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院审判期间，法官先后询问了差不多40个证人。在这40个人中，大多数人回答“不是”或“记不清”，能够真正做出明确回答的寥寥无几。彼得森的辩护律师认为证据不足，嫌疑犯缺乏作案动机，并向法庭指出：“许多迹象表明，此案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谋杀案。”
同年7月6日，检察官赫林向法庭要求宣判彼得森有罪。他的观点是，证人提供的凶手特征如身高、体形、装束，特别是其走路的姿势，均与被告特征相符。而且当时彼得森正在电影院外边等贩毒者，这时正好发现首相夫妇进入电影院。于是，他立即到贩毒者家拿了手枪在电影院外等候。电影散场之后，彼得森便一路跟踪首相夫妻直到行凶地点开枪射杀首相。
7月10日，原告、被告陈述意见及证人出庭作证完毕后，法庭开了三次内部会议研究案情。
7月27日，法院宣判彼得森谋杀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彼得森在听完法庭宣判后显得异常激动，不断重申自己是无罪的。他在法庭答辩时起初显得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告诉法官自己虽然曾经杀过人，但那是误杀，他根本不会主动去当个杀人犯，更别说刺杀首相夫妇了。彼得森在法庭上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在帕尔梅遇刺当晚自己只是进城买毒品，从19点左右到22点30分一直待在奥克森赌场，之后就乘郊区火车回家了，到家时都快午夜12点，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院门口。他表示自己是社民党的支持者，是帕尔梅首相的崇拜者之一，是断然不会做出刺杀首相这种事情的。
他的辩护律师阿尔内·里耶罗斯也认为彼得森是无辜的，他列举了多方证词：被告没有杀害帕尔梅的动机，而且他在41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用过枪。而且刺杀案发生的时候，有证人证明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火车站见到过彼得森。那么，那些曾经指证彼得森跟踪首相夫妇的人很可能是由于事隔多年而认错了人。而帕尔梅夫人是在受到震惊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里见到并确认凶手的，其判断未必准确。而且时隔三年，她对于凶手样貌的记忆，也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事实上，这次判决是以6：2通过的，6名非专职陪审官与2名专职法官意见相左，法官并不赞同法院这样的判决，他们认为做出上述判决的不可靠因素太多，特别是技术证据不足。即便是帕尔梅夫人那么肯定的证词都可能是她在极度惊慌下的错误判断，而且其他很多证人并没有说明彼得森开过枪。
1989年7月27日晚，瑞典电视台公布了这一审判结果。但是，就在审判结果公布后不久，瑞典电视台就接到的3000多个电话，其中有2000千多个是反对判决彼得森有罪的。大多数人认为彼得森是冤枉的，人们觉得这样的判决太荒唐了。
8月1日，彼得森向瑞典中部的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由于中级法院将由4名法官和3名陪审团人员组成审判庭（专职法官占多数，陪审团人员由各政党推举，他们与法官有同样的表决权），因此，一些法学界人士期待着中级法院能否决上次由地方法院做出的荒唐的判决。
9月12日，瑞典中部地区的斯维亚上诉法院在斯德哥尔摩开庭，重新审理帕尔梅遇刺案。
10月12日，4名职业法官和3名陪审团人员组成的斯维亚上诉法院审判庭，经过讨论后，一致判决立即释放以刺杀帕尔梅首相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彼得森。判决书下达后，彼得森当天便从监狱被释放了。不过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警方将在他出狱后贴身保护一段时间，以免他遭到情绪过激者的伤害。
11月2日，斯维亚上诉法院公布了关于帕尔梅一案的正式判决书。这份判决书称，在帕尔梅遇害当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彼得森对帕尔梅夫妇进行过跟踪并朝他们开枪。至于以前审讯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证据，也是不足以判处被告杀人罪的。
彼得森被无罪释放后，关于帕尔梅被谋杀一案便再一次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虽然瑞典警方的悬赏在还不断提升，并且特别说明拿到这笔钱的人不必交纳税金，但是却始终没有再收到任何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
直到1996年9月28日，一个关于帕尔梅被谋杀案的消息经媒体传了出来。
自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特·图图大主教为主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清算种族隔离时代白种人种族主义当局犯下的罪行，其主要方式是请前政府时期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在审讯南非前秘密警察头目库切时，库切语出惊人。在法庭审理中，库切承认前南非秘密警察曾经残酷迫害黑人自由志士，同时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了暗杀帕尔梅的案件。而在此之前，库切的继任者科克上校已于几天前作过同样的证词。
