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三种境界
读到一位大学同学的文章。她说，自己的文学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可称为三种境界。
第一阶段是受压抑时的自我排遣，年轻时的多愁善感和情感发泄，其载体是日记和诗。
第二阶段是随心所欲地作文，偶有所见、所得、所感，便记录下来，自然天成，不加雕琢，就像内心流淌出来的水，以真实为第一生命。于是，文章有了灵气，有了风格。但由于不加用心，没有呕心沥血的营造，因而多是散文小品、随感杂记，虽够得上文学，但称不上艺术。
第三阶段是真正的创造。就像建筑师盖房子，工艺美术师雕琢器物、画家创作大幅油画或长卷。这是遵循了艺术规律、经过了生活的沉淀，精心制作的作品，是无数个日夜聚沙成塔的结晶，是经过了失败、痛苦、折磨，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不断升华而获得的果实，是作者从心里掏出来奉献给社会的礼品。这才是文学家应当追求的境界。
沉湎于自我安慰、满足于自我表现，得意于灵感小品，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创作，只能说是发泄。当然，发泄是文学的最初动力。
目前，本人处于第二阶段。
（1992年5月）
事业型记者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型”记者，那么，你的生活态度和职业追求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并不高，不挑剔、不奢华，乐观、随和；你自认是个普通人，不自负，不自满；你的长处就是肯吃苦，肯深入实际。别人不愿去的，你去；别人认为油水不大的，你却在那里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因为很多素材来自生活、来自一线，所以你的作品才有厚度、有深度、鲜活生动。
那些冬南夏北的“候鸟型”记者，那些雇佣军式的“三包”型记者，那些出入豪华宾馆、车接车送的“宫廷型”记者，那些老在家里待着、只会跑机关、编材料的“居家型”记者，那些热衷于“洋”味、总是赶浪头的“新潮型”记者，是很难写出饱含着生活原汁原味的好作品的。
对别人趋之若鹜的事情，你淡然；对于别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你关注。你专拣苦差事，诸如：太冷、太穷、条件太差，有危险，一个人不敢去，离家太久，等等，这些都不能成为阻挡你的理由，也不是你取舍去留的标准。你以是否取得最有价值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为准则——这是一个“事业型”记者的基本要求。
不知不觉中，你拉近了与土地的距离，你加深了与普通劳动者的感情，你有很多社会各行业的朋友，你对生活了解得更多，把握得更透，因而写出的作品也就更有深度和力度——这就是你为什么最终能够在成就上胜过其他类型记者的根本原因。
（1991年10月）
渴望
“茫茫人海，总是寻找，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这首歌词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有志向的人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满足、求上进的精神追求。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寻找。我想找到这样一个场合，一种机遇、一项事业，不管为其付出多少我都感到乐在其中。一个集体，大家齐心协力，合作愉快，事业成功的信念和成就感不断激励着每一个人。没有谁为一己私利破坏这种和谐，大家都被一种卧薪尝胆的创业精神鼓舞着，最终走向辉煌，成就一番事业。这之前，是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这之后，即使失去也心中泰然。
在记忆中，那种尽情挥洒的喜悦、那种专心致志的投入、那种励精图治的拼搏，在我上中专学画画时期、在香港从事新闻报道时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体验过。但从香港返京后，我就感到被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压抑着，被一些繁杂琐碎的事务缠绕着，被许多钩心斗角的紧张包围着，被不得不忍气吞声的痛苦折磨着，如同经历着某种炼狱。
我在寻求解脱。我希望个人的愿望、想法能够得到实施，我希望我与我的上司兄弟般相交相知，配合默契；我希望我的下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够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工作才能出成就。我想，当年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在延安的窑洞中，我所在的刊物在创办发展的初期，就有那么一种朝气，一种氛围，一种精神。现在，似乎没有。
