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知，体制可以扭曲一个人。如果它愿意，也可以扭曲一只狗，一只猫。都说教师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是对的；乐呵呵地与现行体制打成一片，那才叫怪呢！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被扭曲的同时，也能反抗这扭曲——有多少教师意欲突破“线段人生”，而在“作业技术员”和“灵魂工程师”之间低吟徘徊？遗憾的是，就整个教育界来看，这种反抗的范围还不够大，力度也还嫌弱。甚至在我看来，有些“教育专家”也不过尔尔！他们名噪一时，难免四处演讲，以致一介寒师若我辈者，也有幸听过几回。我不无惊诧地发现，在他们（以我所见为限）身上，你同样很难看见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有个“专家”甚至一再告诫听众，要有“感恩心态”。他的意思是：与历史相比，现在是够好的；教师做好分内的工作即可，对自己管不了的事，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他举出例子：有一天学生都嚷着热，他就把学生从教室带到操场上，然后让大家一齐骂太阳，看太阳能不能变凉一点——自然，太阳并没有变凉。
正所谓妙手偶得，这正是对“线段人生”的绝妙注释。
我以为，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特点，还不是上文所说的“思考是一条直线，永远通向未知”，也不是其“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而是他的自律道德。已故作家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最害怕的，是“生活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精辟！我愿意补充一句：知识分子跟人讲道理，也跟自己讲道理——他没法做到人格分裂。这方面的例子，从苏格拉底到鲁迅，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哮喘病人一口气念下来，肯定会昏厥好些次。王阳明有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识分子正是且行且思、言行一致的人。换个角度讲，则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化。纵然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这是屡见不鲜的，他也只会迂回前进，而耻于半途而废。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大概即指此吧。这么一来，则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气象，一种格局，看上去令人神往。这里有个例子：鉴于苏·卡门（钱学森的老师）在科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美国政府曾为他举办过一个授奖仪式，老人出于礼貌参加了。当老人从领奖台上走下来时，不小心闪了一下腰，肯尼迪总统赶紧上前扶住。不料老人推开肯尼迪的手，说了这么一番话：“总统先生，物理学上有个常识，想来您是知道的，物体只在上升的时候需要浮力，下落的时候是不需要帮助的。”
不言而喻，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多寡。
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吗？
我以为，不喊响这个问题，我们大约会把所有的责任往体制上一推了事。
“高处”不胜寒
这是发生在“金字塔”顶端的故事。
某一年高考揭榜，市一中“北大苗子”闵高距离北大录取线只差了两分。真个是晴天霹雳！但这霹雳却并非打在闵高身上——一个农家孩子，能上北大以外的任何一所重点大学都很好——而是打在市一中身上。如你所知，一中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从来头上就高悬着两颗万众瞩目的星星，一颗是北大，一颗是清华。这两颗星星时明时暗，似有若无，明时是福星，暗时是灾星，主宰着一中的荣辱与沉浮。一成不变的，是一中严峻简单的治校理念和如履薄冰的教学气氛。
