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政治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早年，他崇拜资本主义文明，倾心向往的，是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他热辣辣的赞美巴黎的一段话，很足以说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追求。
“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这般绝对自由的地方，还不是人间乐园吗？有了这种地方，谁还羡慕天国？要说志摩有什么政治信仰的话，恐怕这就是他的信仰了。志摩对西方民主社会的信仰，出之于感情体验方面的居多，而真正深入下去，进行具有科学性质的观察、探讨、摸索研究，是根本谈不上的。
因而，这样的信仰也就很脆弱。一旦发现它永远只能存在于头脑的想象之中，现实的土壤上根本容不得它的存在。信仰者本身就很容易一转而为绝望、消沉。建筑在感情基础上的美好想象总是容易被击碎的。
1928年3月，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创刊。在“发刊词”中，他含沙射影地对左翼文艺界施以攻击，根据他那自由主义立场，在文艺上打出了“健康”与“尊严”两面旗帜。声称“凭这一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志摩的行为，遭受到左翼作家的严厉斥责。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左翼文艺家给予他的抨击，使他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狂热崇拜的怀疑，更日趋严重。他逐渐明白，在中国，他是一个大不合时宜的人。
1930年10月，志摩怀着一颗矛盾万端、苍凉凄苦的心，来到了北京。他非常希望突破紧紧捆缚在他身上的复杂的人事世情之网，但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毅然否定旧我，如同别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时代的斗争，到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寻求欢乐、寻求超越、寻求个人在生活中的恰当位置。他没有这种勇气。更可叹的，命运似乎也冷落了他，在他个人、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时，没有给他造成一个思想转变的环境。他仍然生活在与原先雷同的小圈圈内：吟诗、听戏、喝酒、游山玩水……这样，当个人痛苦无法克服、要寻求解脱时，充其量，他就只能找到知心密友倾诉衷肠，在缱绻柔情中，暂时得到点麻醉、刺激与慰藉。他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只有到风狂雨骤的社会生活中，接受艰难痛苦的磨练，才是从根本上治愈心灵创伤的一帖良药。
这时，秀外慧中娴淑贞静的林徽因已在北京安了家。她的丈夫梁思成在沈阳东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她本来随丈夫去了东北，后来生病，东北的医疗条件不好，在志摩的劝说下，她便回到北京，独居家中养病。
在古都北京，志摩与林徽因再度相会。这年，志摩三十五岁，林徽因也满了二十九岁。这些年来，两个人都经历了复杂的人生道路。顾念前尘，真是万念丛集，一腔心事无从说起。不想这时梁家已是谣言四起，说什么志摩不忘旧情人，林徽因也惦念着与志摩重拾旧好。
消息灵通的小曼，不知从哪里听到些什么，写信大大地奚落了志摩一番。志摩回小曼的信中，说得较多些，但吞吞吐吐，也是语焉不详——
“……我不会伺候病，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你是知道的，何必再来说笑我。”
正是这次在北京逗留期间，志摩做出了一项对他说来是至关重大的决定。即晢时抛开上海的家，到北京大学来任教。
而且，事情办得干脆利落，人未出北京，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的教职，已统统辞掉。北京大学方面的功课接着安排妥当。至于《新月》月刊的编务，就更不成问题，随人走就是。况且，新月社的一班人马又以在北京的居多，编起来反更觉得心应手。
