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伊斯梅尔·卡达莱这部小说，讲述两个门外汉异想天开寻找荷马史诗的故事，其灵感是源于米尔曼·佩里的事迹。小说贯穿的情节线大体是按照这段逸事编织的。身为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目光显然被那个饶有意趣的现象所吸引，“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延伸至南斯拉夫西南部黑山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仍在产生类似荷马史诗的诗歌素材，熔铸史诗的最后遗存”，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寻根派”题材。他的小说《梦幻宫殿》（1981），也写到阿尔巴尼亚的家族史诗，“像月亮的背面那样神秘、陌生”，标示着“厄运”和“死者的影子”。古典学学者、民俗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煞费苦心的探索，在小说家笔下被赋予某种“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是卡达莱的创作给荷马研究注入的一点趣味。《H档案》对荷马创作机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米尔曼·佩里的研究。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艺术的想象及陌生化效应，不乏奇情异彩，确也显示“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一种书写方式。将古典神话置于现代语境，在坚固的学术壁垒上撬开一道缝隙，欲以窥见“盲诗人”再现的一缕阴魂，这正是小说家的权力。
二
《H档案》不长的篇幅嵌入多层主题，显得迂曲而敏感。除了寻找荷马史诗这个主题，还有作家关注的巴尔干半岛政治和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等主题。这些主题的紧密编织，反映其创作根植的土壤和深层次背景。
伊斯梅尔·卡达莱于1936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山城吉诺卡斯特，就读于地拉那大学，曾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梦幻宫殿》的译者介绍说：“他的《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和《山鹰高高飞翔》等长诗曾获得过恩维尔·霍查的赞扬。可见，他曾是一位多么风光的‘党和人民的诗人’。”
他的历程和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诺曼·马内阿等人较为相似，曾以诗人的激情拥抱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世界观和审美意识的转型，陷入“萨米亚特”（非正统意识形态出版物）式的写作，进入孤独的流亡状态。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恩维尔·霍查掌权下的阿尔巴尼亚度过。为获得创作自由，他于1990年移居法国。他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金字塔》（1992），以公元前2600年的埃及为背景，讽刺了霍查对雕像的迷恋。这位作家的题材相当开阔，诸如苏丹奥斯曼帝国（《梦幻宫殿》）、索古一世的阿尔巴尼亚君主国（《H档案》）、法老时代的埃及王国（《金字塔》）等，足见其想象力之活跃。而他处理题材的方式，则显示对极权的持续关注和兴趣。早年诗歌描绘的那只“山鹰”似乎并未离开故土，而是在那儿飞翔盘旋，啄食记忆的腐尸。
作为一名讽喻作家，他的创作根植于自身的经历和文化土壤，也显示一种观察的距离。对卡达莱这样的作家而言，流亡者与其故土之间的关系，仍取决于讽喻的视线与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必要的，出于对语言和美学范式的自觉，在流亡前就已形成，在流亡后也仍将保持。可以说，讽喻是一种距离的美学。它所制造的与其说是愤激的悲剧，毋宁说是谐谑的喜剧，或者说是某种类型的轻妙的悲喜剧。
《H档案》是一部讽喻小说，将类似于“寻根派”的主题和政治讽喻的主题联系起来，带有轻快的戏谑色彩。两个寻找荷马史诗的外国人，初来乍到就被当作间谍，受到严密监控。从职业密探、车站搬运工到宾馆经理，都要汇报监视情况。身为本地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督还抱怨道：“那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选择N城这一带从事他们那些令人费解的名堂？”总督的这句话像喜剧台词，暴露了角色的荒谬。作为极权统治的代理人，总督与其属下一样，不过是颟顸自负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除了执行上级指令，对事实真相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禁要问，总督对其辖地上的山民歌手和文化遗存难道如此无知，从未听说有关荷马史诗的传言？小说在这个方面的描写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官僚体系的某种本质：一群文化上的“村俗汉”，恐惧外部世界，习惯于把外来者当作是危险的间谍和颠覆分子。而总督夫人则是另一种“村俗”类型，抱怨外省封闭乏味，对来自文明世界的访客怀有想入非非的欲望。两位“民俗学家”的探险之旅，便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中展开，出现了荒唐的误解和错位，使得荷马史诗这个主题染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色彩。