据当天法庭的证词，库切称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名叫安东尼·怀特，此人至今仍生活在希腊或塞浦路斯。库切证实，科克上校关于南非前政府参与暗杀帕尔梅的证词是确实的。库切说，由于帕尔梅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南非非国大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库切的这一指控公布之后，正在莫桑比克经营一家锯木厂的安东尼·怀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声称他没有参与刺杀帕尔梅事件，是无辜的。在这之后，库切和科克上校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又指控南非前政权超级间谍威廉逊为刺杀帕尔梅的凶手。对此，正在狱中服刑的威廉逊又于1996年10月对日断然否认，同时他承认当时南非秘密警察确实有刺杀帕尔梅的计划，但不是由他领导，而且该计划直到帕尔梅死时都未执行。
对此，瑞典负责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的官员们说，早在1987年他们就获悉南非可能与帕尔梅被刺有关。但是瑞典国家检察官尼尔森和帕尔梅的儿子对于库切和科克上校的证词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帕尔梅不可能是由南非前政权强人杀害的，库切等人提供证词是想借此减轻罪行，逃避惩罚。
如果说96年南非传来的关于帕尔梅被谋杀的内幕消息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于帕尔梅遇刺身亡案的记忆，那么2001年10月27日，在瑞典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则信件，则彻彻底底地震惊了所有瑞典人。
这封信的作者坦言自己就是杀死首相帕尔梅的凶手，而他的名字，在经过1989年的风波后在瑞典早已变得人尽皆知，这个名字，正是当时因为涉嫌杀害帕尔梅但最后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克里斯特·彼得森！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15年前善良的瑞典人因为担心法院错判，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因而公开支持彼得森上诉，并最终让他得以无罪释放。然而，15年后的这一天，彼得森却亲口承认了他谋杀帕尔梅的事实。这对于整个瑞典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嘲弄！
就在这封信被刊登后的第二天，帕尔梅的夫人丽丝贝特就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理丈夫被杀一案，因为先前被无罪释放的嫌疑犯居然在27日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撰文承认了曾刺杀首相的罪行。文章中写到，彼得森事先并未计划刺杀帕尔梅。当晚，他偶然看到首相夫妇进入电影院才心生歹念，到寓所取出枪，然后返回电影院伺机刺杀。文中称，彼得森的谋杀动机是为一名被控制造炸弹后死于狱中的朋友拉尔斯报仇。
至于这份信件是否真的出于彼得森之手，而彼得森为什么当时极力否认而在事件过了15年后又重新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帕尔梅的凶手，这一切的疑问，都还没有解开。
在纪念帕尔梅遇害15周年时，瑞典警方表示，他们将继续悬赏5000万瑞典克朗，利用已掌握的线索，尽全力在2011年此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将凶手绳之以法。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办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三、“和平鸽”的一生
1927年1月30日，奥洛夫·帕尔梅诞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非常富有的上流社会家庭。其全名为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其父贡纳尔·帕尔梅是一家有名的保险公司总经理，母亲伊利莎白·帕尔梅则是拉脱维亚贵族的后裔。
帕尔梅出生的宅邸坐落在东马尔姆斯大街36号，建筑面积很大，此后一直是他成长生活的地方。直到1953年，他26岁时才搬出这所房子。
这所房子的主人是帕尔梅的祖父思文·帕尔梅。据家谱学家考证，帕尔梅祖籍原在现今瑞典南方斯科讷的一个小城——于斯塔德。其祖先原是荷兰人，从事航运业；16世纪时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经商，因生财有道，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商，王室为表彰其功绩，封为贵族，此后便在于斯塔德定居下来。至今在于斯塔德城还有一条名为帕尔梅·吕德尔斯的大街，就是以他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当时斯科讷尚属丹麦，后来归于瑞典。
在帕尔梅7岁那年，他先后失去了一直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和父亲。从此他便与母亲和祖母相依为命。10岁那年，母亲伊利莎白送他进入了上层社会子弟云集的西格通纳寄宿学校。在帕尔梅嬉戏童年之时，瑞典已经摆脱了昔日的贫穷、落后，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一时期，瑞典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两起导致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其一是1932年3月12日“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开枪自杀和他那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垮台；其二是1931年5月14日，瑞典政府派军队镇压工人罢工，造成五死五伤的惨案。
