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复杂，说起来不简单，有点绕口。就在昨天，我作品的海外代理人谭光磊先生来邮道，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托《纽约时报》记者DIDI女士问我一个问题，后者为《解密》的英文版刚到杭州访过我。恐是忧我孤陋，有眼不识泰山，谭在信中特别强调：王教授是夏志清之后海外华语文坛的掌门人。多虑了，我在文学圈浸泡近三十年，王先生的大名自是知晓。虽素未谋面，无只语交际，但先生的文章没少看，受益多。
问题原文是英语，DIDI女士知我是土鳖，已经把它译成中文：
麦先生写的是中国的间谍/资料/秘密世界。他怎么看“斯诺登后”的全世界这个现象呢？我们是不是都住在一个间谍，密码数，阴谋，秘密的大道横行的社会？
恕我直言，翻译有些别扭，个别词言不及义。不过够了，我知道在问什么。我甚至知道更多，比如DIDI女士为何不直接与我沟通（刚采访过我啊），要请我的代理出面周折，大抵是她觉得这问题有点敏感，怕我婉拒。也许她记忆犹新，我是个谨慎的人，时常笑而不答，或者思而不语。其实我无语不是谨慎，是怯场，嘴笨。我有点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何况面对的是一双不时词不达意的蓝眼睛、长睫毛。DIDI女士出生在爱尔兰，少女时代在香港度过，那不是学中文的最理想之地，否则她的中文一定会少些词不达意，我也不至于给她留下那么多谨言慎语的把柄。
人到五十知天命，我今年正好这个年纪。既然天命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畏头缩尾的？坦坦荡荡做人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最敞开的心怀，坦诚作答。这回面对的是文字，怯懦嘴笨的那个人变得神思泉涌，快人快语，转眼工夫已经敲出一页A4纸，像个话痨——
斯诺登是上帝（宇宙）的孩子，也是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问题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不得不是某个国家的人；更大的问题是他不但有国家，而且还有一份肩负着国家安全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被誉为是神圣的，是公民意义上的崇高神职，他必须为这个职业放弃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他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单方面撕毁了这个被普世接受的约定，因而他的形象笃定变得夸张、异类，像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既是极端的丑，又是极端的美。
毋庸置疑，我小说《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和斯诺登是同一种人，都是为国家安全这份至高神职修行的，异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在两个心向背的世界里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
英雄也好，死敌也罢；斯诺登也好，容金珍也罢，他们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可悲的是，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坦率说，斯诺登揭露的不是美国的丑，而是当今世界。这个世界被科技绑架了，不论是X国还是Y国，我忧郁地认为，只要他们拥有相应的技术，都会干出相应的勾当。科技让我们变得无所不能，又四面受敌，危在旦夕。科技，一头风做的怪兽，正在把世界缩小成一个键钮：按下某个键，地球上每一只蚂蚁都要死。这个时候，谈个人隐世也许是奢侈，因为无论如何，求生的权欲是上帝赋予的。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个间谍、阴谋、秘密大道横行的社会”。
我不会站在容金珍角度嘲笑斯诺登，也不会以斯诺登的目光去鄙视容金珍。我很遗憾无法选择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荣幸做了文学的孩子：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个职业。文学让我变得宽广坦然，上帝在我身边，我敢对魔鬼发话。听着，如果没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人文精神的代代传承，科技这头怪兽也许早把我们灭了，即使不灭，恐怕也都变成一群恐龙、僵尸，只会改天换地，不会感天动地；只有脚步声，没有心跳声；只会流血，不会流泪；只会恨，不会爱；只会战，不会和；只会变，不会守……以文学为母体的人文艺术，像春天之于花一样，让我们内心日日夜夜、逐渐又逐渐地变得柔软、饱满、宽广、细腻、温良，使科技这头怪兽至今还在我们驯养中。
我不知道王教授对我的答卷会不会满意。作为一位专事文学教职工作者，我把文学看得那么高大，说得那么美妙，我思忖他也许会满意的。但是我发誓，上帝就在身边，我愿意对上帝发誓，我说的是真话，绝没有半点投机取巧的心思。我深信，我对上帝的诚实比博得王教授的欢喜更要紧。
2014.1.17
于杭州西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