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文明大约是好事情，进化大约是好现象，不过时代错误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时候还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代字的时代——去做人。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的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新名词来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讲得那么远，我想我若能生于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来砍几刀，也比现在所受的军阀官僚的毒害，还有价值。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东林复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侠妓名娼，听听他们中间的奇行异迹，已尽够使我们现实的悲苦忘掉，何况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说书呢？不晓是什么人的诗，好像有一句“并世颇嫌才士少”——下句大约是“著书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这样的想头，不过这位诗人好像在说“除我而外，同时者没有一个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时者若有许多才士，那么听听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乐乐过一生”。这是诗人与我见解不同的地方。
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我记得前年生病的时候，有一诗给我女人说：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
若用新诗来写，怕非要写几十行字不能说出呢！不过像那些老文丐的什么诗选，什么派别，我是大不喜欢的，因为他们的成见太深，弄不出真真的艺术作品来。
近来国学昌明，旧书铺的黄纸大字本的木版书，同中头彩的彩票一样，骤涨了市价，却是一件可贺的喜事，不过我想这一种骸骨的迷恋，和我的骸骨迷恋，是居于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现代的国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厌”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愿他们不要把当初建设下来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的整理国故的事业才好。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
前天在小馆子里吃饭，看见壁上有一张“莫谈国事”的揭示，我就叫伙计过来，问他我们应该谈什么，他听不懂我的话，就报了许多炒羊肉，炸鲤鱼等等的菜名出来。往后我用手指了那张红条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说：
“嘿，这是古得很咧！”
我觉得这一个骸骨迷恋，却很有意思。
近来头脑昏乱，读书也不能读，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时候吃饭不管事的时代去。有时候一个人于将晚的时候在街上独步，看看同时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点事业出来。当这一种思想起来的时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许多遗产给我，便自家骂自家说：
“你这骸骨迷恋，你该死！你该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人物·导读】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迷羊》；散文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
本文中的“骸骨”是喻指过去存在的事物，迷恋骸骨便意味着迷恋过去的事物，而对现实中的事物则不感兴趣，生活在现实中感觉不快乐。这种迷古厌今的心境虽然给人以萎顿、沉郁的感觉，但若结合本文创作的年代，则不难理解。本文创作于1925年，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军阀官僚统压民众的灰暗时期，民众饱受欺压，国家四分五裂。作者因看不清国家的未来希望，才以沉迷过去的方式无声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文中通过对围绕饭馆中一张“莫谈国事”告示的对话，委婉却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作者小趣
郁达夫的故事
藏钞票
30年代，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在军政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饭吃完付帐，郁达夫从鞋底抽出钞票交给堂倌。朋友很诧异，问道：“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郁达夫笑笑，批判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驳倒党政之神
1921年10月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会馆，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正在这里聚会，听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演讲。他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作“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
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行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
这个青年就是在日本东京帝大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郁达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