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册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洪武五年（1372）在独秀峰下建靖江王府。洪武八年（1375）增筑南城，将桂林南城墙由榕杉湖北岸拓展至桃花江北岸。洪武九年十一月，靖江王就藩桂林。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筑王城，南北长555米，东西宽340米，周长1790米，东南西北分别辟有体仁、端礼、遵义、广智四门。这时的桂林城较之宋元时期已拓宽了1/3，加之王府、王城城坚门深，布局严谨，气势森然，大有固若金汤之势。《徐霞客游记》中关于靖江王府及明代桂林城的亲历描述，仅着重对山川风物的记述，对于靖江王府几乎是一片空白，倒是在一本世人鲜见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一书中，有关于桂林靖江王府建筑方面的描述。作者佩雷拉在见闻录中写道：“墙并不很高，向外的一面涂着红色。全部围墙组成了一个四边形，周长如此之长，有人说和果阿的全部城墙一样长。每一面的墙上都开着一扇门，上面有门楼，是木建的，极为精致。四扇门中最主要的一扇位于一条主要大街上。”“无论是房屋顶还是门楼顶都盖着红色的玻璃瓦。”“围墙之内是美丽的大花园，种着粗茎菊、石竹花及香花异草。此外围墙之内到处生长着野生树丛，有栎树、栗树、柏树、松树、雪松以及原产地的其他野生树木，形成了郁郁葱葱、独一无二的树林。林内则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和其他野兽，可供靖江王们享乐度日。”佩雷拉的这些记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明代靖江王城的实况资料，这是明清以来方志、史籍记述所无法比拟的。府治移至中山路以西、丽泽门以东一带，县治移至榕湖以南今中医院一带，商业集中在解放东路、解放西路、中山中路，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聚集地，这时的店铺建筑林立，府署建筑气派森严，王府建筑华丽精美，民居建筑已经大规模出现。除了城市中的民居建筑，这一时期散布于乡间的民居建筑同时大量涌现，至今仍有实物例证的有灵川江头村古民居、大河乡窑里村古民居、东窑古民居，以及阳朔旧县、兴坪渔村古民居，从现存的这些古民居来看，建筑体量偏小，无院落，建筑外观朴素无雕饰。明代建筑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公共建筑的大规模建设，大量的官道、码头、桥梁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明代崇祯十年（1637）四月二十九日，徐霞客进入桂林后目睹了桂林靖江王府的恢宏壮丽，虞山庙的庄严肃穆以及桂林就日门、定桂门、丽泽门等诸多城门、衙署、民居和庙宇。大圩的万寿桥、白沙的富里桥、遇龙桥就是保存至今的桥梁实物例证。寺庙则在保留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的基础上，已无需添建，明代的桂林仅见明孝宗为屈死的生母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圣寿寺。其他的寺观庙宇，即使有所新建，大多名不见经传，史籍缺载，遗址难寻。
清军入主中原，明朝灭亡。靖江诸王在承袭了14代、历经270余年之后，定南王孔有德于清顺治七年（1650）攻入桂林，将明代靖江王府攫为自己的王府。仅仅两年时光，李定国率农民军攻克桂林，孔有德兵败，王府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半个多月，仅存台基、石雕栏杆及云阶玉陛。清顺治十四年（1657）改建贡院，王府无存，城池依旧。清代桂林城池的格局悉依明制。
桂林的山水园林发乎于南朝，盛于唐宋，经历了元明两朝的积淀，到清代达到高峰。南朝的颜延之于公元424年开发独秀峰及读书岩，开创了桂林山水园林建设的先河。唐宋开始，北方的商贾名宦、名流学士相继来到了桂林，大好的江山美景，为他们修亭造园开发景致提供了用武之地。唐宋时期，李渤、李商隐、柳宗元、范成大、方信孺、刘克庄等人，先后建设开发了虞山、西山、隐山、南溪山、独秀峰、叠彩山以及象山、訾洲和尧山，他们组织人力“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构筑了大量的园林建筑。宋代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理水植树美化景观，使桂林的山水园林既依从了自然，又超越了自然，到元代已形成了桂岭晴岚、舜洞薰风、訾洲烟雨、东渡春澜等桂林八景。明代兴建园林之风更加盛行，王府园林、私家园林及宗教园林争奇斗丽。明代靖江王府的御花园中，“亭有清樾、喜阳、拱秀、望江。台有凌虚，馆有中和，室有延生，轩有可心，所有修玄，门有拥翠、平矗、拱辰、朝天……其下有池曰月牙，可用泛舟，又有乐山、探奇、瞻云之处，可备清眺，穿云则将陟巅之道也”。
