他身披斗篷，头戴帽子，直接朝我坐的器械走来，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
“实在对不起，”他说，用那只好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该那么粗鲁。我妻子刚去世。请务必原谅我。”
“噢……”我难过地说，“真是太伤心了。”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太难了，”他说，“我完全没法解脱。”
他的目光越过我，向窗外望去。他哭了。“我根本就解脱不了。”他哽咽地说。他接着哭，目光茫然地昂着头，泪流满面，紧咬着嘴唇，挺直腰杆，以军人的气度穿过排排器械，走出大门。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得肺炎死了，她很年轻。直到完全残废退出战场后，少校才跟她结的婚。她只病了几天，谁都想不到她会死。少校有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按正常时间来了，军装袖子上裹着黑纱。他回来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带框的大照片，展示着各种伤情在器械治疗前后的不同状态。少校常坐的器械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手部的照片，跟他的情况类似，都完全康复了。我不知道医生是从哪儿搞到这些照片的。我总觉得，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器械的人。那些照片对少校毫无意义，他的目光只望着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