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采访完蒋大为先生，我又央求他给我介绍其他明星采访，他便给我介绍了一位蒙古族男歌星，并把男歌星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回到旅馆，我首先打电话到那位男歌星的家里，男歌星的女朋友告之我，男歌星在长春演出，让我打他的手机。我拨通男歌星的手机后，首先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他一下……可我还没说完，男歌星便打断我：“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男歌星便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我说：“某某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男歌星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挂了。那一刻，我真的气得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心怦怦跳着，肾上腺素急升。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蒙古族男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本来，我完全可以到此为止，把对方的电话号码删除了事，可我偏偏不能容忍别人的粗鲁无礼。我想了想，决定以其人之道换之以其人之身。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某某某，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接着我加重语气回了他一句“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可是，第二天，经过一夜反省，我便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如果对方没礼貌、没风度，而我以牙还牙，那么我和对方的素质有何区别？譬如，对方是一只狗，它咬了我一口，我也去咬它一口，那么我和狗又有何区别？
还有一次，我冲动之下，打了一个无耻之徒的耳光。那个家伙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我和他相识于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采访，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去北京时一定要找他。那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时，便联系了他，客气地请他帮忙给我介绍几个采访对象，他一口答应，并说晚上来接我去和几个朋友见面。
可是，当我晚上坐进他的吉普车时，他居然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面对如此无耻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趋于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
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77
当你没有一棵树可以依靠，唯一的办法，只能让自己长成一棵树——这是我的生存哲学。
从上海驻站回到武汉后，我搬到单位在东亭花园购买的宿舍里，那栋楼住的都是同事，我被分在了7楼，也是顶楼。两室居的房子，我和一个同事各住一间，共用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尽管这套房子面向朝西，夏天奇热无比，但比起刘家湾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私宅，堪比天堂，我十分满足。我的房间约有12平米左右，我在地上铺上了塑料地垫，买了一个1.5米宽的席梦思直接放在地上。我买了电脑、饮水机和一台小电视，以及若干锅碗瓢盆。如果不出差，我每天早上便和同事一起坐电车1路去上班，晚上下班后，会在水果湖的小吃摊混个饱肚回家。如是周五晚上，则会从菜场带回一些菜，周六和周日便自己动手，和同事搭伙做饭。晚上的很多时间，我都会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偶尔去楼下的网吧上上网，生活静寂而简单。
正是这种简单而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每次交稿期，我总是尽量早点交稿，这样让主编有更充裕的时间修改我的稿子。同事们有时很诧异我为何交稿那么快，我便和他们戏言：我把你们用来睡觉的时间，都用来编稿了。笨鸟先飞——是我的工作哲学。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编辑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带队参加《知音》韩国笔会。我和另一个同事带着二十多名来自己全国各地的作者，经香港，赴韩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游笔会。
可我没想到，那次韩国之行回来后，我的暗箭就来了。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几乎是每个单位都会上演的人际关系丑剧。有个别编辑表面上对我称姐道妹，热情有加，客气无比，但背后却将我诽谤得十分不堪。因为他们有些是正牌大学毕业，有些是武汉本地人，眼看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比他们做得更好，心里很难平衡。有同事在作者中散布关于我子虚乌有的流言，说我用不正当手法抢稿。更有恶毒者，注册了网络ID，在某网站为我开办的个人主页上进行人身攻击。还有人利用电子邮箱，给我的一些同事和作者发群信，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那段时间，我无比难过和愤怒。我实在想不通，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出卖过良心和灵魂，用辛劳和刻苦完成任务，为何会遭遇莫须有的流言蜚语？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在单位里，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从尘埃中走来，卑微渺小，一定要与人为善，不能招惹是非。我还一直牢记着母亲从小训导我的一句话：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在单位里，我连打扫卫生的师傅都尊称他为“王叔叔”。而同事们，只要比我早来单位的，一律以老师相称。碰到题材相撞，我往往会主动撤出，让别人去做。还要我怎样？在外出差组稿，如果有作者询问我的同事，我一律是溢美之词，从未说过同事的是非。即使有作者对我的某个同事不满，向我抱怨他们在外面组稿的一些不雅言行，我也总是极力维护同事和单位的声誉，为他们解释。因此还有作者戏言：我是《知音》杂志社最有“集体荣誉感”的编辑。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某某主任在老总那里说我的坏话，抱怨领导不该把我这个小学生分配到他的编辑部，这样我们和另一个编辑部竞争，十分不公平云云。此事我未能经过证实，不过从该主任一直将我的稿子压住、不往老总那里送审这件事上，可以推断出，此言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重压之下，需要发泄。一天，我实在委屈不过，跑到雷总编办公室委屈地哭了一顿。雷总编安慰我：“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去采信，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向来就是是非的制造者。小赵，你经历过那么多坎坷，难道这点委屈就把你打倒啦？坚强一点，我们相信你……”
