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曾听母亲说，一个人是不是勇敢取决于他看到的月亮的大小。二十年来我对自己的胆子一直灰心丧气，我看到的月亮一直只有碗口的大小，家里盛饭最小的那只碗。我听说有些人看到的月亮有一只脸盆那么大，于是我打定主意这辈子只做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没办法，我想，我看到的月亮只有一只碗那么大。而母亲从未要求与责怪过我什么。也许她的愿望不过是我能平安与俗世合老。
妈妈，我从未呼救——从小时候起，我的整个与一支箭赛跑的童年，我在田野上不断地沿着一道沟渠奔跑去追赶他们的时候。是的，妈妈，我已经知道了，那个不敢跨过一道沟渠的孩子就是我。我太小就学会了独自娱乐的游戏，我捡到一只死龙虾，并为它立碑；知道自己终于考上Y中的那一天，我把一个储蓄罐里的硬币都埋在了土地里，这是我的方式，想让你知道。妈妈，我希望所有人的离开，都能在我身上留下印记，我不想面对没有缘由的失去。妈妈，我并不介意自己身上被刻满了墓碑。
妈妈，从未有人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从未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把自己安全地隐匿在人群中间。妈妈，你太早地离开了我。所以，妈妈，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当一个人从巨大的幻梦里清醒的时候，该如何迎接一个像梦境一样的人生。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回学校拿毕业证书。离开时经过停车场，拍了一张照片，都是些废弃的车辆，旧与灰尘，许多人的四年，就这样沦为尸体。欢声笑语，一哄而散。我说你好，你说打扰。想起这样走在路上，无人知我内心疾病。而路上那些与你微笑照面的人，是不是内心也正在响起轰然倒塌的声音。所谓孤独，重大吗？
没有想到在学校里遇到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夏柯，我几乎是一路跟随他的背影，又走了半个校园。他拉着行李箱的瘦长背影和记忆里最初那张寡欢而无动于衷的脸遥远地契合了起来。我对着他的背影微笑，为我们之间的这段距离而安心，很想对祈右右说——我是说，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我打算对她说，这个世界上，肠子悔青的事情其实不会太多。
和夏柯分手以后，我去了一趟大理。两天一夜的火车，一路经过陌生的车站、新鲜的植被，在火车与铁轨的摩擦声里沉沉入睡。没有做梦。这样很好，我得习惯梦境与现实的统一。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通往梦境的路上，我只是去确认一桩事实，去确认一段曾经。不然，我何以证明我存在过呢。
火车停在昆明的时候，我差点以为又走进了一个自己制造的季节里。我从背包里拿出长袖衣服穿上，立即又买了去大理的火车票。来接我的是旅店的老板，来自广州的年轻人，剃着光头。那天大雨，他穿着格子上衣格子裤子，撑着一把巨大的格子伞，他说是为了方便我找到他。
在旅馆睡了半天，醒来向老板打听了学校所在的位置，打算慢慢地找过去。我低估了自己的极品路痴程度，在洋人街上彻底迷路，只好找了家店先填饱肚子。菜单上几乎找不到饭，我一个对条状物有恐惧症的人，几乎无从下手。我才知道，我到了异乡。
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老板，给我一瓶大理。”这个声音曾对我说：“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就会记得我。”我抬起头，庆幸自己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她不会看见我。她和我梦里的女孩一模一样，哦，不对，她和曾经的我一模一样，她是十七岁少年的我，她没有变。
我看着他们吃完一顿饭，她身边的男孩子穿着白族衣服，皮肤和大理人一样，因高原日照而显得黑，但模样英俊，侃侃而谈。男孩子并没有喝酒，我看着她喝完了那瓶大理。我低头看着菜单，突然发现菜单上有青稞炒饭，但我起身离开。走在路上，看到那么多人在卖花，我才知道今天是七夕，路边有流浪歌手在弹吉他唱歌，我站着听完了那首歌，跑到对面买了一枝玫瑰花，放在他的琴盒里。
