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听说中央要在昔阳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在昔阳。一路上我们猜想，很可能是要我俩参加筹备工作，帮助写材料。车到昔阳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先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诉我们，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省委要我们急如星火赶来大寨，显然与江青有关。‘文化革命’中我们受尽了折磨，一听江青这两个字不由得头皮就有点发炸。如今不知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俩要来，房间也已安排好了。问他叫我们来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饭，他就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如今门口已站上了岗哨。一进大门正好碰上于会泳。所长介绍后，于会泳‘嗯’了一声说：‘来，先帮助抄稿子。’随即把我俩领进大门旁的一座屋子里。”
“屋里摆着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在抄写什么。于会泳从一本扯开的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给了孙谦，又撕下几页交给我，要我们往稿纸上誊抄。看样子是讲话笔记，可无头无尾不知在说什么。我们正要动手抄写，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孙谦、马烽来了没有？’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簇拥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江青确实认识孙谦，50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
“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顺着一条倾斜的水泥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回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老孙问我：‘江青和你说什么来？’我忙把路上江青说的话告了他。他说：‘你就没问她叫咱来干啥？’我说：‘我敢问吗？你要有胆量你就去问问！’老孙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俩蹲在那里，一连抽了两支烟。”
“远远看到陈永贵上虎头山来了。我俩原本打算过去和陈永贵打个招呼，侧面打听一下调我们来干什么，可这时只见江青不再摘花椒了，边接过护士递去的水杯，边迎上去和陈永贵说话。我俩也就不好过去了。后来江青招呼我们一同和陈永贵拍了几张集体照。陈永贵说要到县城去开会，匆匆就走了……”
“午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么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和江青半天的接触中，虽然她显得很热情，但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近两年听一些知心朋友们背后传说，这是个说变脸就变脸的人物。她究竟叫我们来干什么？左猜右猜也猜不透，这就只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崔嵬是《山花》的导演。我们问他影片拍得怎么样了，他说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几场内景戏，很快就可结束。他说：‘正忙得马踩车，于会泳一个紧急电话说江青叫我们马上来。不知这位老佛爷又要发什么指令！’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经花了四十万元……’江青说：‘四十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刚走到他家那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去打搅副总理。幸好走过来一个上地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和老孙热情地打招呼。她听说我们是去找陈永贵，忙向警卫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不让见可不沾。’警员就不再拦阻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与第二次喝酒之间，相隔了十年。十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他所处位置，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
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陈永贵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当我向马烽提及这些变化时，马烽说了这样一番话：“陈永贵是个悲剧。他一个农民，就弄毬不了个政治，硬是把人家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现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创作原则，要求剧本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与走资派的斗争。当时弄得我俩是有苦难言，既不敢洗手不干，又不能不听从指挥，只好硬着头皮修改，翻来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后总算又拍了出来，剧名也由原来的《千秋大业》改为了《山花》。虽然导演是一流的导演，演员是一流的演员，但剧本基本上是失败的。”
