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巧合的是，1903年以来，在教育领域奔走忙碌的罗振玉也一度陷入“灰颓”境地：但见“人情事态和官场习气如此”，“想到子职已尽”（先后推动“农学”和“师范”教育），罗振玉觉得“不如为退隐计”。[187]出道以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寻求发展的王国维自然会受影响，并能理解罗振玉后来为何逐渐转向搜集、整理古代文物。而研究古代文物也是王国维自身学术文化实践的最后归宿（可见罗振玉对他的巨大影响）。但这是辛亥革命之后才发生的转变，此前数年王国维还要坚持，乃是因为王国维致力于向教育界传播其教育学和哲学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学术转向与尝试。如若不然，王国维大有可能提前与罗振玉一起转入考古领域，教育界后辈也将缺失一份重要的现代文化遗产。
这另一种转向与尝试便是文学。就学术基础而言，这一转向同样是在康德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事实上，王国维在实际主编《教育世界》之前，就想创造叔本华式的中国文学。虽然其学术文化实践的重心乃是解读，传播康德、叔本华的德国哲学，并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超世俗的直面“根本”问题的“教育学”（即“美育”理论），但他始终不忘保留文学关切与探寻。1904年担任主编后，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系列文章，公布了自己的探寻结果，表明他找到了叔本华式的中国文学。此系列文章便是后来被视为“红学”开山之作的《红楼梦评论》。
撰写《红楼梦评论》期间，王国维的心思仍被“哲学”纠缠。他试图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到康德、叔本华式的“哲学”，如果能找到的话，他便可以在其基础上建构现代“中国哲学”，但这一找寻过程却失败了。他越是深入孔子以来的中国思想世界，就越觉得中国人无法创造康德、叔本华式的哲学，“所谓理论哲学之不适合于吾国人之性质”。[188]这一认识是否准确，这里无从判断，但它却给王国维带来了“最大烦闷”。到1906年，渐入“而立之年”的王国维终于决定彻底告别“哲学”，“移于文学”。[189]
相比于教育学或哲学，还是从文学入手更为合适，更有可能在中国文化陷入危机的时候，成功开辟一条中国文化认同重建之路，进而创造出一种堪与德国哲学相媲美的现代中国文化，这就是王国维出道以来的一系列学术文化实践留下的基本心得。此后五、六年间，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各类文学成了王国维最紧系于心的学术文化实践。现在的问题是，王国维文学转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仅仅只是为了应对外界客观存在的历史难题——为在西方文化面前抬不起头的中国教育重新确立一种文化认同？
正如王国维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不仅是为了以它来重建中国文化，还因为他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90]他的文学转向也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且仍与“性复忧郁”有关，或如他本人所言，是因为“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191]可以说，“感情苦多”就是王国维学术文化实践挥之不去的内在动力，本节也因此将王国维描述成“‘感情苦多’的边缘青年学者”。只不过，王国维所“苦”的不是自身功利毫无着落，或其他任何一时一事造成的大小烦恼，而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无所皈依。立足这一哲学或普遍意义的“感情苦多”，才可以进一步考察王国维的文学实践，以及他的一番文学实践最终贡献了什么样的文学课程。
3.悲剧文学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范式的诞生
前文已指出，依靠苦读康德、叔本华哲学积累起来的“哲学”功底，王国维转入教育领域后，必然可以超越梁启超的一系列“政治学”教育改革言论和当时一般的“教育学”实践——翻译日本或西方各国的有关教育制度与教育的理论，率先建构起一种“美育主义”的“教育学”。王国维的这些学术文化实践其实已为教育界贡献了两类宗旨一致的现代文化——叔本华式的“哲学”和“（美育）教育学”，二者都是为了认识、安顿“人生”问题尤其是“情感”问题。从他批判张之洞主持的学制改革来看，王国维无疑非常希望，他心目中的“哲学”和“教育学”能在教育改革中占得尊位。如果张之洞接受王国维的抗议，中国教育便至少可以在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一种现代文化认同。