创业者们往往都经历过苦闷和寻找，那是一种由低向高的攀爬。一种新生事物的崛起，需要一批有理想的斗士，需要一个好的领班人，这几种条件凑在一起不容易：领导者心中有远大目标，但又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虚心求教、周密计划，对内外环境和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同时对目标坚忍不拔。大家对事业的痴迷达到了宗教的境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乐此不疲。有了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团队，没有理由不会成功。
我渴望那样的机会，渴望那样的境界，渴望那样的奋斗，渴望那样的成功。我想，只要不断期待着、寻找着、努力着，这样的机遇总会到来。
（1998年10月）
祈祷
年逾不惑，渐渐的，对个人努力的作用看得轻了，更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感到人生处于一个低谷，运交华盖，诸事皆不顺。想换个环境，想再有一番作为，但种种努力均化为云烟流水。无一事不蹉跎，无一事不挫折，搞得心灰意懒。感觉愈来愈步入一个泥潭，一个深渊，感觉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而在别人手中捏着，靠自己已无能为力。
于是想到了上苍，想到了神灵，想到了拜佛、烧香、祈祷、请愿，期待冥冥中的力量可以帮助我。
以往我游览过不少名山古寺，但从未虔诚地拜过，更不用说烧香、下跪、叩头，但三天前我却真的去拜了。
10月8日，我专门去了雍和宫。这是在京城所能找到的距离最近、名声最大、香火最旺的庙宇了。
走进这座方圆千米的藏传佛教庙宇园林，立即觉得神清气爽，似乎已经脱离了凡世尘俗，自然升起一种需要，把心中的苦、心中的愿望向佛祖诉说。从第一座供奉弥勒佛的大殿，到最后一座用一棵白果树雕刻成的十八米高的大佛，整座雍和宫数十间殿堂、成百上千尊佛祖、罗汉、神仙，甚至阎王，能拜的全拜了。我请了一盒香，几乎是逢殿即烧香，遇佛就下跪，且三跪三叩，口中念念有词。拜完了，就像做完了一件大事，感觉心里舒坦些。
虽然不是周末，但来此烧香的人并不少。有年轻姑娘，也有壮年小伙，有形单影只，也有成双结对，还有不少来自南方、港台的。滚滚人流前仆后继，在大佛大庙的蒲团前，人们排队依次顶礼膜拜。每个殿前置一巨型香炉，一盏盏小小的酥油灯供人们燃香。
近年来全国各大寺庙香火颇盛。由于社会变迁，人们的升沉福祸变化加剧，意愿诉求也比以往更加丰富多样。人们越来越感到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祈求天助神佑，便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想法和做法。雍和宫大殿内香烟袅袅，香火鼎盛，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走出雍和宫，仍可闻到浓浓的香烟气息。回头远远望去，在秋天的傍晚，紫霞环绕于金瓦红墙之间，似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
（1998年10月）
坚持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有利的情况和主动性恢复，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意思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这为许多事实所证明。
而今，我和我所在的公司就处于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互相鼓励，勉为其难地坚持着，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坚持一下，决不能在黎明前倒下！
中国证券市场已经熊了两年多，股指离最高点已经跌去800点，许多股票已跌得面目全非，因而我们这个以证券产品为生存方式的公司，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亏损严重，债务缠身，人心涣散，但我们仍在坚持。
老板说，他办公司10年，从来没有这么困难过。
三年前刚来公司的时候，股指在飞涨，网络概念横行，老板野心勃勃，要在美国上市，做世界头号资讯公司。公司上下人声鼎沸，又是“研究所”，又是“拓展部”，又是“英文部”，又是“电视部”，摊子铺得很大，业务扩展急速，一派“大跃进”势头。100多号人，每月的开销100多万，而赢利点在哪里？没人说得上来，几个过去的传统小项目最多每年挣几十万，除去开销，所剩无几，其余多数部门和项目是干花钱，无进账的。
其实，即使股市不熊，公司也会熊下去的，因为这种架构很不正常。没有赢利模式的公司，是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的。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光怪公司决策者，也有客观原因。因为公司要在美国上市，美国人答应先给80万美元，再给500万美元，但要按照国际标准设置公司架构，于是，上面那些不着边际的部门应运而生。然而，网络概念破灭了，美国人的钱不给了，留下了一个大摊子，像一个恐龙怪胎。
于是，在以后的两年里，随着股指下滑，公司在缩减。从办公面积、业务内容，到人员结构、费用开支，全面缩减。直到现在，只剩下30余人，许多人还不拿工资，仍难以为继。