一年一度的招生大战早已开始。从报刊电台到街头传单，从通衢大道到田间地头，到处是“招生小组”在行动。偶尔，行人可以注意到：两辆相向而来的宣传车互不相让；有的学校的招生简章干脆覆盖在另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一中“招生小组”傲视群伦，自然不屑于诸如此类的猥琐努力，他们追逐的主要目标，是在本次高考中力克群雄，却与清华、北大差之毫厘的高材生。他们的任务，是以诱人的条件“引进”高材生复读，也就是——“买学生”。
7月下旬，一中“招生小组”将车停在湾子外，拐弯抹角寻到了闵高家（山岗上的一间人字形瓦房）。
适逢闵高收到上海交大录取通知书不到两天，也就是说，他还沉浸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亢奋之中。当教学副校长一行三人走上台阶，高声大气地与迎上前来的闵家人寒暄时，独有闵高站在一边，不动嘴唇——他显然知道对方是来干什么的。在堂屋里落座后，大家话家常，话麻桑，话父母心，话“不容易”，话到闵高时，异口同声地说：“可惜了！可惜了！”在大家看来，闵高完全应该非清华不进，非北大不读，“甚至比往届梦想成真的清华生和北大生更有实力”，“这次只是失误”，“复读一年，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个组员还打了个比喻，说是“像接生婆接了一辈子生，一不小心把婴儿扎倒了”。大家正准备笑起来，忽然闵高嗡声说一句“我不复读”，就一个人走出去了，留给大家窄窄的背影。于是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长了一脸络腮胡子和以贩菜为业的闵高父亲——大家叫他“闵师傅”——的身上。闵师傅有点怪：言辞木讷，但又好像是故意木讷。副校长摆出条件：一万元现金；免除一切费用（包括生活费）；跟单身后勤副校长同住，或学校出面在校西旅社包一个单间——随闵高的意。闵师傅点着头，像是表态，又不像表态，因为他的头一直那么点着。副校长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感谢学校这么抬举闵高，不像他的侄儿，很不成器，今年怕是连个高中也考不取，真是……副校长当即表态说，这孩子他们收了，可以只缴一点书费。闵师傅又想了想，说，他跟闵高说说看。
开学前夕，副校长一行再顾闵高家，以期“落实”。不料情况有变。闵师傅说，他打算让闵高到二中去复读——闵高有个表叔在二中，可以照顾他。这当然是托词，事情再清楚不过：和往年一样，二中又“插了一脚”。副校长说：“一中是省级示范学校，二中是市级示范学校，您可以比一比。闵师傅，您就直说，二中开的是什么价吧。”闵师傅就把眼睛睁大，盯着副校长，一只手伸出三个指头。副校长说：“三万？”闵师傅点点头，眼睛一直睁着并且盯着，说：“您知道，我是个贩菜的，二中还答应我给他们食堂送一年的菜哩！”副校长站起来，出去给校长打手机，剩下几个组员和闵师傅相对无言。一会儿，副校长进来了，说：“我们给你五万；菜，也让你送一年；其他条件不变。”闵师傅说：“好，咱明人不做暗事——就这么定了！二中的钱，我赶明儿就还给他们。”于是当场付钱，点钱，开收条。不知何时，闵高母亲靠在了门框上，这时呜呜哭道：“只是屈了孩子……打他，跟后爹似的……”大家听着，也不搭腔，交代了几句开学事宜，就匆匆告辞走了。
闵高到底来一中复读了，就住在校西旅社的一个单间里。
我们以下将要叙述的变故仍然来自闵师傅。在跟食堂打交道的过程中，耳濡目染，闵师傅的每根络腮胡子都清楚地触摸到了儿子的价值：儿子，以及和儿子差不多的“清华苗”“北大苗”，绝对是一中的“门面”。就拿那一年来说，一中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二中却各考了一个，这就使一中像丢了耳朵的驴或瘸了腿的鸡，处境十分尴尬。听说，校长挨了上级的批评，还受到家长的詈骂，至于新招议价生的起价，前一年是一万，那一年则是八千——其中的经济损失，何止百万！另一方面，儿子凭空多出一年的辛苦，早出晚归，一天上十二节课，中午也不休息，而是和别的同学一样在课桌上小趴一会儿——这一切也使闵师傅于心有愧。总之，闵师傅的结论是：五万块钱并不算多。妻子骂他“把儿子当摇钱树”，扪心自问，他承认是有一点，但摇下的钱并不值当。这种想法使闵师傅送给食堂的菜越来越差，胆气却越来越壮。辣椒和茄子固然是蔫蔫的；小白菜青一半，黄一半；黄瓜有如麻花，扭个不停；四季豆老得像是要检验人的咬力；冬瓜——对，问题就出在冬瓜上。有一回——开学两个月后的一天，闵师傅送来的冬瓜像水肿病人的腿，又不像水肿病人的腿。说它像，是因为它一按一陷；说它不像，是因为它陷下去后并不再鼓起来。后勤主任再也不能容忍了，执意不收，还拿出《学校食堂卫生条例》来给他看，顺便还把他此前送来的破菜暴损了一通。闵师傅说：“把好菜都给你了，我还怎么赚钱？”后勤主任说：“这这这……这话真是岂有此理！”闵师傅就掏出手机，给一校之长打电话，说了一句“食堂不收我的菜了！”就“啪”地关了机，然后把冬瓜——假如那还能叫冬瓜的话——拖走了事。并且没有再来送菜。
于是，一星期后，闵高忽然从一中“火箭班”转到了二中“火箭班”（“买一送一”的堂弟当然也跟去了）。