志摩回到上海，小曼猛听到这一变动，犹如当头一击，免不了同丈夫吵闹一通。无奈已成定局，吵闹已不济事。最后提出条件，一定要志摩每月提供五百元做家用。志摩扳着指头算了一算：北大月薪三百；女子大学温源宁每周有八个小时的课，因见志摩花费浩大，也让给了他，每月可得二百八十元；另外，他自己还有翻译、写作计划。情况顺利了，也可得一二百元。算来算去，收支相较，还绰有余裕，他便一口答应了小曼的要求。他没有考虑到的是：他这笔帐收入一项全是冒打，而支出一项则还要膨胀。小曼要的价不能降低，而学校会欠薪；心情不好，事情忙冗时，也写不出东西。最后弄到个债务缠身，心力交瘁。
与家庭失和，始终不能得到父亲的谅解，又是使志摩经常激动不安的又一件烦心事。
自从与张幼仪离婚后，志摩与家庭的关系便濒于破裂的边缘。那时，极其疼爱他的祖母健在，母亲也还能操持一部分家政，由于她们，徐申如还不至于做出太绝情的行动。与小曼结婚，志摩再度刺伤老人的心。这时，祖母已经去世，母亲病体缠身，终年呻吟床褥，无力过问杂事。本来就是勉强维持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彻底决裂了。徐申如一怒之下，宣布不认这个独生儿子。虽经朋友亲戚劝解说合，卒无效果。
在这奇怪的家庭关系中，最受人赞誉的莫过于张幼仪了。她同志摩离婚，为的是成全他的幸福（内心深处也是为的自尊）；离婚后，她不再嫁人，做了徐申如的干女儿，安心生活在徐家，代替志摩恪尽孝道。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她理所当然地回避小曼，从不见小曼的面，但背后，在任何场合，她也都不议论小曼的短长。在徐申如处理家产的时候，张幼仪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风格，替志摩争取到了父亲名下三分之一的家产。现在母亲的病重，志摩丢掉手头一切工作，回到硖石老家。
但在是否让小曼回乡探亲的问题上，又与父亲发生了强烈的争执。后来，就连母亲去世大殓那天，小曼也未能出丧。母亲亡故，又和父亲吵翻，志摩对这个家已是一无依恋。
从1931年年初，志摩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刚投入新环境，照例是会有些新鲜之感的。可悲的是，志摩没有认识到，这种短暂的兴奋不过是小孩子刚穿上新衣服时那样的感觉，还真诚地以为是自己的生命寻找到了新的支点，又在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做他梦想中的大事业了：
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间摇动活了我久蜇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A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幔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别再走错了路。
这里所指的“不少烦心事”想必指的是“家庭间父子不睦”，而所谓“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大约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正“为林徽因所牵”。
或许是因为志摩作为诗人天生就有着浪漫的因子，而意志与理智又太弱了。离开家，家的份量反而显得更重了。这一期间，志摩写给小曼的信里，充满了如狂如醉如痴如迷的热烈情调，那一支火柴能点得燃的热情，像可怕的山洪般朝小曼涌去。
为了救渡小曼，同时也是为了救渡自己，志摩开始频频劝诱小曼，要她下决心抛掉上海这种生活，跟他一起去北京，到那干正经事业的朋友圈子中去。但任凭他苦口婆心、百般解释，小曼心如铁石，毫不为之所动。
在北京的志摩住在米粮库胡同胡适的家中。这是一座考究精美的洋式二层楼房。热情好客的胡太太特意在二楼上收拾出一个房间给志摩。这儿离市区远，周围全是些古朴的四合院，环境极其清静。他们有自己单独的院落，院子里有两棵上百年的大槐树，枝繁叶密。靠北墙比邻而居的，是一个很有音乐素养的人。月白风清之夜，推窗而望，繁茂的古槐撤下满地浓荫，随着阵阵轻风，从隔壁传来悠扬动听的古琴声，哀哀怨怨，让心情郁闷的志摩更加烦恼不堪。
志摩在北京像头“老牛”般的拼命兼课，写作，想尽法子多挣几个钱。这种情况，在他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出身豪富不说，单他那副无拘无束的性格，就不像个抓钱的。但现在，他迫切地感觉到了钱的要紧。他债务缠身，愁得吃不下睡不好。
越是惜钱，钱去得越快。他挣钱的数目不能算小，每月总得在五、六百元以上，但钱一到手，往往在想不起是买了一领长衫还是几篓廉价水果时，就无影无踪了。上海的家，简直就像需要用铜元垒砌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