也有要好的同事安慰我：“那些人因为嫉妒你的出色才诽谤你，这你都不明白吗？那些人诽谤你议论你，目的就是要打倒你，让你分心，让你不编稿，不发稿，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如果你真被他们击倒了，就正中他们的下怀。所以，你更加应该好好干，比以前干的更好，用实际行动去回击他们，这才是明智之举！”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如果此事发生在他人身上，我甚至比这更会劝导他人。可一旦事到临头，自己还是最难说服自己。
关于“嫉妒”，词典上这样解释：嫉妒，是指人们为竞争一定的权益，对相应的幸运者或潜在的幸运者，怀有的一种冷漠、贬低、排斥、甚至是敌视的心理状态。莎士比亚著名戏剧《奥赛罗》中就有一句精彩的对白：“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在现实生活中，谁都害怕“绿眼妖魔”盯上自己，可是，却又有人不知不觉中充当了“绿眼妖魔”的角色。
那段被嫉妒的日子，是我职场上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也导致了我后来主动离开《知音》国内版，要求调往其他部门的重要因素。因为我还是太脆弱，无法与那些“绿眼妖魔”们抗衡。
很多个夜里，我内心焦虑，辗转难眠，即使偶尔浅睡，也噩梦连连。经常梦回老家在山上砸石头的情景，梦见炮声隆隆，满山碎石乱飞，总有一块巨石向我滚来，我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让人魂飞魄散……多少个夜里，我总在那种当顶压来的巨大恐惧中惊醒，冷汗涔涔，惊魂未定……
我十分不明白：一个人与世无争，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认定，辛勤劳动获取相应报酬，并没有掠夺他人的财富，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没有抢夺他人的蛋糕，为何会遭到嫉妒？为什么做得比我更好的人，却没有遭到“同等待遇”？
后来，我读到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在论“嫉妒”一章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会对处于与自己同一竞争领域的另一个表现的比自己强、比自己优越的人，产生强烈怨恨和深深的恐惧，甚至会做出伤害对方人身或破坏对方财物等的行为。这就是人的嫉妒心理。
如此，便可以理解那些向我射来的“明枪暗箭”了——我是个脚后跟上还沾着泥巴的村姑，一个小学毕业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起平坐，并且在这家全国赫赫有名的杂志社里将编辑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经常得到领导口头表扬，年底还能得到优秀奖励，全国很多媒体上出现过我的名字或图像——这，足以使得和我同一领域的个别心胸狭小之人产生强烈怨恨了。
虽然看透了这些，明白了道理，可是，要做到彻底放下心结，还很艰难。虽然我学会用沉默和加倍努力作为自己的“盾牌”，可是，那些时不时射来的暗箭仍然会搅乱身心，让我疲于应对。有朋友告诫我：陪着君子做君子，陪着小人做小人。对那些无耻小人，不必客气，就以其人之道换之以其人之身。但我做不到。我学不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做不到昧着良心无中生有，更不会披着人皮说鬼话。
我不报复，但不意味着我可以原谅。近君子远小人总可以吧。
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压力、漂泊无依的感觉……好累！
所有这些，我从来没有和川说过。我认为他不能理解，也无法帮助我，说了反而会徒增他的烦恼，所以选择了独自消化。每次和他通电话，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的回答很简单：“还好，就是累。”他便会叹气，然后劝我，实在干不下去，就回上海。“萍，你把房子买好、装修好，自己都没有来得及享受，让我一个人在这享清福，我很不过意……”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而我除了叹气，什么都说不出。我一半是因为疲倦，一半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每次挂掉电话的下一分钟，我的心思就集中在了稿件上。
偶尔，川也会用埋怨的语气说：“你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说：“每次还没等我想到打给你，你已经打给我了啊！”这虽然也是实话，却也有着“狡辩”之嫌。扪心自问，我对他确实关心太少，身为妻子，根本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何义务。可是，换位思考一下：谁又真正关心过我呢？谁又真正理解过我呢？谁又真正走进过我的内心呢？
而我也没有意识到，正因为我和川一次次疏于精神沟通，导致我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淡漠的习惯——习惯了很少通电话，很少聊天，很少见面，甚至很少想念对方——因为即使没有通电话，我们也相信对方一定生活得很好。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和一厢情愿的相信。
距离会产生美。可是，距离也能产生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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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不够坚强，也不够勇敢，在挥之不去的排斥和嫉妒的“明枪暗箭”中，我选择了逃离——我向雷总编提出申请，去单位新创办的财经杂志《商界名家》做编辑。雷总编极力劝说挽留，让我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小赵，你已经十分熟悉知音的纪实风格，做得如鱼得水，我出差去外地都能听到不少作者评价你工作认真，对人真诚，你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打退堂鼓，这不像你的性格和作风，国内版需要你这样的编辑，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再说，《商界名家》刚创办不久，一切都在摸索阶段，到时候，经济收入肯定会大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