一中就迁怒二中，说二中在暗中挖一中的“苗子”。二中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历数一中多年来怎样不顾游戏规则，强占二中计划内一类线指标。教育局为难了一阵子，裁决如下：一中把今年该给二中的一类线学生还给二中，二中也把闵高还给一中；或者一中不把今年该给二中的一类线学生还给二中，二中也不把闵高还给一中——何去何从，两校自行协商解决。并希望今后两校不要发生类似纠纷——一个系统的，“肉煮烂了都在锅里”。
结果是一中以追回“成本”了事。
然而，人常说“造化弄人”，真是对极了。第二年高考揭榜，一中的上空亮起了两颗明亮的星星，一颗是北大，一颗是清华；二中的上空却是漆黑一团——与去年相比，恰好颠了个个儿。
写在暑假前夕
作为一个教师，我愿意呐喊，愿意祈求，愿意遭众议，愿意丢饭碗，总之，干什么都成——只要能让学生暑期不补课。事实上，我们这地方每个暑期学生（含高一、高二）都得补课四十五天左右。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有学生热得中了暑，学校才不得不临时放几天假，然后再接着补。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中暑的总是少数学生，而不是多数学生；第二，年轻人生命旺盛，没有一个学生因为中暑而命赴黄泉，就是说，都被救活了。
我时常生发奇想：值此炎炎盛夏，当知了不断地喊着“热呀，热呀”的时候，当狗趴在屋檐下伸出长长的红舌头的时候，当大人们变着法子避暑的时候，当许多企业自动放“高温假”的时候，可有人到学校“补课现场”来看一眼？七八十个学生一如既往密密地坐在教室里，一律默默地淌着汗；讲台上的那个老师更是挥汗如雨，同时声嘶力竭——教室上面有五六个吊扇在制造着热风，不声嘶力竭学生就听不清楚。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声嘶力竭好像也没有必要，因为，显而易见，学生们并非在听课，而是在“熬课”。
最难受的其实不在白天，而是在夜晚。宿舍不许点蚊香！因为怕失火。不许装吊扇！因为怕打着头。不许用插座！因为怕触电。我们是多么“爱”学生呀——呸！学生是怎样在酷热和蚊子的持续袭击中辗转熬过漫漫长夜的？不敢想象——因此就不想象。我仅仅听一个老教师说过这样几句话：“孩子们，心静自然凉。大家晚上睡觉时要注意经常移动身体。左边睡热了就移到右边，右边睡热了就移到左边。这样多移几次，情况一定会好一点。”
毛泽东说过，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但从补课的实际情况看，八九点钟却是青年人睡觉的绝佳时间。然而不行。上早自习，六点半必须走进教室；上晚自习，十点半才能离开教室。这就是说，学生每天仍得在教室里熬足十个小时。
本人孤陋寡闻，竟疑心世界教育史上有没有如此公然反自然和反人道的现象——除了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的尚武教育，与此略有相仿。
如此公然反自然和反人道的现象背后，据说有以下原因：一是别的学校都在补，本校不敢不补，否则就会在社会上造成抓得不紧，自甘落后的印象，不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并非老师们为了一点奖金而吵着补课，实在是家长们要求补课，说是把孩子留在家里“管不住”“怕出事”。
比较之下，第二个原因格外令人疑心。
我不相信中国的家长当真糊涂到了如此地步，而宁愿相信这是教育的“导向”所致。否则，何以要在补课期间上新课？何以在下学期报名时要手持补课证明？这不明明是要挟吗？毕竟，家长是爱孩子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那么，将心比心，家长当然希望孩子在苦学半年之后，能有一个真正的暑假。譬如，早晨听听林间鸟鸣，看看篱笆上沾着露水的牵牛花；晚上四世同堂，在月光中，在硕大的核桃树下共进晚餐，感受亲情与静谧；或者一下午坐在屋后树林里，阅读一本在学校里不让读或没有读完的长篇名著；或者去厂里或地里帮大人干干活，回来后到小河边洗个澡，再就着夕阳晚照发会儿呆；或者随大人走走亲戚、赶赶场子，借以了解自身身世和人间万象……我不想说这一切对孩子的心灵发育和人生进步多么必要，而只想说，暑期补课是在扼杀孩子作为上帝子民和社会公民的神圣权利。
然而，如你所知，功利主义好比一只深山老熊，虽视力欠佳却蛮力无穷。我的意思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相信（除了少数先进地区）暑期补课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至于这篇小文，充其量也只能在熊掌的践踏下，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