事实上，王国维所要求的还不只是意识形态层面，而是要使整个“文科”教学实践体系都以“哲学”、“教育学”为中心，各“文科”教学都把“哲学”、“教育学”列为基本课程。[192]遗憾的是，这里不知道张之洞是否看到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的这套以“哲学”、“教育学”为中心的“文科”课程改革方案。不过即使看到了，也不会重视和采纳。而在民间，《教育世界》也因为“发行量不大，所以给社会的影响也不深”，“一般头脑冬烘的先生们”更是“对《教育世界》这四个字都不理解”，[193]又怎么可能理解王国维所说的“哲学”、“美育”，改变对于“哲学”的误解和对“美育”的无知状况。
可以说，王国维转入教育领域后，凭借其不凡学术天资，即使可以迅速拿出两类新文化，也无法让它们赢得教育界官方领导和一般“冬烘”教师的认可。当时反倒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表的以激进政治改革为本的系列言论能在教育界凝聚许多“改良”或“革命”群体。然而王国维并未因为缺乏回应而放弃自己的学术文化实践，抗议未果之后，他仍在继续钻研叔本华“哲学”和“美育”，而且是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展开自己的哲学与美育探索。与此同时，得益于罗振玉的提携，王国维在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教育体系中也获得了不少教学实践空间，从而有可能按自己的学术文化，来做一些课程改革实践。
1902年春，南通民间教育改革者及工商界领袖张謇邀请罗振玉一起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创办“师范中小学”。刘坤一开始表示十分支持，但“蕃司”、“巡道”、“盐道”等重要官员皆不同意，说什么“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他人求法”，并传言这都是“张季直（之洞）过信罗叔蕴（振玉），叔蕴过信东人（日本人）之过也”。刘坤一不想为此事得罪手下，回复说“此事难办”，还“叹息不已”。张謇被此难有作为的官场习气刺激之后，决定“自立师范学校”，就以自己的纱厂利润作为基金，“不用之公费”。[194]第二年4月，通州师范学校开学，是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195]
由于罗振玉大力推荐，王国维得以来到通州师范。据晚期弟子赵万里说，王国维担任的是“心理学”、“论理学”（一说为“伦理学”）教员。[196]不过实际情况如何，尚有不同说法。佛雏便提出，王国维可能还教“教育学”、“国文”。[197]课程制度既可能左右王国维的学术文化实践动向，也可以为王国维提供学术文化革新空间，可惜至今学界也无法确定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校所教课程。不过，有一点似乎比较可靠，通州师范所招学生多为“贡生”、“监生”等高级“举人”生员，连一般“举人”都不在录取之列，[198]在这群特殊的“士绅”学生面前，王国维“既无显赫出身”（只有“秀才”功名），又年仅20多岁，而学生以举、贡、生、监资格入学，“其中不少还年长于他”，所以“王国维的教学效果并不好”。[199]
遭此教学困境，面对一群留恋功名的学生，早就对“科举”深感厌恶的王国维把精力放在研究康德、叔本华哲学及孔子“美育”实践上，也就更加情有可原了，只是他无法将自己的哲学与“美育”研究注入教学实践，更不可能在当时学生中开展一场哲学与“美育”运动。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王国维还开始创作“古体诗”，一年下来，大致有十余首，亦大都是在表达叔本华式的心无所系的忧郁之情。如《登狼山支云塔》中所吟：“……蓬莱自合今时浅，哀乐偏于我辈深。局促百年何足道，沧桑回首亦骎骎。”再如，《来日两首》中的“耳目不足凭，何况胸所思。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等语便都是明证。[200]
任职通州师范学校前，王国维便呼吁教育界重视“哲学”，尤其“欲养成教育家”，“哲学”一科极为重要（即1903年发表的《哲学辩惑》）。相比于校方布置的“心理学”、“论理学”等课程，“哲学”才是王国维真正心仪的课程，但从现有材料看，王国维并不能在通州师范学校落实自己的“哲学”课程理想。[201]当然，王国维本人也只是刚有强烈的“哲学”课程理想，即使校方允许其开设“哲学”课，他也没有足够的“哲学”积累来支撑这门课，他还得继续积累。