这个叙事模式打上果戈理的外省喜剧的烙印：外来者闯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引发一连串闹剧式的荒唐无稽的反应。《H档案》中的N城，犹如《死魂灵》中的NN城，一个微型的外省世界，连头面人物的晚宴和聚会也如出一辙。卡达莱对这个模式的提炼颇有心得，正如布尔加科夫、诺曼·马内阿等人的创作。他们从果戈理的“史诗”剥取喜剧的独特形制，在讽刺性的忧郁中培植幻觉和笑料，其美学上的关联也是基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构性，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片土壤的政治文化给讽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灵感。虽说巴尔干半岛不同于东欧，极权主义程度也不完全相同（按照南斯拉夫学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的说法，阿尔巴尼亚的“极权主义专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标志极权的社会特征及其文化禁锢的力量却非常相似。《H档案》的故事时间是1933年，属于“鸟国王”（索古一世）统治时期，读来也不觉得隔膜。好像历史并无明显区分，那些笑料和闹剧是在同一具腐尸上繁殖出来的。
《H档案》让人看到对果戈理模式的继承、改造及后现代式处理。讽刺无疑是辛辣的，线条相对粗一些。叙述多以蒙太奇式的剪辑完成，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在文本中形成密探即叙事者的视角，写法较灵活。不过两个外国人和N城的关系毕竟是不紧密的，因此可以看到，外来者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喜剧式互动并未构成叙事的主线（其主导动机还是寻找荷马史诗），而当荷马史诗的主题逐渐占据首位时，喜剧性动机减弱，故事场景转移到了野牛客栈，原有的框架似乎出现松懈。作者的解决办法是在叙述中又揳入一个主题，即“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矛盾导入。应该说，这个派生的主题并未造成游离，实质是加强了戏剧性冲突。隐修士弗罗克带人袭击客栈，所有的设备都被捣毁（尤其是那台录音机），这是故事高潮，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就在这儿打了个结。讽喻性喜剧变成了一出悲喜剧。
情节的构想是机智的。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能否消化那么多主题，或许另当别论。所谓“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不仅涉及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族群矛盾，而且还包含“伊利里亚的族源”或“阿尔巴尼亚人文起源”的命题，内涵较复杂。米尔曼·佩里的调查也许有缺漏，未能顾及“希腊—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叙事的原初构架”，小说作者对此加以补充，试图展示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存在及境遇，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插曲式的叙述略有些仓促，好像故事来不及展开就变成了一起事故，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也迅疾隐没在迷雾中。两位“民俗学家”的工作究竟是毁于意外，还是受阻于冥冥之中“荷马的报复”，这就似乎有点说不清了。小说的叙述含有多个面相，不提供固定答案。
乔治·斯坦纳谈起米尔曼·佩里的“伟大发现”，持保留意见，甚至认为南斯拉夫牧羊人在录音机前吟诵的英雄史诗，对我们了解《伊利亚特》的创作性质几乎没有一点帮助。他说，将荷马史诗与“录制下来的最好的民间诗歌放在一起，差异一目了然”。但斯坦纳的文章未能提供例证和比较，展示两者的差距，这未免有些遗憾。读《H档案》，那些高地民间诗歌让人感兴趣，例如，关于艾库娜背叛的歌谣和掌旗官佐克的史诗，尤其是四个版本的艾库娜，其中一个版本讲到她的丈夫，那位“遭背叛的慕杰，被迫戴着镣铐，用牙齿叼着松枝火把，照亮爱人欢愉之床”……
我们似有较长一段时间不曾了解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创作了。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几部小说被译介过来，填补了一点空白。不读《H档案》，我们多半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史诗遗存。是否有助于诠释荷马的创作机制，倒也未必需要马上得出结论。当那些山民歌手做出majekrah（翼尖）这个动作，在高脚油灯的光影里，奏响拉胡塔（lahuta）琴声时，那“乐器纯净的声音似乎要把听者引入一种包罗万象的梦境”，对此隐隐感到激动的，何止是书中的两位“民俗学家”。
无可否认，口述史诗首先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这是解开荷马之谜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到，所谓“荷马的报复”是要惩罚那些企图破解他秘密的人，而那位即将失明的“民俗学家”，在启程离开阿尔巴尼亚时，令人惊异地和民间史诗的韵律融为一体，像是注定要进入荷马的长夜。到了这一层，故事的底蕴、幽默和悲感，似是混合在一起了。
高地民间史诗，至少有些句子和荷马的句子是难以区分的。不知乔治·斯坦纳以为然否？例如，总督夫人随口背诵的那一句：
黎明之光从她斜倚的卧榻上升起。
2014年4月27日，杭州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