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快走！不要出声！快！”一阵惊慌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从细长窄小的田埂上一路“啪嗒、啪嗒”地奔过。麦苗青青的田野上夜深雾浓，寒意袭人，一轮惨白的下弦月像被谁随手扔掉的一柄镰刀，寒光闪闪，寂寞森冷地挂在天边。
“妈，他会追上我们吗？”
“叫你不要说话，聋了？”随着轻声的呵斥，脚步声越发慌乱。朦胧的月光下，一个腰系蓝布围裙的中年妇女，一手拉扯着一个小女孩，几乎脚不点地地顺着麦田中间的田埂向南奔去，一边狂奔还一边惊慌地回头张望。在田埂的尽头，一户低矮的茅草屋里依稀透出一盏如豆的灯光，像一只哭红的眼睛，无奈而悲伤地目送着她们……
这三个在月夜仓皇奔逃的人，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妹妹，一个就是我——刚刚被妈妈呵斥过的那个小女孩。那一天，是1981年深秋的某个夜晚。那年妈妈49岁，我11岁，妹妹8岁。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和妹妹还在家里热乎乎的被窝里躺着，忽然被妈妈和那个禽兽的打斗声惊醒，那个禽兽又在欺负妈妈。我跳下床，扑过去就咬那个禽兽的手，他的手正掐着妈妈的脖子。那个禽兽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妈妈赶忙过来护住我，那个禽兽又过来扭住了妈妈的手指，妈妈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妹妹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妈妈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那个禽兽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大约十五公里左右路程。
当那个禽兽的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妈妈才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杨东启，就是那个禽兽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名字对我家来说，是一个灾难。
我抱住妈妈：“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妈妈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直至多年后，我偶尔和一些朋友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朋友甚至半信半疑：“是你的亲身经历吗？怎么像电影或小说？”我只能苦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便你们不信。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穿过麦田，就进了桑树林，此时的桑树上已经没有好吃的桑葚了，叶子也已不再葱茏。这就是我曾经采过桑叶、吃过桑葚的桑树林吗？黑夜里它如此肃穆萧索，像在为我们的逃离表示哀伤。
跑着跑着，忽然我的脚踝处一阵刺痛，似乎被一棵树桩戳到了，我想一定流血了，这使得我们的逃亡更具悲壮色彩。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它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就这么离开生与斯长与斯的家了吗？是否还有归期？我的书包也没带，我是否还能回来上学？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杨东启会追过来吗？……
我就这样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思考问题。我不知道，那时那刻，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11岁的女孩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边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妈妈轮流背她走。到了天已经放光的时候，妈妈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在20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妈妈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而这一夜的逃亡，只是我家苦难剧的第一集。
2
苦难的种子，是从母亲那一代就埋下的。
母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江苏省如皋县（现为如皋市），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要吃不少苦的，但也许没有一个女人吃的苦有我母亲那么多。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故乡如皋是个迄今已有近1600年历史、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是中国花木盆景之都和世界长寿养生福地。“如皋”确实够老的，老得上了《礼记》的木牍和《左传》的竹简。据《太平寰宇记》载：“县西北五十步有如皋港，港侧有如皋村，县因以为名。”而“如皋”之名的意思是：到水边的高地去看美丽的日出。“如”：往也，“皋”：水边的高地。
可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却没有给母亲留下美丽的记忆。留下的，是千疮百孔、不堪回首的往事。
1939年，日寇占领如皋城，从此如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之中。日寇杀人如麻，母亲曾亲眼所见，村里有户人家因有人加入了共军，就在大年前夕，全家被日军残忍砍杀，大小几颗人头齐刷刷地摆在门口雪地里的凳子上……
还有一次，日军在附近的港口枪杀了一批无辜百姓。之后就有人传说：每当夜晚路过此地，就会听到一片凄苦的哭声，从此没人敢在夜里路过那个乱坟岗，宁愿绕道而行。但是我的母亲，在多年之后，却多次在夜间急慌慌地穿过此地，从婆家杨庄镇逃回娘家沙家庄。如果那时恰好有人路过此地，也可以听到阵阵哭声，不过不是那些被枪杀的冤魂的，而是我的母亲的。
母亲是外公最小的女儿，母亲的前面有两个哥哥。我的大舅不幸在五十多岁时死于食道癌，小舅舅在十多岁时便加入了新四军，一路作战，辗转到了福建，之后便在福州成家，生下一堆儿女，是姓沙的家族里混得最好的。
母亲虽是老幺，备受外婆宠爱，可惜生不逢时，连一天学堂都没进过，每天不是下地干活，就是洗衣做饭。母亲知道自己名叫“沙玉芳”，但笔画该怎么写，却不得要领。但千万也别因此以为我的母亲一无是处，年轻时的母亲是沙家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洋样精通。但不幸的是，母亲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为受苦而来。
