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彭生原本想和爸爸一起为爷爷守孝，等给爷爷烧完“五·七”纸再回秦台的。可是姐姐不让。姐姐说形式是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质。社会上天天批判“形而上学”，你就长点记性吧。你知道奶奶爷爷一生的愿望是什么，现在老人家都不在了，咱家的瓦屋靠谁来盖？如果你不学点本事在肚子里，将来自己连狗窝都住不上，祖父母的夙愿靠谁来完成？靠谁来实现？
王雨生又一次行使姐姐的权利，在家里守孝三天，给爷爷圆过新坟之后，硬押着彭生回到了秦台。一同回来的，还有继母、戎生和皖生。
继母请的丧假还没休完，带着戎生、皖生走娘家去了，叫彭生一个人看家。山中没有老虎，猴子得了天下。规矩不复存在了，似乎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把平时要好的同学叫过来，彻夜地疯玩。
经温立焘倡议，其他同学积极响应。大家不在家里吃晚饭，而是每人带上一个菜到彭生家，喝彭生家的酒。大家怕把正房弄脏弄乱了，仍旧在防震棚里聚餐。
孙健民的父亲是政府招待所的厨师长，酒肉都好操兑。他带得最多，有荤有素、有凉有热。年龄最大的学兄王福龙，带了一大包白色的粉末，说是红薯淀粉，由他进行工艺指导，给大家做一锅凉粉吃。李惠晨是回民，带来的是羊杂碎。大家端出盘子来，拾掇了一大桌子菜。
任广福因为回到原籍首羡镇读书，没能参加那次就餐，大家都觉得非常惋惜。广福的父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在秦台上学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光顾一下熟肉车间。大家热衷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的书包里，总有一个油腻腻的报纸包，里面包着方子肉、猪肥肠、心肝蹄膀、猪尾巴啥的。如果他在场，餐桌会更为丰盛。
彭生不光把爸爸的存酒搬出来一箱子，还把爸爸平时的剩烟翻出来，挑唆同学们学坏。彭生家祖传不抽烟，散了酒场之后，继母就把散包、整包、半截的、被酒或菜汤浸湿的烟卷，扔到一个苹果篓子里，已经存下小半篓了。烟卷的牌子、包装和内容都不一样，花花绿绿的，任挑任选。
袁艺在厨房里，按照福龙的指导程序，把水烧开，倒上一些白色的粉末，用勺子搅拌。福龙说，只要把水烧开，稍微搅拌一下，锅里的水就会黏稠，离开火加上凉水，凉粉就做成了。他说带来的料子够做三回的，可是直至把粉末全部倒净，锅里的水依旧是稀的。孙健民、李惠晨都是厨艺世家，门里出身，不会通三分。大家把他们请过来，询问症结所在。他们也是一脸迷茫，张飞看绿豆，大眼瞪小眼。还是袁艺舀起一勺汤，放在嘴里尝一下。幸亏汤是热的，他小小地嘬了一口。汤水一沾舌头，他的五官就错了位，嘴也张不开了。
福龙带来的是碱粉，不是淀粉。大家没能品尝凉粉的美味，却害得袁艺好几天食不甘味。
这是他们第一次避开老师和家长，偷偷地喝酒抽烟。虽然这样英勇的壮举还不足和陈鹰飞媲美，也算是偷吃了一回“禁果”。后来步入社会之后，王召明、张大忠、温建立、刘敦林、王勇、王凯歌、李新、蒋亚智、孙华强、孙家福的酒量很大，吹嘘喝酒如同喝凉水。说什么半斤八两漱漱口，一瓶两瓶不算酒，要想叫我扶墙走，怎么也得三斤酒。王坤建、温立焘、李惠晨都是烟鬼子，一天消耗三四包“小白棍”。都是那一次喝酒抽烟没节制，把潜力开发到了极限。王福龙、袁艺、张广才、刘敦振、段维竟、赵心安、俞文明、李文东、王永胜、吕卫东、侯晋楷、宋全庆都是二流角色，也是一斤半的水平。只有孙健民一人不烟不酒，像周敦颐笔下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王彭生喝酒的水平倒是可以和一流水平的同学一较高下，不过得喝啤酒。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啤酒王子”。
小小的防震棚，烟雾缭绕，酒气熏天，烟酒味好几天都没散净。参与那次聚餐的同学，三天后打嗝儿还带着浓浓的烟酒味。他们一进教室，女生就开始捂鼻子，好几天呼吸都不顺畅。
王彭生家的防震棚，依然是这群大龄少年的伊甸园。他们吃完晚饭，还好聚到这儿来谈天说地，继续戏台底下掉眼泪，为古人分忧。