随着公司的衰落，本人的地位却在上升。原来公司领导层有一大群人，本人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两年他们陆续全走了，只留下我还在坚持。我想，只有经历过危难时刻，才有资格享受胜利的果实。抱有必死的决心，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不知还能撑多久，只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尽人事而已。不是没动过走的念头，也不是无地方可去，只是觉得不仗义，同时也心有不甘。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我非要等到最后。
来深圳三年，深深体会到市场经济的残酷。人与公司的起落沉浮竟这么快，这么大。没有经历过风雨，就见不到彩虹。经历过，坚持下来，最终取得应有的收获，才有资格说，我成功了。
所以，要坚持，再坚持……
（2003年9月）
一个男人的自省
晚九点，在外面某酒店吃了饭，骑车回到家。
推开门，见儿子在地上摆弄着一堆玩具，玩得正专注；妻合衣坐在床上看会计考试的资料。电视开着，正播放一部警探片，“哇哇”的狂叫声、警车的鸣叫声响作一团……
这是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宁静的港湾。长期以来，每日往返于家庭和办公室之间，早已习惯了这个环境、这种氛围，甚至有时会产生厌烦。然而今天，由于某种特殊的心境，突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触，第一次有了某种愧疚和自责。这是一个有家室、有妻儿的中年男人，感到在社会上混得不如意、混得窝囊的一种自责，有一种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老婆的惭愧。以往我对自己也有过种种反省，但那多是作为一个人，对自我的剖析和督促，不涉及妻儿；而今的这种感觉却首先是为人夫、为人父，没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些的惭愧。
“这就是你的家吗？这个窄小、破烂的小屋，瞧瞧这破旧家具，这九寸的小电视！快40的人了，你是怎么混的？你自己倒也罢了，让老婆和孩子也过这种日子，你不觉得自己太无能吗？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但你是见过世面的，知道许多别人的生活，看看那些不如你老婆和孩子的人，过着像公主王孙般的日子，你不觉得丢脸吗？……”
假如说以往我常常以洁身自好、安分守己、穷且益坚、淡泊明志之类的字眼儿来聊以自慰的话，而今晚此时，我却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我要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为妻儿挣得一份扬眉吐气的地位和家业！
说起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却是件极不相干的事情。
一个多月前，我接到一个日本电话，是一位中国留学生X女士打来的。半年前我访日时曾到她家做过客，现在她请我帮忙。她在南方某市的父亲因经济问题被关进监狱，判刑11年。她说，其实是她父亲因为承包企业，拿了应得的奖金。我找到同事加律师S先生，他要价很高，给钱才干，而且是大价钱。我转告东京的X女士，她表示愿意出钱，只求老父能出狱。
于是，我就成了这桩法律案件的中间人，信息由我传递，双方的契约由我斡旋达成。其实，我处于一个极有利的位置，只有我知道双方的底牌，假如换个人，会利用这个位置捞取一点儿好处，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会轻易做到这一点。
然而我不能，我不是个生意人。意识到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恼火，谈不上清高之感，只感到自己无能。首先，我不会撒谎，只会如实转达双方的诉求；其次，我张不开口找别人要钱，而宁愿无偿为别人提供劳动；再次，我更怕承担风险，不敢放开胆子干。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凡牵涉到利害关系，便从心理上恐惧，躲得远远的，宁愿做个问心无愧的好人。然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年头好人无用。一千个好人不如一个能办事的“恶人”更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历史是不以好人、恶人来论成败、论英雄的。想办事的人不找好人而找能人，宁可对方黑心也要去找。有求于人的人其实很可怜，而被求者所要求的一切都尽力满足，满足的同时还十分崇拜他。仅仅报以廉价的同情，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最终人家会瞧不起你。
前不久，我将委托人寄来的一万元人民币交给S先生，他往南方跑了一趟，短短两三天，花了六千多，费用高得惊人。我很担心钱花出去事办不成落埋怨，觉得自己出于好心卷入一场吃力不讨好的官司，不太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