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不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他们的传记也就叫做世家。从西周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刺客列传》等。70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家之绝唱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300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司马迁著史，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探讨人类的生存状态。通古今之变，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成一家之言，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
史家必备的史才、史胆在司马迁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正如《汉书·司马迁传》所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具有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
《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
在叙事艺术方面，《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并在细节上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主体突出，避免重复。
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方面，《史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运用生活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运用对话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运用戏剧性的场景，展示人物性格。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强烈的对比中刻画人物。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在语言艺术方面，《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充满情感、富于生气，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急促，有时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汉乐府的出现
汉武帝时，政府设了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叫乐府。它的具体任务一是将文人创作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谱上曲，以备朝廷在举行大典、祭祀和欣赏时用。二是广泛收集民间歌谣曲调、配置歌谱供统治者娱乐。后来人们将乐府中保存下来的歌辞也叫“乐府”，统称为“乐府诗”。其中的民歌部分，称为“乐府民歌”。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收集乐府歌词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诗分为12类。民间无名氏的作品多数收集在“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这五类中。
乐府诗
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什么叫乐府诗？汉武帝时，政府设了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叫乐府。它的具体任务一是将文人创作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谱上曲，以备朝廷在举行大典、祭祀和欣赏时用。二是广泛收集民间歌谣曲调、配置歌谱供统治者娱乐。后来人们将乐府中保存下来的歌辞也叫“乐府”，统称为“乐府诗”。其中的民歌部分，称为“乐府民歌”。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收集乐府歌词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诗分为12类。民间无名氏的作品多数收集在“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这五类中。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乐府诗里最富有斗争性和深刻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的是“清商曲”里的《东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