清代，桂林的经济繁荣几乎涵盖了周边十二县的每个角落，园林从此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在桂林城内，八桂厅曲径通幽，八桂堂拥苍叠翠，五美堂气宇轩昂，芙蓉池馆精巧雅致，湖西庄别墅则是朱墙粉榭、临水人家，尤其是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建成的雁山别墅，在真山真水间兴建了一处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私家园林，其造园艺术为当时岭南之冠。桂林历代修筑的园林建筑有近200余座，这些建筑或依山傍水或临泉听流，通过园主人采用屏俗收佳的手法，剪辑、调度、点缀，令这些各臻其妙的私家园林景随步移、步移景异，形成层次丰富、变幻无穷的园林景观。清代商贾云集桂林，物流通畅，经济发达，外埠落籍桂林的商界人士为了一解思乡之情，就近联谊乡情聚会，于是开始建立同乡会会馆。在桂林，规模最大的要数湖南会馆，它坐落在今松坡中学内。位于今滨江小学内的江西会馆则以建筑的雕饰精美而得名。其他还有江南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和福建会馆等十余处。清代的古民居则达到了民居建筑艺术的巅峰，木雕、砖雕、灰批浮塑无所不能，无处不精。从单体的群落而言，阳朔高田朗梓的一户人家就有三进深三院落外加厨房餐厅、佣人、长工住房及炮楼等配套群落，虽地处深山中的壮族聚居地，却有宫殿般的尊卑等级。而灌阳文市的唐景涛故居则是在一个偌大的围墙内，布置了四水归堂的三进深院落式住宅、两进深带天井式书楼、外加糟坊及气宇轩昂的三开间大门楼，仅后花园就占地三亩多，十足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清代有一定的建筑规模的住宅远不止这两处，桂林五美堂别墅、湖西庄、灵川迪塘的李膺品故里、恭城莲花朗山的古民居、阳朔白沙的进士庄园，无一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子才能兴建得起的。
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水平处于桂林建筑史上的巅峰地位。木雕的门窗格扇、纹饰层出不穷，无论人物走兽还是花鸟鱼虫，都是惟妙惟肖、精雕细刻。即便是坚硬的石材，根据建筑的需求，同样有缕雕、立雕、平雕、线刻。灰批、浮塑、彩绘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木雕门窗中，门窗雕刻精致的有白沙旧县进士庄园，兴坪渔村和灵田迪塘等地；吊挂木雕狮则以恭城豸游周氏家祠为上品。至于石雕，则是灌阳月岭的石牌坊，陈宏谋故里的门蹲狮，莲花朗山古民居中的石柱础，豸游的石门槛等雕刻最为考究。而兴安漠川乡榜上村的清代陈克昌大墓、桂林尧山的岑毓英墓则以占地面积广、雕刻精美而远近闻名。
清代交通发达，这一时期的桥梁更是异彩纷呈，从桥梁的建筑形式上分有廊桥、亭桥、风雨桥、平板桥和券拱桥等；从材质上分有木质桥、石质桥等。廊亭式风雨桥在汉族地区的代表作当为全州县文桥乡的郑家桥、龙水乡的虹饮桥以及阳朔金宝乡的永安大木桥等。而地处桂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间，风雨桥更是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的样式，它们体现了桂北侗、壮、苗、瑶诸民族高度的聪明才智和高尚的审美情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龙胜地灵风雨桥、伟江红军桥、蒙洞接龙桥。清代石拱桥有灵川大圩跨鸾桥，临桂会仙铜桥，平乐同安石拱桥。而南边山乡的双凤桥则以券拱为主桥，桥堍两端架设平板石梁桥作为二级泄洪通道而成为桂林最大的石拱桥和最具科学泄洪原理的石桥。从清代的桥梁施工技术来看，这一时期的石拱桥已经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券拱严丝合缝，拱弧简洁流畅，桥基施工技术成熟，经历一二百年的洪水冲刷无明显因沉降而造成的拉裂扭曲等现象。桥面的护栏板雕刻更精美，其代表作有兴安灵渠状元桥和平乐沙子的石拱桥。
五、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风东渐的工业化逼入中国传统文化，使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桂林也不例外。桂林城内为了便于汽车的通行，于民国初年（1911）扒开了翊武路附中南侧的城墙。民国二十二年（1933），桂林城内开始扩修街道，拆除了城南的宁远门、阳桥北岸的钟鼓楼以及榕树门附近的城墙。当局毁青石板道，各户改建西式楼房。为了沟通城西的交通，硕大的丽泽门、西门被夷为平地，为了修建榕杉湖堤岸，紧接着把榕杉湖北岸的宋代城墙的料石撬出，好端端的一段唐宋古城墙被毁于一旦。据《桂林漓江河堤记》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时任桂林市市长的陈恩元，奉白副总长面谕，为了解决河堤建设的经费不足，决定“堤岸拥壁利用城墙旧石砌结而成，至于土方则取用城墙旧土填筑”。由此一来，为了修建滨江大道河堤，把好端端的一段宋代城墙拆毁。全长2.6公里的滨江大道河堤修成之后，又拆掉漓江剧院以南到少年宫一带长达3.5公里的明城墙，所有的大料石用于砌筑桃花江、阳江河堤驳岸。民国三十七年（1948），扩建解放东路、解放西路、中山路南门桥到鹦鹉山段，路面统一拓宽到30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城市进行大规模建设之初，为了修筑从三多路口到附中南大门的翊武路，在拆除翊武路东侧低矮民房时，把保存了七百多年的宋代料石城墙全线拆除。这一段千余米的城墙，包括了藏兵洞、烽火台、敌楼，无疑是桂林仅存的宋代城池的一个完整标本。这段城垣从此消失以后，只能在桂林的史籍中得到印证。城池没有了，王府在清代变成贡院之后，民国初年作为孙中山的北阀行营与广西省政府的办公场所，革故鼎新，把承运门建成中西合璧风格的政府大门，承运殿重建成中西合璧的两层砖瓦结构的办公大楼，王宫台基上建成了礼堂，中轴线两侧新建了各厅、各部委的行政办公楼，俨然一个民国时期的王宫。这时的广西省政府应该说是桂林当时最庄严气派、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了。好在当时的官员没有下手太狠，承运门、承运殿的台阶、云阶玉陛以及青石板御道得以保留，20世纪70年代，为了便利交通，市政部门在从西华门到东华门、正阳门到承运门之间的青石板道上面覆盖了一层沥清路面，从此完成了对靖江王府旧址的“现代化建设”。