雨生回到秦台以后，在她的集体宿舍里加了一张单人床，把文生接过来一起住。文生已经读初一了，她还像以往一样，平时不太显山露水，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可能是孩子大了，开销相应增加，妈妈要把她送回到爸爸身边。不是经济上承担不起，而是觉得替爸爸花钱，心里觉得冤枉。爸爸家天天有酒场，人声嘈杂，不是学习的理想环境。雨生把妹妹接过来，由她亲自照顾妹妹的生活起居，让妹妹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中秋时节，仍然是昼长夜短。彭生没有参加值日劳动，用汉语拼音在《班级日志簿》上写下第几组值日、晚自习照常到校、无人请假等几句简单的话，算是给老师的例行报告。师范班的学生比较崇拜班主任老师张为和，还有物理老师蒋秀华，政治老师朱锡强，语文老师郝立德。写班志无非是应酬官差，不写也没有人追究你的责任。但是，师范班的同学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值日的时候顺便做了这点“功课”。诘难老师也是委婉进行，无伤大雅。不像医士班的同学，去医院看完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的人体标本，稍懂一点医学知识的皮毛，就在《班志》上绘画局部的人体构造图，并注有直白露骨的文字说明，吓得女同学不敢翻看《班志》。
王彭生回到家里，太阳仍然悬挂在天上。满天红霞映着一塘碧水。几个小朋友把捉来的雌蜻蜓，用细线拴在一截可手的枝条上。手持枝条来回舞动，诱捕它们的异性同类。嘴里还念念有词，嘟囔着“那边有鸡叨，这边蚊子多……”好像蜻蜓是外语系的博士生，能够听懂人类语言似的。
碧水塘里，邻居杨加军正带领一伙子社会青年，在池塘里摸鱼。他们赤身下水，游到水塘中心，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呈放射状向外扩散。扩散到一定的位置，围成一个硕大的圆圈，搅起塘底的黑泥，用双手使劲拍打水面，把鱼儿吓晕了、震懵了。他们一个猛子栽下去，把钻进稀泥里的鱼儿逮上来，就像丽江里的鸬鹚一样。每一次浮出水面，他们的手里拿着鱼、嘴里噙着鱼；腰间的布袋里鼓鼓囊囊的都是鱼。见猎心喜，彭生也想涉足下水，和池塘里的游鱼鏖战一番。可是塘底满是坚硬的苇茬子，他被竹柳茬子扎破过耳朵，对水下的苇茬子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地和它们亲密接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晚上，王彭生和同学们再次聚首防震棚的时候，感觉到了压抑，好像大家都有了心事。明年就要毕业了，结束学业意味着步入社会。他们都还涉世未深，对社会既是十分地憧憬和向往，同时又心存畏惧。步入社会是迟早的事，谁都不可能当一辈子学生，从出生到终老，一生一世都呆在象牙塔里面。只是这群小伙子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马上就要长成大人了。
一个国家，还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一个脑袋考虑问题，一个作家创造精神文明。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就是八个样板戏，一张报纸、一本杂志，确实是单调了一些。
聪明智慧的劳苦大众，在高压下发明了很多哑语和暗语，悄悄地评论着国家的时事政治。譬如说秦台，人们摸摸耳朵，大家就知道是在说“联司”，大家亮亮火柴或打火机，大家马上会意是在谈论“炮联”。伸出四个手指头，不再是战争年代的“新四军”了，而是特指中央那四个“上海帮”。
防震棚里，大龄少年们也在热议这种现象。他们已经学过或听郝老师讲过有关“周厉王”的故事，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洪水一旦漫过大堤，就会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幽幽众人之口，是什么样的堤坝都阻挡不住的。而且众口可以烁金。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周厉王就被暴怒的灾民给打死了。
社会上升学不论成绩，参军不讲身体素质，选拔干部不考察品行和能力，全凭当权者的好恶。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鉴定一写，章子一敲，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有些大队支部书记，以升学、参军、招工、提干为诱饵，诱惑女知青和农村女青年，对他大表忠心。表完忠心还要奉献青春……总之，不论干什么，无需考究才德如何，全凭社会关系。秦台人把有关系的称之为“得人”，没关系的就是“不得人”。“得人”的人毕竟是少数，少数人却操纵着社会舞台，掌控着大多数人的命运。
