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牛绳，我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学校读书去。1955年8月末的一个午后，我独自一人去学校报名，那时这一带方圆十里，只有两所小学校，一是采石小学，二是陶庄小学，到陶庄小学路近，所以我选择了陶庄小学。
陶庄小学离我家有三里路，出门向西，我穿行在田间的小路上，经过了一村又一村，穿过了一个田冲又一个田冲，再横跨一道铁路，上了一个大土坡，但见一座庙宇在前，心想这庙宇莫非就是学校。
只见庙门敞开，我径直往里去，一个不大的庭院，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树叶。我正想找人呢，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没等我开口，那人便向西一指说，报名在第二道门里。我走进那屋，只见两个孩子在报名。等他们走了，我就看着那老师，可他半天不说话，我正准备报上姓名，他问我是哪地方的。
“二大队的”，我回答。他茫然，张着嘴不说话。
我告诉他：“才改的，安民初级社改的，红旗高级社二大队。”他记下了，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周涛。
9月1日我起了一个大早，估摸着不到8点，就到学校了。今天学校的环境和气氛与报名那日相比，大不一样了。操场上升起了一面红旗，那就是国旗，五星红旗！校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各年级的学生纷纷到校，他们脖子上都围着红领巾。学校门口的一旁，站着一位老师，他面带笑容，迎接学生返校。学生们各自向老师行少先队队礼。我夹在他们中间，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也学着他们的举动，并喊着：“老师早”！老师笑着把我拉向一边，他问：“你是刚上学吧？”
“上一年级，还没发书呢。”我急忙回答。他告诉我，加入了少先队才敬队礼，没加入少先队，行鞠躬礼，并分别做了示范，我立即向老师敬了鞠躬礼。
后来，我知道了那位教我敬礼的老师，就是刚上任的校长张家治老师，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在我四年级的那一年，张校长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到北京参加了群英大会。
这里话又说回，我在老师的指点下，进了一年级教室，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大教室大到能坐两百个学生听课，可这里只放了大约二十张课桌，今天到校的只有三十多个学生。教室的南端兼做通道，过往行人来去匆匆，不时有学生回头张望，一切熟视无睹，不足为怪。后来听说，大教室是这座庙宇的大雄宝殿。解放了，新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把庙宇改做了学校。
我刚坐定没有一会，一位老师抱着书进了教室，后面跟着一位老师，也抱着书，他把书放在讲台上，立马离开了。这先头进来的老师上了讲台，正要说话，只见他突然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嗓眼，从他口里发出“咔、咔、咔”的声音，他的手放开了，两个眼球翻向屋顶，又转了两圈，很快他的眼睛平视了，他扫视了一下大教室从容地笑了。
学生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恰在此时，教室外传来了钢铁相互击打的声响：当--当！当—当！声音很响，学生们齐刷刷地回过头去，想看个究竟。老师一急，嗓门里发出了响亮的话语：“那是在打上课铃，连续两声是上课铃，一声是下课铃。”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声怔住了，又刷地回过头来，教室里所有学生的目光都投向了老师。
老师又喊着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让我们每人领了两本书，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算术。我捧着两本从未翻动过的新书，阵阵纸张的清香味和油墨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我情不自禁地把书湊到鼻子下闻了又闻，内心激动无比。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没有多少人在读书。现在算起来，那时适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十。我应感恩父母，可我却未曾言表。然而，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好好上学，有了文化将来不吃亏不上当。”现在我可以告慰母亲：孩儿心中亮着呢，母亲，您地下有灵，歇着吧。
老师告诉我们，他姓陈，叫陈成，是教国语的。他叫我们翻开课本的第一页，我看到页面上有画有字，画上有房子，还有大人、小孩。
老师问我们这画的是什么呀？大家齐声回答是房子！接着老师又问房子做什么用的呀 我回答房子做了学校。
老师说：“很好，画中的大人是老师，孩子就是同学。”老师告诉我们：“下面的字就读学校、老师、同学。”这下子同学们都读开了，有的大声地读，有的小声地读，读的摇头晃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