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死的那对夫妻被分开——送到不同的殡仪馆——之后，你大概觉得心怀鬼胎的女人和顽固的小孩再也不需要警告了，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死路一条——无论白天黑夜，警头怪会突然窜出水面，闪电一般迅速，惩罚任性的女人，吞吃淘气的小孩。直到度假酒店不行的时候，他们才悄悄溜走，好似扒手离开领救济食品的队伍。几个还在后湾捕蟹的人或许还记得它们，但这里已经没有大乐队了，也没有来度蜜月的了，船，野餐，游泳的人，都没有了。苏克湾变成了垃圾场，上滩被淹没了，谁都不用回忆也不想回忆什么大帽子、鳞片胡须了。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柯西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我几乎每天都还在惧怕它们。
除了我，还有几个渔棚之外，上滩都在水下二十英尺了。不过柯西度假酒店还立着。算是立着吧。看起来好像在往后退——远离飓风和不断被风吹起的沙。原来海滨可以给空房子带来这么古怪的变化。你能在台阶上发现最漂亮的贝壳，好像散落的花瓣，或是星期天礼服上的宝石；你会稀奇它们是怎么到那儿的，离海还有那么远呢。门廊拐角处和扶手栏杆间堆起一座座小沙丘，比海滩上的沙更白，也更光滑，好像精面粉一般。露台周围的毛地黄长到了齐腰高；玫瑰本是一直厌恶这里的土地的，如今也疯长起来，比黑莓刺更多，绚烂的红花会绽放数周。旅馆的木墙板看起来好像镀了银，脱落的油漆像那没擦亮的茶具上的斑驳。大大的两扇门锁着，门上的玻璃还没被打碎。没人忍心这么做，因为玻璃会映出你的脸，也映出你背后的风景：耀眼的海滩边那好几英亩的香葱，银幕一般的天空，还有一片渴望你胜过渴望一切的海洋。不去管那外面的孤独，只要往里面一看，就会发现酒店似乎会让你快乐得神魂颠倒，还能带给你挚友的陪伴。以及音乐。百叶窗的铰链发出的声音像吹破了音的小号；钢琴键上飘出一个四分音符，让你想念萦绕在大厅里和密闭房间里的伤痛。
我们这里的天气大抵是温和的，阳光却十分奇特。早晨是黯淡的，中午渐渐就变成白晃晃的，不到三点颜色就狂野得可怕。翡翠色和蓝宝石色的海浪互相争斗，扬起那么多的泡沫，简直可以在里面洗床单了。傍晚的天空看上去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那里没有任何规则，太阳可以尽情地变成李子一般的紫，云可以变成罂粟一样的红。我们这里的海滩像白糖一样，西班牙人最早来的时候就这么觉得的。他们称这里叫“苏克拉[3]”，当地的白人总是念不好，念成“苏克”。
谁也享受不够这里的天气，除非罐头厂的气味飘上海滩、飘进旅馆的时候。那时游客们就明白了上滩人每天要忍受的是什么，心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柯西先生才把家从酒店里搬了出来，在莫纳克街盖了那座大房子。鱼的气味在这一带本来不是多大的事。和沼泽的臭气还有厕所都差不多，不过是多了点不同的感觉。但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一个问题。新一代女性抱怨鱼腥味熏了她们的衣服，倒了她们的胃口，也破坏了她们理想中的浪漫。那时世界开始认定只有香水味才是鼻子该闻到的气味。我记得维达想着法子安抚那个著名歌手的女朋友，她吵着说自己的牛排吃起来全是海螺的味道。这让我伤心，因为我的厨艺从没出过问题。后来，柯西先生说他的生意就是这么毁掉的——白人骗了他，让他买下整个海滩，而罐头厂就在旁边，搞得那里根本赚不到钱。鱼味让度假酒店成了笑话。