母亲的苦难，始于她的第一桩婚姻。外公早在母亲出生之前，就将她指腹为婚许配给了自己结拜兄弟的儿子——杨东启。杨父在临死之前，曾拉着外公的手，恳求外公不要食言，一定要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否则他死不瞑目。濒死的杨父是了解自己的儿子的，除了这桩指腹婚姻，是没有人肯将女儿嫁到他家的——杨东启从小便热衷于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在杨庄镇早已臭名昭著。杨父利用外公的义气，为自己的不孝子争到了一个女人，却将我的母亲送进了噩梦的深渊。
母亲曾拼死不从，但终究拗不过脾气耿直的外公。外公甚至天真地以为：土匪也会对“压寨夫人”畏惧三分，他以为，以自己女儿的贤德淑良，加上以后有了孩子，杨东启一定会浪子回头的。
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的，墙上大洞连小洞，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禾烧的。他的眼盲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盲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
不幸的是，母亲结婚后不仅没有成为“压寨夫人”，反而成了“粗使丫头”、“人肉沙袋”、“兽欲发泄工具”等。杨东启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而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之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母亲结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本生性胆小的她，曾独自一人，多次在深夜穿过那片日军枪杀百姓、白骨森森的乱坟岗，哭哭啼啼地跑回家，给外婆和大舅看她满身的伤痕。所以那段时间，曾有人绘声绘色地传言：经常有个女鬼披头散发地从乱坟岗上飞快地跑过，边走边哭。此后，那片乱坟岗越发荒凉，野草丛生，除了母亲偶尔深夜哭泣着跑过，从未有人敢涉足其间。
多年多年后，每当母亲和我闲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冥想：把自己想象成母亲，被丈夫毒打后，黑夜不见五指，独自一人，边跑边哭，穿过冤魂游荡、鬼气阴森的乱坟岗……从冥想中醒来，我往往会不自禁地打个哆嗦：如果是我，我会怎样？我是否有勇气穿过黑夜和坟岗，等待天明，等待新生？
那时我的外公已经病倒在床，行将就木，言行没有了威信，杨东启唯一惧怕的人就是我大舅。大舅曾手握菜刀，跑到杨庄镇，到处寻找杨东启，要为他的妹妹讨说法。杨东启吓得在外躲了好几天。待风平浪静后，便于深夜潜入家中，对着母亲一番温言软语，求得母亲谅解。只是三五天一过，他的恶魔本性便再次复苏，母亲的日子又充满了暴力和泪水……总不能每天都跑回娘家哭诉的，何况大舅还经常外出做工。如果母亲常住娘家，大舅妈的脸色就会日日阴沉。母亲无路可走，只能在自己桎梏般的婚姻里忍辱负重，侥幸地等待浪子回头。
在母亲生下第一个女儿金莲后，杨东启开始流连于别的女人的床第之间，连他远房的年轻小婶婶也不放过，这在杨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母亲忍无可忍，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母亲拽回家，搜刮完母亲挣的几块钱后，将母亲蹂躏之后再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9年，其间，杨东启因流氓罪和盗窃罪蹲了两回监狱，当他第三次因打架斗殴致人伤残后蹲监狱时，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母亲才下定决心离婚。
为了抓住这段濒死的婚姻，杨东启从苦苦哀求到垂死挣扎，再到恐吓威胁，母亲都不为所动。她狠心地抛下一切，包括她与杨东启唯一的女儿金莲，义无反顾地从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中挣脱出来。两年后，母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开始了她从地狱到天堂的幸福生活。
3
逃出魔窟的母亲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那年母亲30岁，父亲32岁。据母亲回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对她好得不能再好的男人。尽管父亲时任公社会计，但依旧很穷，常年只能以玉米糊果腹，偶尔在粥锅里放一小把米就是大餐了。而盛粥时，父亲必定会把沸上锅沿的米粒捞给母亲；偶尔打牙祭吃一碗鸡蛋面，那一个炒鸡蛋必定都在母亲的碗里。父亲和母亲说话向来都是用征询的口气——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这样做好不好？……
父亲从不让母亲在冬天下河洗衣服，他宁愿自己去洗。北风呼啸的日子，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手套，却给母亲买来二两毛线，让母亲织一顶帽子戴，因为母亲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夜里，母亲的双脚冰冷似铁，他就抱在怀里暖着……父亲说，他要把母亲第一次婚姻所受的苦，用自己的爱弥补起来。
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婚后三年，母亲怀了两次，但两次都不幸流产，一次还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儿子。爷爷奶奶因此一度对母亲十分不满。母亲亦十分内疚和自责，父亲常常安慰母亲：“我们的孩子会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我相信要么不来，一来就是一个宝贝。”其实，母亲是明白的：这都是第一次婚姻给她的身体留下的“后遗症”，在杨东启的摧残下，她的身体早已一片贫瘠，没有一丝养分，所以留不住一颗生命的种子。
为了调养母亲的身体，父亲使出浑身解数。夏天去河里摸蚬子、摸蚌、摸螃蟹、捉鱼，回来亲手熬汤给母亲喝。冬天就用几斤面粉换来脆饼，用红糖泡着吃，那是当时只有孕妇或产妇才能享受到的“高级营养品”。
另外，农村人还有一套迷信的“求子宝典”，除了求观音拜佛祖，其中之一就是领养一个孩子，这样或许会给家里招来一个弟弟或妹妹。于是父母领养了邻村一户人家14岁的女儿，父亲给她起名叫美英。美英家里姐妹众多，她的父母十分乐意送掉一个“赔钱货”。父母却如获至宝，把无处宣泄的爱一股脑地给了美英。从此锅里的米粒盛到了美英碗里，计划中的布票给美英做了花衣裳和鞋子，父亲偶尔去镇上开会，也绝对不会空手而回，口袋里总是装回几颗水果糖。只是14岁的美英已经很懂事很顾家了，母亲常常发现给美英新置的鞋袜不翼而飞。之后才知道，是她偷偷带回家送给她的姐妹们了。母亲于是感叹：不是自己奶大的孩子，终归养不家的。
母亲一心要给父亲生一个孩子，于是四处寻求偏方秘方，大碗大碗喝下苦涩的汤药。看着母亲受罪的样子，父亲十分不忍，想办法买来一些那个年代十分珍贵的冰糖，当母亲喝下一碗药，眉头皱成一团时，他就赶紧塞一颗冰糖到母亲嘴里，母亲的眉头就慢慢舒展开来。有了这一丝甜，所有的苦对她来说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