王城王府物去事非，抗战期间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使桂林成为一片焦土，整个桂林城几乎无法见到一幢完整的民房，连王府的端礼门也被炸塌，城中只留下少量的寺观、会馆。2000年桂林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之前，以十字街为中心的骑楼式建筑，都是光复以后所建。民国年间五美堂因唐氏后人无能，只好拆零卖掉。拓园因李氏后人无力经营而毁，雁山别墅于民国后期开始荒芜坍塌。因城市建设需要，位于原小井巷南侧、中山中路西侧的基督教堂在存续了百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
桂林城内如此，桂林郊外及周边12县同样遭遇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危害。交通的发达，公路的开通，著名的长岗岭湘桂古道被人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素有“小南京”之称的长岗岭村，从此没有外人到这里驻足；唐代到民国，从桂林到平乐荔浦的古道因为民国二十六年十月（1937）修通了桂阳公路，一夜之间变得荒凉冷清。道路荒废了，桥梁也因无人修理而坍塌，能幸存于世的已是凤毛麟角。古民居则是在土改后，把地主、富农的豪宅分给穷苦农民，多家人杂处一院，又非自身祖业不懂珍惜，古民居因此而任其风雨摧残。更有恶劣者，拆匾额当猪圈，拆卖门窗雕花以养家糊口，拆旧屋建新房，在遭受了大自然的损毁和人为的破坏之后，桂林及周边12县的古民居已所剩无几，此时的桂林处于一个百废待兴、苦难深重的时期。
六、新中国成立以来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和大规模建设中，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大炼钢铁，60年代初的苏联逼债，60年代末开始的十年动乱，即使是中国的政治风波一个接一个，桂林市仍然重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
1951年，桂林市成立了名胜古迹修缮保管委员会，致力于风景文物资源的调查保护和修复工作，重点修复了花桥。1963年，成立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下设立了办事机构。1973年成立文管会办公室，主要负责桂林市的文物保护、普查和修复。1980年与桂林市规划局联合对两县一郊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文物普查，一共遴选出122处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率先修复了普贤塔、寿福塔和舍利塔以及云峰寺。20世纪90年代后，修复了李宗仁故居、官邸等一大批名人故居，复原了中山纪念塔、三将军纪念碑等遗迹，并对所有地面文物实施了有计划的维修。到目前为止，桂林市所辖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6批、244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批、7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批、11处，内容包括城池衙署、陵墓牌坊、民居别墅、名人故居以及古遗址、古窑址等与人类生活紧密相连的历史文化及遗存。桂林在考古发掘、文物普查及保护等方面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古建筑的保护及研究工作依然相对滞后，尤其是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受大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之保护经费的缺口较大，很多已经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很难有条件得到保护维修经费，更何况目前仍有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各类古建筑亟待维修。因此，保护维修的经费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来说简直杯水车薪。
走进桂林，如同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桂林古建筑则是桂林人民在历经数千年文明的传承与积累中，融合了海内外优秀文化、结合自身的文化习性而创造出的独具一格的建筑艺术。桂林古建筑的生成和发展，为后人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的完整画卷。解读桂林古建筑经历的风雨历程，了解其特殊价值，我们定能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