第二天在旅馆附近租了一辆自行车，绕着洱海骑了一圈。环海公路宽阔而寂寞，一路上，不停地经过向日葵田、玉米田、水稻田……我在一个白族村落前停下车往回看，更远处的房屋屋顶在云层里变成一个一个的火柴盒。我想起我们曾经说好要一起去布拉格，去看世界上所有的屋顶。原来她在这儿，就可以看至厌倦了。我总是不记得一个地方是如何美，但我总记得离开前回头望的最后一眼——空无一人的公路尽头，世界上所有的屋顶。把最美的献给你。
我坐火车回到我的城市。两个月后，经过几场考试，终于顺利地在家乡一家银行找到工作，朝九晚五，我知道父亲很满意。我的梦境开始变得很少，我也不再幻想自己有改变季节的能力。幸亏银行的工作也不需要太多表情，所以七个也似乎已经够了，每当这么想的时候，我就对自己笑笑，在心里对祈右右说声“谢谢”，但是我已经拼凑不出她的样子了，这个梦真长，但仍值得庆幸，我终究没有错过生活。
我常常微笑，并不觉得这样太累。我打出一个个表格，不断地让窗口外面的人签名，他们有人对我微笑，有人面无表情。生活的真实与平庸，让我偶尔忆及曾经的幻觉与繁盛，风花雪月里，我始终会拥有一个声音。
路过的人，请给我一瓶大理。
那年七夕我路过少年情人的城市，灯火鲜花，午夜仍不息。流浪歌手唱的是一首我失去她时独自听的歌。这么多年以后，我又与它重逢。多年的幻觉与梦境，只是一个不合格的情人，逃避“不可能”这三个字的幼稚方式，崩溃决裂，与记忆道别。我再听，只想用一枝玫瑰，与往事干杯。
我答应把你保护在我梦中
你该把我缠绕在你睫毛中
你让我明白什么叫作感动
我还你一世春风
命运的玩弄于我们没用
永远微笑眼泪还给天空
迎面的狂风看出了彩虹
绑着我们谁能无动于衷
你是我一生的人为什么不能
再次出生一样天衣无缝
你是我心中的人嘴边的唇
战胜时间嘲笑世俗的海誓山盟
熄灭了灯感情更深
牵着手一样认出你的指纹
说我天真谁比我真
天下有多少这样重情的人
你是我一生的人为什么不能
再次出生一样天衣无缝
你是我心中的人嘴边的唇
战胜时间嘲笑世俗的海誓山盟
毕达哥拉斯之树
这些都属于一个希腊男人，他的面部特征和历史书上出没于爱琴海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哲学家有太多相似之处，虽然他戴着一条和唱民歌的阿宝一般的头巾来混淆视听。
文/刘涛
观察者与受苦难的上帝合而为一，在他的死亡中死去，又在他的新生中复活。
——康福德
我钟爱数学学科的小男友在我准确的预见性中和周遭昏昏欲睡的庞大群体形成鲜明对比，他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一般，在奋笔疾书的同时还能用饱含热忱的神情吸引唾沫横飞的老教授，从而掩护我们这些上课不到十分钟就“阵亡”在网络小说或是周公棋局里的人。
很不幸的是，我对他的爱不足以让我爱屋及乌喜欢上这门学科，就像他永远不可能将他对数学研究的热情投进我们的恋爱。他的情商是一个负数，倒背如流的公式都比他蹩脚的情话好听得多。但我还是陪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关于某个叫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家的理论，即使我的笔记本里还夹着一张不及格的高数卷子，它让我觉得可耻不仅仅意味着要交一笔不菲的重修费。
伏天里的风扇摇摇欲坠半死不活，凉风在没有成功抵达已经闷出疹子的后颈时就已经溺死在炎热中了。压强定理使它永远不可能像每个人都想象过的场面一样掉下来演一出血肉横飞的惨剧，能消遣着无聊光阴的只有不知疲倦的蝉，和老旧的风扇发出的噪音一起，回旋在头顶上，交织成催眠曲。
幻灯片里无限延伸的三角形构成了让人炫目的树，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种初中课本里最简单的勾股定理是如何上升为美学艺术的，那些规整的枝杈形似三角尺，我小时候拿它假装手枪多过用于在作业本上画图，当时对数学的敷衍直接导致了它现在也敷衍了我。
“毕达哥拉斯之树的茂密程度取决于三角形的形状，这是钝角产生的效果……这是直角……这两个的弧度差别在于……”在我眼中只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几何图案，比视力表上的马赛克还要让人迷乱。我的眼皮在重力与困意中向下沉，再尖锐的三角形都支撑不起它的堕落了。
让我惊醒的是一簇砖红色的胡子，它居然还像绵羊一样打着小卷，毛茸茸的悬挂在我鼻子前面让我忍不住打了喷嚏。我的直觉是我还在做梦，装死一般闭起眼睛。虽然我知道噩梦都是难以醒来的，但还是不甘心地再次睁眼，还是一样讨人厌的砖红，让人不由自主地就联想起工地里四散的红砖粉，只不过这一次从胡子变成了裹着头巾的长发。
