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给“沈老板”的大作写篇序言，写什么呢？
就写写我作为良渚文化村最初的村民的生活吧。
2008年农历新年，我把父亲母亲从临海乡下接到杭州。汽车从高速公路下来，驶上繁忙而寂寞的104国道。又开了2公里，车子闪进一条竹子掩映的乡村公路。接连两个转盘之后，车子开进了白鹭郡北的大门，然后一路弯弯曲曲上坡，最后，车子在一片树林前停下，右侧是和山林融为一体的我们的家。父亲忧心忡忡地从车上下来，说：“从乡下来，没想到又回到了乡下。”
初来乍到的父亲觉得良渚文化村太像临海老家了。
我每天就这样先走高速公路，然后走104国道，再走乡间小道，回家。我选择在这里安家，多半是因为脑海里对故乡的记忆。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了童年生活的村子。当父亲母亲也来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我喜欢这种感受。
我们也许是良渚文化村最先入住的村民。2006年12月31日拿到房子，第二天敲墙开始装修；次年7月1日，在一番仪式之后，我们住进了文化村。
我们入住的时候，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人影，每天与花草树木和各种虫子为伴。
这里的飞虫似乎还不怎么认识人类，成群结队地堵在我们前面，撞击我们的脸。我随身带着一把蚊拍，蒲扇一样挥舞着，所到之处，是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虫子终于不敢近身，只是远远地围着转。
最难对付的是臭屁虫。一年四季，房间的墙壁，浴室的玻璃、纱窗都爬满了臭屁虫。你不能吓着它，更不能打死它——会臭死你的。在用尽各种方法之后，最后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用柔软的面巾纸捉住它，像粽子一样包得严严实实，迅速扔进垃圾桶里。
2008年8月，儿子在良渚文化村降生，我们发现了臭屁虫的妙用。寻找臭屁虫、捉拿臭屁虫成了每天最令儿子激动的游戏。一旦发现臭屁虫，儿子就会两眼放光，咿咿呀呀地指挥我们把虫子拿下。后来他自己会走路了，最喜欢的游戏仍然是捉拿臭屁虫。
我们的房子是西边套，站在窗前，可以看见整座山脉从不远处一直绵延到房子的两侧，悠园就被它们紧紧地环抱着。悠园正中间，有一座四方形的凉亭。我们经常坐在那里，春天听雨，夏天乘凉，冬天看雪——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只是傻乎乎地坐在那里，虚度时光。悠园的南边，一半是原生的树林，一半是新铺的草坪，有时，我会和儿子在那里把皮球当足球踢。悠园的北侧，是新植的茶园。沿着茶园中间的台阶拾极而上，是一扇通向山上的铁门。周末，我经常走出这扇门——不，是走进一扇通往寂静、纷繁的乡野山间的门。
出了门，原本是当地农民的地盘。但自从良渚文化村出现以后，当地农民搬走了，外来的“村民”开始进驻，废弃、荒芜的田地被重新开垦。你在乡野山间行走，经常会看见正在地里忙活的戴眼镜的人们。一个周末，在茶语古道的走廊里，我遇见四位正在闲聊的文化村“村民”，他们的老家分别在山东、湖南、江西和江苏。这真是当代城镇变迁的奇迹。
在现在的随园嘉树小区的位置，曾经是临时菜场。但更多时候，我会开着车到良渚镇上去买菜。那里的菜场足够大，在菜场的西南角，每天早上会有很多农民在那里出售自己家的蔬菜、水果、土鸡蛋。我通常会买够吃一个星期的菜，把一台对开门268升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村子里陆陆续续搬进一些拖家带口的村民——老人、年轻人、孩子。白天，年轻人上班去了，老人和孩子留守在村子里。傍晚，年轻人下班回家了，老人和孩子就聚集在村口，不时地朝小区大门张望。
有一次我遇到万科的吴总，我说：要是村口放几张桌子、几把椅子，那该有多好。
不久，白鹭郡门口喜事多便利店的门前，果然就多了几张桌子和椅子。那里成了老人和孩子们最喜欢待的地方。
以上这些，都是2009年以前的记忆。2009年，因为儿子要上幼儿园，我们搬回了城里。但是周末，我们会回到良渚文化村住。每次去，都会发现村子又不一样了。村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住进了这个村子。寂寞的村子正变得越来越热闹。出了小区大门，除了乡野山间，有越来越多的热闹的地方可去。是啊，它是村子，可是，它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也许，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仍然是2009年以前的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19楼创始人
林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