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开门，不然我真打电话了！”我作势拨号。他赶紧从裤袋里掏出钥匙，手忙脚乱地往锁孔里插。门开后，我扔下电话，依然举着刀，背靠墙挪到门边，同时警惕地看着他。此时，这个平时在公司不可一世的家伙赤红着眼睛，无奈而又恼恨地瞪着我。挪到门口，我将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顺手带上门，然后失魂落魄地沿着楼梯跑了下去，整个过程就像某个惊悚电视剧的情节一样。
第二天，我本想把这次遭遇告诉沈刚，但想到许部长是他的得力干将，即使告诉他，他或许也不会为我声张正义。而且，还有可能会彻底得罪许部长，将来我在公司里的日子会更难过。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选择了暂时隐忍。
一星期后的一天，也许见我并没有告发他，许部长又壮起了色胆，趁那天下午业务部办公室没人，他溜过来，挨近我，小声说：“上次真是对不起，我喝多了耍酒疯，你别介意，今天我请你吃饭赔罪，不喝酒怎么样？”吃一堑长一智，我立即谢绝。他仍旧不死心，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看样子你还没原谅我……”我感到一阵肉麻，厌恶至极，赶紧站起身，抽开手，拿起茶杯倒水去了。我知道，只要有这个色鬼在唐神，我就只能离开了。职场，就是如此无情而无奈，女孩子一定要学会自保，否则，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直到两年后，我才偶尔听唐神的同事告诉我，色胆包天的许部长后来还是将一个刚进公司不久的女大学生诱骗到手，并导致那个女孩子怀孕。之后，女孩子的家长闹到公司，许部长赔了5万元给那女孩，而他本人也被唐神清扫出门，去向不明。听罢此事，我哑然一笑——欲望是自我毁灭的推手。许部长的毁灭是注定的。而那个可怜的女孩，也许在学校学过很多知识，恰恰没有学会自保。她的悲剧，也是注定的。
66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唐神。我如此迅速地离开唐神，除了躲避色鬼许部长，也和我的第一笔广告业务有关。
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刚还是十分欣赏，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这种电话机一度十分走俏市场。当时，我是在一份报纸的中缝看到了这则不起眼的小通栏，之前也没在其他报纸上看到过，我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上海、需要大力宣传、但又经费不足的小公司。果然，我按图索骥找到这家位于汉中路地铁站的公司时，发现它不过是个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公司，一个月前，他们刚从山东济南进入上海。
也许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同在上海打拼的缘故，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张华成了朋友。
“小赵，我看你非常有闯劲，又能吃苦，你有没有意向自己做生意？”一天，我去和张华续签广告合同时，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下愣住了，谁都想做生意，但也要有机会和资本啊！
接下来，张华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那时候，张华所在的这家电子公司刚刚打入上海，正和广东一家同行激烈竞争着。所以，张华准备在上海各个区设立一个销售部，专门销售IC卡电话和电话密码锁，抢先占领上海市场。张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莘庄设一个办事处，租一套房子，再招聘几个业务员，我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至于产品，我可以先赊货，卖完付款。这自然是十分优厚的条件。“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已经通到闵行莘庄，闵行一下子成了热土。如果你承包了闵行区区域的销售权，按照我们的计划，只要你勤奋努力，年收入二十万没有问题。”张华给我规划着美好前景。
在听了张华的几次游说之后，我的心渐渐活动起来。而那时，我正为唐神公司色鬼许部长的纠缠头痛不已。干脆，趁此机会跳槽吧？可是，如果我此时离开唐神，我怎样向老板沈刚交代呢！毕竟我到他的公司还不到三个月！
回家后，我和川商量是否该自己创业，他也举棋不定，他怕承担风险，但又觉得这个机会确实难得——不需自己投资一分钱，只要投入全部精力和智慧去打理，或许就能掘出一座金矿，世上还有比这更具诱惑力的机会吗？
我考虑了几天，最后答应了张华，加盟他们公司。当时，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创业的激情。我想，即使失败了，我也没损失什么，而且可以积累经验。
接下来，我要向沈刚辞职了。写辞职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沈刚那么赏识我，鼓励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跳槽出来，结果却只在他的公司干了三个月，就跳槽而去，连我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失望。我考虑半天，还是没在辞职信里写上被许部长骚扰的事情。我觉得，人都要走了，何苦再埋下一颗地雷呢。
当我递上辞职信的时候，沈刚认真地看着我，叹息着，同时苦口婆心地劝我：“小赵，自己创业是好事，但我认为你还是太冲动了，我毫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做生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无论他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做生意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万一做不好，你还回来继续帮我……”我把传呼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让我拿去用，我说不了，这是公司的，应该归还。