这些都属于一个希腊男人，他的面部特征和历史书上出没于爱琴海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哲学家有太多相似之处，虽然他戴着一条和唱民歌的阿宝一般的头巾来混淆视听。
“Pythagoras.”他自我介绍。然后仅用一只手就将我拖了起来，我这才发现我们处在一个掩护用的壕沟里，而这个希腊男人怪异地穿着一身墨绿的棉质军装。
“毕达哥拉斯。”他用字正腔圆的中文重复了一遍。我敲了敲脑袋，真害怕自己出了幻觉才会听到一个希腊人用比自己还标准的母语说话。看来这真的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在毕达哥拉斯之树的世界里，语言沟通不是障碍。”他像个哲人一般答疑解惑，口音仍旧完美得堪比新闻联播。我却在心里大吐苦水，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我没少看过，至少她是被一只彬彬有礼的白兔引入了皇后的花园，而我要被一个古怪的希腊人困在一个像战场一样的噩梦中。
“这就是战场！”当一颗流弹擦过我的脸颊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同时眼疾手快地滚倒在地，完全忘了我应该是言行举止矜持优雅的少女。按照通俗的套路，我应该备受惊吓然后娇弱地躲进他怀中，可此刻我更情愿被击中，死在一个印度阿三充满咖喱味的袍子里。我想这是他对我的惩罚，我把数学书上他的头像涂鸦得惨不忍睹，我在倒下的那一刻将我心中所知晓的神明全都念叨了一遍，希望再睁眼就能回到枯燥但是正常的现实。显然这临时建立起的信仰一点也不奏效，他也没有就此放过我的打算。
又一只角尺像利剑一样插到我脚边的泥土里。我天生悲观的性格使然，立马就自怨自艾起来。而把我带进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却一点也察觉不到我的情绪，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厚重的哲学史就扔了过去，展开的书页像滑翔机一样顺利地飞到了敌方的阵营。
“你在跟谁打？”我问他。
“我自己。”
“作为数学家的我自己。”他补充道。
“你是说那边还有一个你自己，穿着这样古怪的装束，像个神经病？”我情急之下口无遮拦。
“说来话长。这里还有很多个类似的战场，作为天文学家的我，宗教学家的我……”他揪了一把烟叶卷起来点燃，那株烟草像含羞草一般卷起了自己的叶子，不情愿地往后缩着。我强迫自己不去刨根问底为什么壕沟里会种植烟草，或者为什么一株植物行为如此诡异。
他的话音未落，上空下起了糖衣炮弹雨，像小冰雹似的砸在我头上。我刚要去捡拾，他便拦住了我。
“现在的我是个哲学家。”他吐出一个烟圈，满足的神情和街边的小流氓没什么区别。从我的角度看，像是他的胡子被点燃了似的冒着烟。这下换成了他表情愁苦而我忍俊不禁。
“跟我来。”他把抽剩的半截烟塞进胸膛的口袋。我真害怕它烧起来，然而没有，这已经不是我所在的那个用常识来理解的普通世界了。对于壕沟后方突然出现的隧道，我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大惊小怪。他提着我的领子，轻而易举地就把我放进了一辆手摇式矿车。毕达哥拉斯坐进来之后，矿车发出了一声难以承受的呻吟，然后顺着铁轨滑了下去，几乎不用我动手，它就像发疯的野狗一样冲过一个又一个近乎直角的坡道。我的心在这颠簸中快要跟我的扁桃体一起被吐了出来。我想我毕生都会对过山车之类的产生阴影了。
矿车路过的地方似乎是树曲折的枝杈，因为我看到越接近上方那些三角形就越小越密集。就在我的胃尖叫着抽搐的时候，矿车急刹在一个三角形的顶端，这是一个芭蕾舞者能单足勉强站立的平台，矿车像个跷跷板一样架在上面来回摇晃，但明显偏向了毕达哥拉斯的方向。我真想狠狠地抽自己一个耳光，非要学那些姑娘赶着潮流减着本来就没几斤几两的脂肪。
“你看下面。”他忧郁地说，又开始像个患抑郁症的诗人。
我战战兢兢地抓紧了矿车的边缘，伸出了半个脑袋。矿车的下方就是一览无余的战场，那株烟草已经缩成了一个小黑点，不过勉强能看出来它很乐意我们离开，又欢欣鼓舞地舒展开了叶子。下方是对垒的阵营，相同的是，他们都蓄着毛茸茸的砖红色胡子，穿着古希腊的长袍，也许他们真的还有着和这位“不正常”的数学家一模一样的面孔。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所持的武器，一方投掷着尖利的角尺和圆规，另一方就用厚重的法典当作盾牌来挡。
“这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