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悦
中日甲午战争中，总计千余清军成为日军的阶下囚。他们被羁押于日本，经常性被日军送上街头，进行侮辱性的游行示众。《马关条约》签订后，有976名战俘被送回中国。然而，按照俘虏不祥的传统观念，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所有官职后遣散。未能回国的将士，则早已埋骨异域，百年无人问津。
2003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来到位于安徽巢湖之畔的高林镇，探寻清末中国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的生命起点。走过大片绿油油的农田，我在青山脚下安静的小村庄里，终于找到了一位丁汝昌的旁系后裔。当时正在村委会院前拎着玻璃茶杯看人下棋的老人，听到我是来询问丁汝昌的事情，微笑着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只晓得这位老祖宗当过大官，和日本人打过仗。我又追问老人家中是否有什么代代流传的故事，抑或是文字材料，老人一概摇首。见我问得仔细，老人突然反问我，说村后山上有点东西你看不看？于是，我跟着这位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人爬上了村后的小山。
在缠杂丛绕的草丛藤蔓间，老人走走寻寻，最后停下，用力地扒扯着刺人的荆棘，一块已经半埋在土中的墓碑赫然出现。从碑文看，这里是一处夫妻合葬墓，丈夫是北洋海军的士兵，在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海战中血战身亡，妻子则在得到噩耗后的10月间亡故。继续走下去，老人又指给我看另外的几座墓。无一例外，都是丈夫战死于千里之外的黄海，妻子殉节于安徽故乡。
甲午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官兵数以万计，但是士兵的墓地我却是第一次见到。当看到墓碑上“血战身亡”四个大字的那一瞬间，我心灵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曾经只是故纸堆中的遥远往事，变成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遗痕，而且透过了帝王将相的大历史，血淋淋地呈现出了一百多年前一个个中国家庭的悲伤故事。
7年之后同样的7月，在东瀛岛国日本，人们又发现了一批甲午中国将士的墓地，其故事也更为曲折。
战俘
由日本挑起，发生在1894—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国运的大博弈。战争中，中国海陆军将士总计阵亡约2.46万余人。这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本应有一方享祭之所，然而晚清以降，中国命运多舛，生者尚且如蝼蚁，况死者乎。曾经为了保卫国家献出生命的战士们，他们姓名籍贯如何？最终安息何处？在时间冲刷中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更因为败军不言勇的世俗传统，这些付出了生命却无法看到任何胜利希望的将士，很多时候被当做失败和耻辱的标志，鲜有人谈及。
相比起战场上阵亡的将士，甲午战争中还有为数颇多的中国军人成为日军的阶下囚。这些人的命运，尤其是其中在日本羁押期间去世的人们的命运，更是成了谜中之谜。
2003年，在日本大阪学习的中国青岛留学生杨海嘉，偶然在大阪市中心的一座墓园中看到了几座甲午战争中清军战俘的墓，在现代首度揭开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悲痛历史。
甲午战争中，随着战事的演进，中国军队的大量人员被俘事件，主要发生在丰岛海战、平壤会战以及旅顺和辽东海城、牛庄之战等重要的战役中。
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军“济远”“广乙”号军舰在朝鲜南阳湾丰岛海域遭日本海军偷袭，爆发了甲午海上战场第一战——丰岛海战。“济远”逃跑、“广乙”重伤退出战场后，运送中国陆军官兵的商船“高升”号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无力抵抗，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操江”舰舰长王永发以下72名海军官兵是那场战争中最早一批成建制被俘虏的中国军人。
对待敌方俘虏，当时日军首先采取的是运回本土看押的方式。据见证此事的人回忆，为了在日本国民面前炫耀战功，“操江”舰的中国俘虏一度几乎成了日军的宣传品。运输战俘的军舰抵达佐世保时，“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尔后日军又强迫中国俘虏在街头游行示众，“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放收入监，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两国陆军在朝鲜北部重镇平壤爆发激烈的大兵团会战。因为粮弹不继，驻守平壤的中国军队于当天午夜冒雨弃城北撤，中途遭到日军伏击，伤亡惨重。突围途中大批中国官兵或因迷路，或被包围，或是受伤，成为日军的俘虏。根据日本军史记载，被俘清军中，47人因为试图逃跑被日军斩杀，25人因为伤势过重死去，3名在羁押期间因病死去，其余608人经由海运送去日本。一名被俘的中国军官曾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真实再现了战俘的悲惨境遇：
“……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熏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
平壤大战失败后，甲午战争战火越过鸭绿江烧进中国内地。在接连进行的辽东战场诸战役以及威海卫保卫战中，又有大批中国军人被俘后押至日本，总计陆续被运送到日本看押的有千余人。