1944年5月，17岁的帕尔梅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毕业后，他曾当过记者，后服过兵役。1947年，帕尔梅进入美国俄亥俄州肯尼昂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文学学士证书。从美国回到瑞典后不久，帕尔梅就接到了去骑兵团参加复训的通知。此时，练兵场上的帕尔梅已是骑兵少尉。这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荣誉，瑞典贵族子弟中十有八九是当骑兵军官。
1949年帕尔梅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业。正是在那一年，他开始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2月21日，他在《瑞典日报》上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战后一代》，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些关键人物的注意。同年春天，帕尔梅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学生的状况。在那里，帕尔梅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杰丽娜·雷尼诺娃。帕尔梅被她的美貌倾倒，而雷尼诺娃又非常向往西方，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
很快，他们宣布结为夫妇。帕尔梅会议结束返回瑞典后，又和雷尼诺娃情书不断，两人终于在1949年圣诞节前夕在布拉格举行婚礼。婚礼结束后，帕尔梅便带着雷尼诺娃离开布拉格回到了瑞典。
回国后帕尔梅将“妻子”雷尼诺娃带回斯德哥尔摩，但没有带她回家，也没有像丈夫一样和她在一起生活，而是将雷尼诺娃安置在另一住所，两年后，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帕尔梅一直守口如瓶，20年后才予透露。雷尼诺娃后来再婚，至今仍住在斯德哥尔摩。
1950年春天，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1951年他获得法律学士学位，次年他当选为全国学生会主席。
1951年，在克里姆普菲耶尔举行的瑞典学生滑雪运动会上，帕尔梅结识了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因为两人之间拥有太多的共同点，因而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1956年春天，帕尔梅和丽丝贝特巧妙地躲开新闻界的注意，悄悄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一座瑞典教堂里登记结婚。婚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去罗马，在意大利度完了蜜月。
1953年夏天，帕尔梅前往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尼和泰国考察，并于同年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这年秋天他在总参谋部任文职人员，不久，有人向正在寻找秘书的埃兰德首相推荐了他。
1954年，帕尔梅正式担任首相秘书一职，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政治生涯。尽管帕尔梅与埃兰德从出身到性格都各不相同，但他富有朝气和解决难题的能力，很受埃兰德的赏识，因而成为埃兰德在任首相期间不可缺少的助手。在正式担任首相助手期间，帕尔梅除了协助埃兰德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埃兰德首相与政府各部、社民党、议会、舆论和宣传媒介以及其他人士之间的联络员。
1955年，他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负责青年团的学习。同时他还成为瑞典工人教育协会的理事。该协会是社民党和总工会于1921年联合创办的学习协会，其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1956年，深受埃兰德赏识的帕尔梅被晋升为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此后，他再也不搞文秘工作，而是主管社会民主党的对外宣传刊物：《政治与进步》。
1958年的大选中，在埃兰德的举荐下，帕尔梅在此次大选中，作为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当选为国会上院议员，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这是埃兰德首相为他设计的重要一步，是帕尔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同年，埃兰德扩大首相府工作班子，又吸收了一批政坛新秀，英瓦尔·卡尔松，即后来接替帕尔梅任首相的那位副首相，便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