“五八年”吃食堂的时候，就传唱着这样的顺口溜：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队长会计用碗挖。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之下，社会有所进步。干部的脑袋也越来越聪明。他们把装化肥的袋子浆染一下，可以做成比较时髦的服装。贫下中农口口相传着有别于“五八年”的顺口溜：大队长、小干部，一人一块尼龙布。前边是“日本产”，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久而久之，积怨甚多，就出现了“大李庄”那样的“猛士”，制造出超过“打虎将”武松的轰动事件。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得人”的人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说是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闲酒，因为关系好，兴致高，喝得时间长。室内空间太小，透气性又差，燃烧煤球炉释放出来的一氧化碳气体越来越多，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就麻痹了人的大脑。一起喝酒的十几个人，全都是“煤气中毒”，全都被拉到了火葬场。
赶上火葬场的好行市，得病、触电、喝农药、上吊、出车祸和正常死亡的人，像事先约好的一样，都在那一天到火葬场集合。中煤毒的人来得晚了，只能在后面排队。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父亲是个当官的，属于“得人”的人。他父亲托关系找到负责人，把他儿子悄悄地挪到前边去，提前火化了。排在后边的人沾不上光，惆怅无奈，只能慢慢地等待。在等待之中，冷风送来了氧气，渐渐地稀释淡化了他们体内的一氧化碳，他们又活了过来……
王彭生和他的同学们初次聚餐的时候，就说了很多类似恋人那样的甜言蜜语。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断了骨头连着筋。后来“同窗、同乡、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人，又被列为“特铁”的关系。只要曾经在一起读过书，便注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任谁也摆脱不了的。
今天，他们又效仿陈胜和吴广，辍耕于陇上，环顾左右曰：“苟富贵、勿相忘”。他们之所以加重语气，反复强调今后的团结，暗指的是王彭生和侯晋楷。彭生的父亲王义轩是“联司”阵营里的中坚力量，大红大紫的人物。侯晋凯的爸爸侯礼是“炮联”的作战部长，核心人物。
到底是一岁年纪一岁人，大一天就有大一天的见识。年龄最长的王福龙认为，“联司”和“炮联”都是一些小帮派，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产物”，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迟早要被历史潮流所摒弃。二位老人家都是“老革命”，都是共产党员，都打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最大、最有实力的一派。全国各个派别，最终都要靠到“共产党”这一派上来，二位老人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小字辈，不管老一辈人如何，紧跟共产党就是正确的，紧跟共产党才会有前途。
金蝉的幼虫破土而出，褪去身上的硬壳，就能展翅翱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蜕变”。茧蛹咬破茧皮，羽化成美丽的飞蛾，可以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蝶变”。凤凰浴火重生，称之为“涅槃”。人类的灵魂得到升华，称之为“脱胎换骨”。总之，变化之前是丑陋愚昧的，变化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变化之后提升了档次，是非常美丽的。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是中国浴火重生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的支持下，果断地对“王张江姚”采取了非常措施。潘多拉的匣子被关闭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央宣布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四人帮”被粉碎了。