作为最先到达日本的中国战俘，“操江”舰的70余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岛最西端的长崎，拘禁在佐世保军港附设的监狱中，按照军官和士兵区分关押，每间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战爆发后，数百名中国战俘到达日本，仅仅依靠佐世保海军监狱已经无法容纳，日本政府于是向一些寺庙和民间机构租赁场地当作“俘虏厂舍”，统一用于关押中国战俘，佛音缭绕的清修之地成了秘密的战俘营。除了别名南御堂的大阪难波别院、东京浅草的本愿寺等关押人数较多的寺庙之外，在广岛、松山、名古屋、佐仓、丰桥等地也都有寺庙被用于看押中国战俘，另外滋贺大津的本愿寺还被专门用作关押患有传染病的中国战俘。尔后在东北战场、山东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官兵，最初也被送至这些场所关押。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经历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清军战俘也是其第一次面对处理大批外国战俘事务的问题，其主要办法参照了欧洲国家的先例。中国战俘在日本主要是处于被羁押地位，没有被投入苦役活动，不过日方经常性押送战俘外出进行侮辱性的游行示众。羁押期间，日方不断提审中国战俘，以图获取有关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各支军队的情报。另外日方还以被俘的中国官兵作为人种范例，经常性地进行各类医学测量活动。1894年出版的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上，就曾以“日清两国兵体格的比较”为题，刊载过这类测量结果。在对待俘虏的日常生活供应上，日本军方和民政部门一度互相推诿，都不愿投入过多资金，使得战俘的饮食、服装供应极为低劣。
除了这些在日本的清军战俘外，1895年初，中国东北战场上接连发生了海城、牛庄等战役，也有很多中国官兵被俘。此时日方已经失去了最初得到战俘时急于炫耀战功的心态，反而视战俘为累赘，这些后期的清军战俘则被就地关押在辽宁海城，各项生活条件比之在日本的难友更为恶劣。
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大战终止时，两国议及战俘交换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关押在日本的清军战俘最先被放回。当天早晨6点30分，满载中国战俘的日本商船“丰桥丸”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交接委员、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派遣炮舰“镇海”号前往迎接，将被放回的976名战俘从“丰桥丸”接驳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被关押在海城的568名清军俘虏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给中方代表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同时被中国俘虏的11名日军士兵交还给日方。
中国战俘刚刚脱离牢笼，很快受到了自己祖国的责罚。按照俘虏不祥的传统观念，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所有官职后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舰舰长王永发曾经上书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请求抚恤，结果招致清廷严词责骂。在平壤因伤被俘的军官谭清远等，不仅被革职，还被追究被俘的罪责。这些曾为国家付出了鲜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从档案中消失。
真田山墓地
从近年发现的明治时代日本档案中获悉，当初交还战俘时，日军还一并移交过记录有人名、籍贯、年龄的完整俘虏名册，以及客死日本的中国战俘的单独名册、诊断书、埋葬记录等重要资料。然而在清政府的档案中，无论是具体办理接收的官员，还是相关的总督巡抚级大员，在奏报文件中均未提及这些档案。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以及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而言，这些名册消失不见，使得一段本可清晰的历史变得疑团重重。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突然得知在日本发现了甲午清军战俘墓地的踪迹，那一刻，我的心情正如同在安徽乡间发现不为人知的北洋海军官兵墓地时一样，是一种看到文字上的历史被现实的存在印证的激动心情。
2010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划，以调查在日本的北洋海军舰船遗物为主要目的，我和威海港务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来到日本，与在日本的著名撰稿人萨苏先生一起开展范围颇广的地毯式询查活动。期间，2003年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也被定为重要的寻访地点。
在大阪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位于大阪著名的真田山麓。
并不很高的真田山，因被誉为“日本第一兵”的日本战国时代武将真田幸村进攻大阪城时在该处英勇作战而得名。1871年，日本陆军省在山旁开辟“真田山埋葬地”，即陆军墓地，主要安葬日本陆军系统因公亡故的官兵，至“二战”结束该墓地弃用为止，共安葬了“二战”结束之前各场战事中死亡的日本陆军官兵和军夫，总计建有坟墓5299座以上。同时鲜为人知的是，这处墓地在“二战”中还曾被当做刑场，一些在轰炸日本本土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而跳伞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处墓地被处死。