似乎早就预感王国维不会在通州师范学校久待，罗振玉只让王国维与通州师范学校签订一年合同。第二年，罗振玉调往位于苏州的官立江苏师范学堂担任监督，王国维随后也来到苏州。一般认为，王国维在江苏师范“主讲心理、论理、社会诸学”。[202]对此，陈鸿祥曾予以纠正，说“王国维讲授的，同在通州师范时一样，仅限于伦理学”。[203]然而谭佛雏认为，王国维是在初级师范“简易科”（速成科）任教，据《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简易科课程包括“修身、教育、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等，并无“心理论理”等。接着，谭佛雏又依据该校首届优级师范生蒋息岑的回忆，提出王国维实际讲授的课程是“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而且王国维讲课“能沟通不同之中外礼俗，时创新说，……而为学生心悦诚服”，王国维也因此“后成为中学方面的总教习。”[204]
蒋息岑的回忆是目前所见唯一最直接的、有关王国维所教课程的材料，对认识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的两年教学岁月十分重要。在这份材料提到的课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中国文学”，以及王国维后来因教学效果良好而成为“中学总教习”。如果不是在“中国文学”领域下了深功夫，王国维如何能教好这门课，以至优级师范生都印象深刻，而且这一颇为成功的“中国文学”教学经历也和王国维1904年以来的学术文化实践重心逐渐转向“文学”极为吻合。言外之意，王国维或许也教过“心理论理”等科课程，但蒋息岑的深刻印象恐怕也不是妄言，只是仍不清楚“中国文学”课程制度对王国维的文学转向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强化作用，以及王国维曾否以及如何在课堂上展示其“时创新说”的“中国文学”研究。
何况师范教育一直都是王国维青年时期的一大情结，他也十分了解官方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动向，焉能不知其中设置了“中国文学”，而王国维开始重视文学与“中国文学”研究也恰好是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颁布之后。[205]从这一点来看，或许还可以将王国维1904年以来日益重视文学，看成是对当时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积极回应。而所谓正式的课堂教学只是其改革“中国文学”课程的一个渠道，即便江苏师范学堂没按官定章程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或者即使开设了，也未安排王国维来讲授，王国维仍可以依靠自己的学术研究来积极回应当时的师范课程章程，展开自己的“中国文学”课程改革行动。
事实上，王国维1904年以来，的确有许多学术文化实践是针对当时师范课程章程而发。王国维虽然更可能是在初级师范层次担任教师，但从他在《教育世界》发表的学术文章来看，他对优级师范层次的课程设置，同样十分关注，因为其系列学术文章的主题就是取自优级师范章程中规定的课程名目。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学科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王国维所关注的正是第一类中的“中国文学”课。再看“中国文学”课之“第一年”的具体课程名目，依次有“人伦道德，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
“周秦诸子学，择其有独见而不悖于圣道者参考之”，等等。[206]
优级师范章程颁布半年后，即1904年7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国朝汉学派戴、阮之哲学说》，一年后，即1905年7月，又在《教育世界》发表《周秦诸子之名学》，[207]两篇文章的主题正好对应优级师范“中国文学”课程中的“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和“周秦诸子学”。由此是否可以大胆推断，王国维任职江苏师范学堂期间（1904—1906年），除在初级师范“简易科”任课外，可能还教过优级师范的“中国文学”课（这刚好也可以对上第一届优级师范生蒋息岑的深刻印象）。这一点虽然还需考证，但却可以看出，1904年以来王国维之所以日益重视文学，的确曾受到官方课程制度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王国维是在官方课程体系中展开自己的文学研究实践，进行文学研究也是王国维积极参与官方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