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中国就像古时候的洛阳城。古洛阳因为左思的《三都赋》，纸价暴涨。当今的神州，因为打倒了“四人帮”，螃蟹的价格一再飙升，仍然供不应求。家家都买三公一母四只螃蟹，或蒸煮、或油炸，佐以姜末，料酒老醋，就着高粱烧大快朵颐。
王义轩非常高兴，猛喝老酒，狂嚼螃蟹。他在佐料中还多加了葱末、蒜末和姜末，山东人做菜好放这三味佐料。说是不放葱姜蒜，味道少一半。不过他了解秦台的情况，隐隐感到自己会有一场变故。所幸父母都已作古，这事惊扰不了他们了。倘若二位老人健在，听说宝贝儿子摊上大事情，没病也会被吓死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年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了7月份，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职务。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使中国得以走上正确的轨道。
秦台中学的老师很有先见之明，“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们没等上级的指示到来，就开始狠抓教学质量。
秦台中学的一二把手都姓厉，革委会主任是厉心昌，副主任是厉颖，老师和同学们都叫他们“厉校长”。这两位领导都有口吃的毛病，一把手语速慢，二把手语速快，同学们背地里管他们叫“快慢机”，偷偷地模仿他们说话。厉心昌校长离任之后，厉颖校长接替了一把手的位置。上级在行文中改变了称谓，是名符其实的校长了。不久厉校长离休了，由原来的政教处主任高大林接替校长职务。秦台中学又恢复了昔日的荣耀，高考升学率高达90%，仍然是江苏省的重点中学，学校大门上重又挂上了原教育部长陆定一同志亲笔题写的校牌。
秦台中学的秩序恢复了，没有人再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学校开始提倡学习文化知识，但并不强迫任何人。想学的人刻苦认真，不想学习也不勉强，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
到了1977年暑假，王彭生和他的同学高中毕业了。那一年恢复了高考。到了年底，同在一个屋檐下读书，同一个师傅教授的同学，有了不同的变化。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拨人马是天之骄子，恢复高考之后考取了大学。有郭海波、王红军、高坡、张琪、李缔华、张广才、张丰城、徐晓平、林枫、张新建、史先功等10多个人。
第二拨人马是光荣鲜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投笔从戎的同学有张大忠、孙健民、温建立、温立焘、孙华强、刘敦林、贾林宽、陈清林、吕卫东、任广富、陈福来、王士勇、王永胜、陈良、姜春阳、蒋慎玉、赵平、吴世军、马海军、王波、王凯歌、侯晋楷、王召明、许阳、韩丰、范洪生、史瑜坤、周新华、马公社、李文东、赵玉民、崔小平、吴桂平、周爱红等人，穿上新军装，英武帅气，很让人羡慕。
第三波人马，是家中的长子长女，要么就像王彭生一样，其他姊妹的户口都在农村，或是哥哥姐姐已经下放，符合留在城镇的条件。由市委“知青办”发给“不予下放证明书”，等待分配工作。有张静、高颖、包敬民、曹光宇、刘超、李惠晨、俞文明、张建、宋全庆、顾鸣康、任玉娟、杨冬梅、陈小沛、陈玉红、张芹、李金花等人。王福龙、程守君直接留校就业了。
第四波人马人数最多，是下放到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有袁艺、李新、于磊、张仲伯、陈丽、孙见仁、伊素英、周美华、董琦、张兰、朱玲、张醇、杨剑明、罗彩霞、魏淑霞、郝华丽、刘晓霞、陶红、赵洁、王惠君等一大批人。
刚一步入社会，他们就被划定在不同的区域范畴，注定他们会有不同的机遇。人的能力不一样，机遇不一样，前程也不会相同，因而会撰写出不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