因为距离我们在日本调查活动的宿营城市伊丹最近，真田山的清军战俘墓成为调查的起始。为了尽量多留出考察时间，也为了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7月23日，日本时间早上7时，我们就和萨苏会合出发。路过的日本人，在伊丹街头看到这样一行人肯定不会联想到是外国游客，萨苏兄手捧的菊花，使我们看起来更像是要去参加某种祭奠活动。
从伊丹乘JR电车到达大阪时，大阪站内的大型百货商店“友都八喜”正在用标准的普通话广播，大意是中国顾客凭护照可以享受多少折扣优惠、刷银联卡消费又能得到折上折云云，无论是疯狂购物的中国旅行团，还是竭力招徕生意的日本店员，估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这座日本关西重要的繁华城市里，还留着几名百余年前被俘的中国军人的墓地。
时间退回到116年前，1894年的7月23日这天，强行驻扎在朝鲜首都汉城的日本军队，在清早时分攻入朝鲜王宫，俘虏了朝鲜王族，设立傀儡政权，就此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经过真田山上的三光神社，从神社庭院一角拾阶而上，很快就能看到在树影掩映中，一片片规模令人心惊的墓地群。这些生前有等级区分的人，死后也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兵士、夫役的墓地集中在一起，墓碑都是日本旧陆军的方尖碑样式，混凝土材料做成。军官的墓地群则在另外一地，墓碑的体积较士兵的大了许多，材质也完全不同。
经过在墓地里对墓碑进行逐块辨识，一一查找，终于在密密麻麻的日本军人墓之间，寻到了6座中国战俘的墓。
作为这些百余年前中国军人的唯一身份证明的小小墓碑，样式和周围的日军完全一样，都是用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制成，风化严重的碑体上中国士兵的名字依稀可见，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李金福。中国战俘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着一处犹如伤疤般的烙印，据说最初刻的是“捕虏”二字，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方以尊重死者为由凿去。
凭着碑体侧面还能依稀看到的被俘地点和当时职务的记载，这6位从中国军队消失了一百多年的军人的身份大致清晰，6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主要在朝鲜和东北战场被俘，在日本期间因疾病等原因去世。据推测，他们当时都被关押在大阪一座名为难波别院的寺庙里。
难波别院的资料中记录，在1895年1月之前，设在该寺的战俘营共羁押了232名中国军人，其中5人病死，大约就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西方诊和李金福。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刘汉中因为送至日本的时间较晚，在档案中未有记录。
这6名葬身异国的中国军人中，名叫吕文凤的被俘时间最早，当时甲午战争尚未正式爆发。吕文凤被俘前是中国驻朝鲜首都汉城电报局的一名巡查军官，推测是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王宫的当天，在日军夺取汉城电报局时被俘虏，而我们到达他的墓前的日子恰是2010年的7月23日。
6人中官职最高的是在东北战场被俘的五品衔骑兵军官刘汉中。根据墓地管理方的记录，这位中国军官在日本临终之际，主动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详细官职，或许他是想到会有一天凭着这些碑文，能被家人、战友们寻找到。
6人中姓名最奇特的是叫做西方诊的战俘，这个名字明显不是正常的中国人姓名，我们推测他和刘汉中的情况相反，这是一位刻意隐去了自己真实姓名的中国军人。
令人唏嘘的是，6座难友的墓散落在3处，其中5座根据遗愿，墓碑都面朝着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的方向。唯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们依次在这些墓前摆上鲜花，拂去蛛尘，默默祷念。萨苏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人专门从中国到这里祭奠他们。在完成了对墓碑的逐一拓印、测量，以及绘制墓地布局等基础调查工作后，已经是正午。
当要和这些长眠异国的中国军人告别时，我却感觉怎样也无法挪动脚步。那感觉像是和失散许久的亲人意外相逢，又要立刻分手时的难割难舍、咫尺天涯。紧邻着中国战俘杨永宽的墓，在墓园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神社，供奉庇护亡者的地藏菩萨。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神像前合十默念，祈望庇护这些继续留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灵魂得到安息。
在我们完成了在日本九州、本州等地的考察，带着收集的大量资料离去后，过了一个月，萨苏先生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娄林伟再度来到这块墓地。娄林伟专门从祖国带了一瓶酒，将家乡的酒祭洒在这些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回不去故乡的中国军人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