沈刚是个儒商，待人极为诚恳。虽然我是他的员工，是个普通的外来妹，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轻视过我，即使我在他的公司打工，他也总是说“请你帮帮我”，而不是以一个老板颐指气使的口气，这使我对他尤为敬重。
临别，沈刚还请我吃了一顿晚餐。他一再对我说：“如果你有困难，随时可以找我，我一定尽力帮你。”这番话令我感动不已。
之后，我在张华公司的协助下，在莘庄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招聘了两个助手，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由于莘庄离月浦镇太远，我便和另一个女助手住在了公司。
当时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我每月有1200元底薪，完成一定的销售额后，有相应提成。其实，这还是帮老板打工，但至少我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且，我无须为房租、水电以及员工的工资负责，相对比较保险些。
可是，正如沈刚所言，做生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想办法印刷了一些宣传单，派业务员往居民小区里的信箱里塞，但收效甚微。于是，我把几个业务员兵分几路，一个专门跑外勤发宣传单；一个抱着黄页电话本给上海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打电话，搞电话推销；另一个跟着我，提着样品，专门去一些大学或企业的人事部，上门推销……总之，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每天，倒也能卖出去几台IC卡电话机，但与我理想的销售目标还是差远了。
有一天，我偶尔翻阅《新民晚报》，忽然看到“信息之窗”专版，里面刊登的都是一些新产品信息，还有几十个字的产品介绍。我灵机一动，连忙打电话询问在该版面刊登一则新产品信息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不要钱，因为这不是广告，但产品必须是对老百姓有实际用处的生活用品。我不由喜出望外。对于写软广告，我还是比较拿手的。我很快写好了一则几十字的“电话密码锁”介绍。接着，我来到《新民晚报》社，找到负责编辑“七彩民工”专版的夏连荣老师，请他帮忙联系一下“信息之窗”的编辑。夏老师一口答应，让我留下了那则“新产品介绍”。
两天后，那则“新型家庭电话密码锁”的介绍便刊登在了“信息之窗”里，一下子在上海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销售热潮，公司总部和莘庄分部的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自然，我们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最多的一天，我们卖了一百多只密码锁和二十多台IC卡电话机，连业务员都来不及上门安装了。我和几个业务员每天坐公汽到处送货安装，忙得汗流浃背，腰酸腿软，但却无比快乐。初涉商海，让我感到了一丝“畅泳”的快意。
那时，我一心想着事业，想着挖掘自己的潜能，想着勤劳致富，但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因那时业务忙，我平时就住在莘庄的公司，只有到周日时，才会回一趟月浦镇。如我不回去，川就会到莘庄来看我。可这难得一聚的日子，却被我们经常用来争吵。
有一个周六的晚上，川从月浦镇来到莘庄。周日上午，我们一起去逛街。刚出门时我们还高高兴兴的，但到商场没多久，气氛就逐渐僵了起来。我们俩的矛盾是从我要给他买一双皮鞋开始的。那天，我在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商店看中了一双款式不错的男士皮鞋，价格180元，我便想给他买一双。我叫营业员拿来了他穿的尺码，想让他试一下，可他却倔强地不肯脱鞋试穿，并且不耐烦地、甚至有些“义愤填膺”地大声嚷嚷起来：“这种鞋凭什么卖这么贵啊？难看死了，我不要！”说罢自顾自往前走去，也不管我多么尴尬地站在营业员身边，他就这样把我晾在了商场里。周围几个营业员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出了商场，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南京路上人流穿梭、摩肩接踵，但我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伤心、愤怒、委屈，什么感觉都有。在商场门口转悠了十多分钟，还是没有看到他。他并没有莘庄公司的钥匙，我担心他独自回去后进不了门，于是赶紧回到莘庄。可是，门口也没有他。到了晚上，他依旧踪迹全无。我知道，他一定回月浦去了。
果然，我打电话到月浦的房东家，他过来接了电话。我的一肚子怒气一下子爆发了，我冲他一阵大叫，质问他为何将我扔在商场独自回家，骂他不识好歹……
发泄一通后，我愤然挂上了电话，心内涌起一股悲凉。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有很多次周末，我们高高兴兴地一块儿出门，结果带着一肚子怨气，一前一后回到家。我们的矛盾大都发生在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上，我讨厌他的“愤世嫉俗”和偏执，而我有时候也固执己见、性子急、容易上火，如果他不主动求和，我会一直保持沉默，不管一天还是两天。那时候，我们都太任性，都不懂得放下自尊去哄对方开心，不懂得夫妻之间也要学会说“对不起”，不懂得有些结应该适时解开，否则天长日久便成了死扣。
67
生活之所以千姿百态，是因为前面永远有拐角。
我的人生似乎总是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则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捡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如范进中举，欣喜若狂。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踏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多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我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两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