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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我一时逆流而上，一时顺流而下，直到人生的“上游”。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武汉，新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可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世俗、脏乱、野蛮。除了我喜爱的工作和同事，除了单位门口那一排苍翠遒劲的梧桐树，除了一公里外那一大片碧波荡漾的东湖，其它的，什么也吸引不了我。但我必须耐心坚持下去，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业和机会。
5月中旬，随着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播出，一个期刊界的奇闻传遍全国——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随之，我成了所谓的“名人”，全国无数的信件向我飞来，有同行向我约稿，有杂志和电视台约我采访，更多的则是普通观众对我人生经历的赞叹和钦佩，也有来自“草根”们的倾诉和求助。
可这不仅没有让我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惶恐不安——我刚到《知音》，还没打开局面，如此“盛名”对我来说是个障碍。万一我不能胜任编辑记者的工作，从《知音》落荒而逃，从山巅滚落谷底——我将有何颜面伫立于世？我有自知之明。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并无区别，只是又登上了一级台阶。编辑和记者的标签并不会使我在瞬间脱胎换骨，在外界耀眼的光环下，我自认为还是那个脚后跟沾着泥巴的村姑。当务之急，我要在《知音》站稳脚跟。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因为我在所有员工里，是唯一的外地人。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单位善解人意地帮我付了三个月房费。那时单位没有食堂，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还非常油腻。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在脏兮兮的街头小摊上吃3.5元一碗的三鲜粉或牛肉面。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武汉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同事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同事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气声似的“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冷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原来不仅同事看着我，连作者也看着我呢，也许想看看一个小学生编辑是如何出洋相的吧。前所未有的压力，当顶压来。
而且，每天从全国各地飞来的来信和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唯一能够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一事无成。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其父是著名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有给我写过稿，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时，才发现这些题材都不痛不痒，新闻性、时效性、故事性都不强，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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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这句名言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生命中存有各种各样的奇迹，它是仁慈的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它将在适当的时机从天而降砸中我。所以，不管人生处于怎样的低谷甚至绝境，我从未退缩。
到《知音》第二个月，我即借出差之机，回了一趟上海。川看到我，眼角眉梢都是欣喜。他得知我要回来，把家里打扫干净，还特意买了很多菜。这份久违的温馨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原来，适当的分别，竟然可以调剂夫妻感情。
川问我工作是否顺利，我说不太顺利，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虽然领导总是宽慰我说，有个熟悉的过程，但我还是觉得非常难过，甚至怀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选择错了。川一个劲地安慰我：“没事的，如果你不喜欢那里，回来就是了，我们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还会被饿死吗？”他的话让我一阵欣慰，但反而对他的宽厚感到愧疚。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折腾着我们平静的生活，想要改变生活现状，他却一直宽容着我的折腾。
川从来不会说甜言蜜语，但这次我回来后，他破天荒地说了很多心里话。晚上，他把我搂在臂弯里，絮絮叨叨地说：“你走了，我真的很想你，以前你在莘庄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想你，因为我们每个周末都能见面。但现在一下子距离几百公里，感觉天涯海角一样，我真的担心你以后会不回来了。我的一些同事和练健美的朋友都说，你怎么能让你老婆去外地工作呢？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的……”
我理解他患得患失的心情。可是，谁能理解我想要做一份事业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也许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顶峰了，我不能轻易放弃！我说：“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在未来三年内，我一定要在知音站稳脚跟！说不定以后你还会跟我去武汉生活呢。”
“上海这么好，我去武汉干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以后还能回来。”他喃喃地说。我无法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承诺，只需要支持和理解。
如今想来，“先死而后生”这句话是多么深刻！如果没有先抑的苦闷，何来后扬的狂喜？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相继找到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芜湖市文联副主席王永祥老师，经他们介绍，我又认识了在芜湖政法委工作的王昌银老师。这三位老师果真十分支持我这个小老乡的编辑工作，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其中，王昌银老师手头刚好有一个新写的案子，凭直觉，我认为这个题材不错。果然，就是这个发生在我家乡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非易事。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大标题要出彩，小标题要凝练，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需刻苦学习。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
同样出身于农村的雷总编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当我自责稿子编辑不到位时，雷总编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走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