但其实我知道，笼罩着上滩的那种鱼味一个月也就飘到苏克湾一两次，而从十二月到来年四月则是彻底没有，因为那段时间不捕螃蟹，罐头厂也关门了。不是那样的。不管他跟别人怎么说的，其实是别的原因毁了他的度假酒店。是自由，梅说。在她公公失去了兴趣之后，她尽力维持着酒店。她相信民权运动毁了她一家，也毁了他们家的生意。她的意思是，黑人更热衷去城市里搞爆炸，而不想来海边跳舞了。梅就是那样的；她起初只是固执，后来就成了偏执。事实上，四十年代吹嘘自己去柯西酒店度假的人，到了六十年代开始吹嘘自己去了君悦、希尔顿，或者坐游轮去了巴哈马和欧丘里欧[4]。其实鱼腥味也好，取消种族隔离也罢，都不是原因。别提那个抱怨吃到海螺味牛排的女人，如果能听到威尔逊·皮科特或者奈丽·卢切唱歌，那么让客人坐在厕所旁边他们也会愿意的。况且，在拥挤的舞厅听着《海港之光》，和舞伴贴在一起，谁又能分清什么味道呢。梅每天都在抱怨马丁·路德·金给她惹了麻烦，但酒店还在赚钱，只是顾客群不同了。听我说：是别的原因。柯西先生是聪明人。他在这里帮助过的有色人种比政府项目四十年帮助的人还要多。并且也不是他把酒店关了，把七十五英亩地卖给“机会均等”计划的开发商，为了盖三十二栋房子，结果盖得那么烂，连我的小破屋都不如。至少我的地板是手工打磨的橡木，不是什么磨光了的松木。我的房梁就算不够笔直，至少也是够年头的真材实料。
上滩被“阿格尼丝”飓风淹没之前，经历过一次无名的干旱。销售结束了，地还没划好，上滩的母亲们从水龙头里放出的都是泥。枯井和浑水吓坏了她们；她们放弃了海景房，申请了百分之二利率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按揭。雨水也没什么用了。烦恼，失业，干旱过后的飓风，沼泽地变成了干干的泥蛋糕，连蚊子都不愿待了——我觉得这一切不过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称那块地方叫作滨海，其实那里并不在海边。开发商最先是卖给越战老兵和退休的白人，不过后来这里成了靠食物券生活的失业者的目的地，教会和平权运动之类的就忙了起来。福利帮助了一些人，直到城市改造开始。然后到处都有工作机会了。现在这里住着的人，不少都是坐车去北边二十二英里的办公室和医院化验室上班的。他们穿梭在这些便宜的漂亮房子和购物中心、电影院之间，心中快乐得没有一点阴郁，更不会有关于警头怪的记忆。我也并没有想到它们，直到我开始想念柯西家的女人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终于把彼此杀死了。除了我之外又有谁会知道呢，如果她们真的死在那里的话——是不是其中一个正趴在台阶上吐着，手里拿着刀，刚刚割断了给她下毒的那个的喉咙？或者其中一个开枪打死了对方后就中风了，躺在冰箱前面活活饿死？她们好几天都不会被人发现的。除非桑德勒家的男孩来要每周工钱的时候。我想我得把电视关上一会儿了。
我曾经看见她们中的一个开着那辆锈迹斑斑的奥斯莫比汽车，要么去银行，要么偶尔来我们这里点一份索尔斯伯里牛排。除此之外，她们好多年都没离开过那座房子。自从其中一个提着沃尔玛的购物袋回来之后。她的双肩显出被鞭打过的样子，她带出去的白色新秀丽行李箱也不见了。我原以为另外一个会冲着她狠狠地把门关上，但是没有。我猜她们俩都知道她们很配。她们比别人都刻薄和冷漠，因此和所有讨厌的人一样总被关注。她们像女王一样住在柯西先生的房子里，不过不久之前，当那个穿着内裤那么短的短裙并且不穿内裤的姑娘搬进去时，我就开始担心她们把我丢在这里，让我只靠着老人的故事活下去。我知道那是垃圾，那不过是另一个编出来吓唬坏女人、管教任性小孩的故事。但那是我的全部。我知道我需要一点别的故事。更好的。比如无耻的女人们是怎么弄垮一个好男人的故事。我可以跟着这个故事哼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